《中华智圣》与读者交流（一）

《中华智圣》发行后，受到众多朋友的关注，他们在阅读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认真的精神和专业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感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就网友“紧急撤离”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作答，互相商榷，共同进步，并以求不断完善此书。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1.为什么没有收录《周易》的作者周文王姬昌？

本书在草稿阶段，曾拟收周文王姬昌，并为其作了小传。但在初选时即落选。主要原因有三:

（一）名言难选

周文王姬昌的言论，今日所见无几。若将其收入本书中，他的思想代表作必定是因《周易》而“立言”，因为其余的存世思想言论几乎无确切的句子可选。但《周易》的作者至今尚无定论，我们今天称颂《周易》是一部辉煌巨著，但如果不能确定其作者是谁，以“智圣”人物为主题构架的本书是无法突破既定体例的。

我们知道，易学在古代中国有着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早在周文王之前，易学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伏羲、神农到轩辕，实际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许多年。远古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敬天地敬祖宗的卜筮实践中，感悟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逐渐形成系列思想，这些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互相串连和互相渗透，渐渐清晰地浮现出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烧灼卜骨的表现显露出河图、洛书的雏形，由数码到数字，再到抽象的卦象。相传在上古时，伏羲氏先将其归纳总结，用蓍草反复排列，而画为八卦。他根据所在时代生活中最主要的几个因素所确立的八卦，整合了这八种因素推演构造出的世事百象的变动机理，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就是原始的“易”。

之所以称为“易”，后世的解释主要有：（1）不易。事物随着时空变幻，现象虽然在不断变化，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不会变，恒常的道不变。“易”即是“道”，是恒常的真理。（2）简易。大道至简，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理论上丰富而简朴的方法论。（3）变易。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天下万物是常变的。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易”引申为蜥蜴的变易义。（4）交易。亦即阴消阳长、阳长阴消的相互变化，如太极图所显示。《系辞传》有“生生之谓易”，是说生生不息的意思。（5）规则。理解西周之“易”，应当了解西周礼乐制度。《周易》保存了西周钟鼓“交响乐”的框架规制。易即雅乐。礼和乐都是统治阶级驾驭黎民百姓、维护宗法制度的手段和工具。除此之外，从字面上理解，又有：日月为易，象征阴阳；日出为易，“天干”的本义。易，还是占卜之名。

在姬昌生活的年代，当时已经有众多的易学流派。除伏羲氏创造了先天易（又称先天八卦）之外，神农氏创造了连山易（又称连山八卦），轩辕氏创造了归藏易（又称归藏八卦）。连山易从坎卦开始，归藏易从坤卦起篇。《周礼·春官》记载:“大卜掌三兆之法……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由此可见，在周初的《易经》中就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本子。前两种在汉代时已经失传，只有“大哉干元”的《周易》存世。在流传至今的巫教、佛教、道教等教义中，还有在民间社团和传说中，仍遗存有先天易、连山易、归藏易的一些神奇秘传。

商末周初，伏羲的“先天易”较为流行。今天我们所说的“易”，通常指的就是发展于姬昌的“周易”，它从干卦立文，根源于伏羲的“先天易”。据说，姬昌有着丰富的个人生活阅历，他在被商纣王囚禁于京都之郊羑里时，联想到了天地阴阳的变易之道，并对新编易经中的卦辞进行再次赋值，内容大多取材于当时的政治、民生、气候、地理，其中还有一些也许是他的个人感受。经过悉心钻研，姬昌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并加以规范化、条理化，进而演绎推演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全部内容，世称《周易》。之所以叫《周易》，是因为这部书流行在周朝，又简称《易》，或统称《易经》。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到春秋后期，孔子再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周易》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

《易经》的如此丰富、变异和流变，使作者的身份确定成为数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谜题。有人依司马迁《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而认同《易经》乃姬昌所著，但在历代又都有不同的观点。早在伏羲《易经·系辞下》中即称庖牲氏王天下，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在众多的争论中尤以“三圣说”较为典型，这种观点认为，《周易》中《易经》与《经传》两部乃是伏羲、文王、周公（或孔子）三人合著。还有种观点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剔除了传说中的伏羲。从典籍史料看，也是众说纷纭。《史记》记载：“伏羲纯厚，作易八卦。”“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十四爻而治天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说明孔子对《易》有过精深研究。《仲尼弟子列传》则进一步佐证曰：“孔子传易于瞿。”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记载有孔子与弟子研讨易经的情况。宋代朱熹认为，《易经》里面有伏羲的易，有周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在读易的时候，必须把这三个人的易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宋代欧阳修所撰《易意子问》中则称：《易经》中的《文言》、《系辞》《杂卦》等篇与孔子根本毫无关系。清代龚自珍又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近代皮锡瑞认为：“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会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康有为明确表示，孔子不是《周易》的合著者，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

