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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一九四一年〔1〕

时间:2012-6-5 20:30:38  作者:  来源:  查看:340  评论:0
内容摘要:(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四○年过去了。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我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我们进行了一些严重的但是胜利的斗争。 这是世界巨大变化的一年。我们看到,两大帝国主义的战争,由片面转入全面,正向世界范围扩大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由于他有无比强...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四○年过去了。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我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我们进行了一些严重的但是胜利的斗争。

这是世界巨大变化的一年。我们看到,两大帝国主义的战争,由片面转入全面,正向世界范围扩大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由于他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有正确的政策,没有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得以超脱于战争之外,而加紧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乐园,并准备积聚最大的革命力量,为着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与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斗争。以苏联为领导的和平阵线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革命运动,也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着。所有这些,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大大地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世界革命的力量大大地发展了,革命的胜利大大地接近一步了。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到处碰壁的一年。在外交上,既亲德意,又怕过于得罪英美;急于南进,又怕引起日美战争;讨好苏联,反为苏联冷眼相待。国际地位始终是孤立的。在对华战争上,表现出非常焦急的状况,要想乘机南进,非迅速解决中日战争不可。为了结束中日战争,日寇曾采用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法,其结果是军事进攻的成绩很少,虽曾一度企图进攻西安、重庆、昆明,以压迫我国投降,但为事实上的困难和华北百团大战〔2〕的胜利所击破;政治诱降的阴谋,在一个时期曾收到相当效果,但在我国军民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之下,屡遭失败,直到最近,又不能不搬出下贱的汪精卫〔3〕来玩弄,这证明日寇的泥脚已更深地陷入中国的深渊,而无力自拔了。正因为国际环境孤立,中日战争无法结束,反映到日本国内,表现着政治经济的极度不安。中日战费已用去了一百六十余万万元,国债已欠到二百六十万万余元,一九四一年的预算还要百余万万元,国内现金几已用尽,庞大预算只有取之于民。人民反战,士兵厌战正在发展,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今年内阁换了三次,也无法解决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显然已经更加苍老了,虽然它还能在生死线上多挣扎几天,无疑地,它是更加接近死亡了。

这是我国国内局势非常紧张的一年。最初,我们遇到了“东方慕尼黑”〔4〕的危险,我们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东方慕尼黑”的危险,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加上国际环境的变动,德意日订立军事同盟,“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才算克服了。接着,日寇于“东方慕尼黑”失败之后,乃企图发动向重庆、西安、昆明的正面进攻,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诱降,压迫我国投降。我党又提出保卫大重庆、大昆明、大西北的口号,并主张加强团结进步,以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华北的八路军决死队在这样的要求下,发动了百团大战,取得了空前的伟大的胜利,迫使日寇不能不去考虑到正面进攻中的后方问题,而被迫停止正面进攻,转到敌后进行反复的“扫荡”。正面进攻的企图被击破了,日寇又采取政治诱降的政策,于是德意劝降、日本诱降的危险又临到中国人民的面前。伴着这次严重危险而来的,是国内亲日派和内战挑拨者的活跃。这些混蛋在日寇指使之下,拼命挑拨反共的内战,企图用内战方式,置统帅于火炉之上,拖一批友军下水,以便经过反共战争转到直接投降。于是反共高潮弥漫全国,二十九个师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进攻,二十万大军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周围,并构筑五道封锁线,华北某军整装待命等等噩耗,纷至沓来。我党乃又奋起号召全国,一致起来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时局好转。我党我军一面实行了一起让步(见朱彭叶项通电〔5〕),一面被迫作必要时自卫之准备。经过两月来的呼吁,反投降反内战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不仅进步势力,而且中间势力也感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同我们一块致力团结抗战了。广大的友军也表示着对内战厌恶,加上苏联始终积极帮助中国抗战,英美在日寇南进的威胁下,贷款中国以制日,于是亲日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顽固派也不能不顾及人民的意志,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现在投降反共危险依然存在着,但争取好转的可能显然是增加了。从整整一年中,我们看到,投降危险没有一天不威胁着我们的民族。这固然是由于日本诱降政策和英美利用中国、随时准备牺牲中国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国内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亲日派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也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政策、倒退政策的结果。困难增加,动摇也就随之而增加。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坚持团结抗战的进步力量大大发展了,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大多数友党友军还是赞成团结抗战的,亲日派的力量是不大的,顽固派虽有钱有势,但为数不多,真正强大的是抗战派的力量,特别是我党我军已发展成为团结抗战的决定力量了。所有这些,充分证明我们民族时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我们有足够力量不断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走上胜利的道路。

这是华北斗争非常紧张的一年。即以本师所在冀南、太行、太岳区而论,我们的斗争是很艰苦的,我们的收获也是很大的。年初,我们遇到了日寇和顽固分子朱怀冰〔6〕、石友三〔7〕等的夹击,使我们一面加强对敌斗争,一面却不得不对朱、石的进攻实行自卫的回击。只有在回击了这般顽固反共分子的进攻之后,我们才能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才有可能一心对敌进行严重的交通斗争。随着朱、石的南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8〕成立了,几个休戚相关的区域,联结成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根据地了。各种