现代有众多学者认为，《周易》属既非文又非史也非哲的一类杂著，作者不可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十翼”讲点哲理，可算哲，上、下经则本是蓍占用的卦辞、爻辞，严格地讲，已涉及民俗学而并非全是哲，当然更不能算文史。他们的结论是，《周易》非一人之作，姓名不可考，《易经》卦、爻辞是编纂而成的，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周易》是以邹鲁文化和荆楚文化为背景，同时承受三晋与燕齐文化的乳汁，是晚周各思想的汇流与结晶。著名学者郭沫若认为，孔子不但不是《周易》的作者，而且根本没有读过《周易》，《论语》中关于孔子“五十以学易”的话，鲁语“易”字也作“亦”，不足为信；而《周易》中多次出现的“子曰”非孔子而为荀子。由此 郭先生推断《周易》大多出于荀子门人之手，并认为《周易》可能是战国前楚人馯臂弓汇编成册。

《周易》如此自身就有说不清的“版权”问题，辑录入选名言时就很容易会把他们的言论“张冠李戴”。

（二）人物小传难以写实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残缺，现代人对周文王的了解甚少，有限的认识还存在严重偏差。从先秦典籍中有关文王的记载看，有迹可寻的如：《书·康诰》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诗·大雅·大明》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左传·襄公四年》曰：“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孟子·滕文公下》引《泰誓》云：“我武维扬，侵之于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墨子·非攻下》云：“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周文王的记叙有五百余字，记录他“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行仁的文字很少，更多的是叙述他的征伐之战功，如：“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邗……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

这些典籍史料虽然支离破碎，但连缀起来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姬昌的主要功绩在于征伐。他利用纣王赐予的能够征伐其它诸侯的“弓矢斧钺”，不断挑起战火，蚕食其它诸侯，这其中就包括向纣王进言而使他被囚禁的崇侯虎。为了巩固翦商成果，姬昌还将都城从岐下迁到丰。姬昌在羑里狱中研究“易经”，或许是一种打发寂寞日子的业余爱好。他作为军政兼通、有勇有谋的奴隶主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一位“武功”多于“文治”的历史人物，只是后世历代根据需要，把他硬向“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上靠拢（“内圣”指内有圣人之德，重在道德；“外王”指外施王者之政，重在事功）。统观《史记》、《平话》、《列国志传》、《封神演义》等古籍，可以看出周文王的形象流变轨迹，这就是凸显其尚德观念和忠君思想，而不断弱化他的复仇意识和尚武精神。这其中浸润了太多的政治的、社会的、民俗的以及伦理和审美方面的元素，在互相碰撞融合的综合作用下，周文王的形象逐渐发生嬗变，最后以“文”圣人的形象走进文学作品乃至民众心中。

如此恍惚历史影像中的周文王，现代人对他的认识无疑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加之周文王的主要思想内容和发展轨迹及生平事迹，更多是历史故事传说，极少文献记载写实，故难以引以为本书内容。

（三）言论晦涩难懂，卜筮内容违背实践性和科学性

《周易》由于成书很早，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其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容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即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因此，《周易》虽然是一部中华思想史上的代表作，但人们对它的了解多限于这样几个概念：一本智慧的书，一本很难读、很难懂的书，一本占卜的书。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在当代社会民众的心目中，它的身份更突出的还是一部卜筮之书，俗称“卦书”。

我们赞同《周易》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定位和评价。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凡是有成就的学者，无不研究过它并得它的启示。从《中华智圣》的历代人物中亦可看出，有许多思想家都是当时公认的渊博学者、易学研究者。

《周易》集哲学、历史、政治、军事、民俗、自然科学等多类学科于一身，是反映那个历史时期的综合性著作，今人从中可解读出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一是作为一部哲学著作，而且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儒家和道教的学说均明显受到易学的影响，许多学者从中发展出了复杂的哲学系统。有人认为，从本质上讲，卜筮只不过是易学的死躯壳，哲学才是其本质；二是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三是作为一部科学著作，其蕴涵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也吻合。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周易》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部神秘著作，宣扬的是一门玄学，在历代有着占卜性质的主要功能。它说天、地、雷、风、水、火、山、泽8种自然现象，是万物生成之源，还说阴和阳两个基本范畴，概括了世上所有纷繁复杂的事物，阴阳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支配万事万物。遵循这种理论，可以推测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可以让人领悟出无穷的奥妙来。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易》，明确表达的是周代形成的天命思想。《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周易》为卜筮之事，历代传者不绝。直到今日，不知仍有多少人还乐此不疲地进行探讨。

占卜起源于人类解释世界的渴望，哲学的萌芽从原始宗教中生发出来。所谓卦象，本无吉凶之分，是分析说明人在顺境、逆境中的正确态度和行为准则与处事方法。经过历代学者、文人与统治阶层的传承，易学被其后的诸多研究者所推崇，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中国哲学中阴阳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基础理论，便是根植于易学。古往今来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注重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象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东汉王弼、北宋程颐，后者如西汉京房、北宋邵雍。广为人知的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都是《易经》原著中所无、后人根据对《易经》的理解所添加进去的。用现代科学的观点看，占卜是偶然与必然的概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奉为至尊的地位，毫无疑问它不能代表科学，它只能算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生成的文化，它对社会的影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成果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减弱。

《周易》的占卜功能，总是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与其“名著”身份极不相称。尤其是当我们在有限的典籍史书中查看它的来历时，总是发现有关《易经》与《易传》的记述疑点颇多，矛盾重重。其词语不仅是艰涩难懂，更令人生疑的是词义模棱两可，互相矛盾。这显然与本书收录标准之一的实践性是不相符的。最起码是在当代人还无法破解其谜底之前，本书还是不收录为上策。

有鉴于此，《中华智圣》在首轮初选时，姬昌即落选，而与其同时的姜尚（子牙）榜上有名，并持续荣膺《中华智圣》中295位智圣之首。在此后的多次专家审稿会中，再也无人提及姬昌。在确定了姬昌不能入选本书之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伏羲、神农等三皇，还有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以及夏禹等中华始祖也因极度缺乏典籍史料，不再讨论列入本书，而将这些圣贤入主中华智库园“智圣阁”第一阁，以示“前有古人”。

现把编撰《中华智圣》一书时初稿阶段关于姬昌的生平及思想,《史记》中的有关段落，在此作一转述，以飨对此有进一步了解需求的读者。

附一：

姬 昌（Ji chang）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西周奠基人。姬姓，名昌。先秦时期，贵族有姓有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周文王虽姬姓，却不叫姬昌。“姬昌”一说在东汉时期成型，后世因之，遂称文王为姬昌。又称伯昌、西伯昌、文王昌。生卒年不详，有说生于公元前1152年，卒于公元前1056年，享年96岁。周文王在殷商纣时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封神演义》演绎为西伯侯），又称周侯，周季历（周朝建立后，尊为王季）之子。季历死后由他继承西伯侯之位，在位50年。

周本是商的属国，西伯姬昌继承祖上“兴周灭商”的既定方针，为翦商而不断积蓄力量。在灭商之前，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周部族在其治理下日益强大，严重威胁了商王朝的中央统治。商纣王即位后，对于周的强大有所警觉，起了疑心，加以防备。加之纣王暴虐无道，残杀忠良，姬昌也有所不满。当时的奸臣崇侯虎便趁机向纣王告状，进谗言，姬昌作为政治异见分子被软禁于京都郊外的羑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境）。

姬昌在羑里被囚押长达七年之久。为了解除商纣王的戒备，姬昌装疯卖傻，对于纣王的倒行逆施做法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的不满情绪。商纣王进一步试探姬昌，杀了姬昌的儿子，做成肉羹送给周文王食用，姬昌不露声色地吃下，以骗得商纣王的信任。在狱中，闲来无事的姬昌仍然淡定自若，潜心研究“易学”，以重新编排演算《易经》打发日子。他用庭院中的蓍草作筹码，正数反数，正测反测，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夏商两代八卦的精华，推演探索人生、社会、宇宙变化的原理和规律，悟出了天地乾坤、自然万象的真谛。

周文王从羑里被释放归国后，称霸的雄心更加展露出来。他积极开疆拓土，晚年发动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战争，先后征伐了犬戎、密须、耆、邘、崇侯虎五国，为后来的武王伐纣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

周文王姬昌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益行仁政，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与其子姬发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天下诸侯多归从。他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成为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都记载西伯姬昌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死后葬于毕（陕西长安县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境域较广）。其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姬昌为文王。

周文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君圣人，被后世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所称颂敬仰，《诗经·大雅》中有颂诗。《周易》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司马迁《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周易》乃周文王所著，但今人则有不同观点。

周文王的主要思想贡献之一是周礼，他深明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如“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如此以土地换和平的意图在于收买人心。周礼未必很完美，但是作为人们对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种向往，它的意义还是积极的，所以说抽象意义的周文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周文王的主要思想贡献之二是整理《周易》，据说文王善演“易”，今天所传“周易”有文王的整理之功，从那些并不能完全确定是周文王的断句残词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思想。《周易》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具有哲学理念的文化遗产，历来被奉为“大道之源”，诸子百家之源，儒家尊为“群经之首”，玄学、道教奉为三玄之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所宣扬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气宇轩昂、淡泊致远的精神品格，至今还在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

附二

《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文王及《周易》的记述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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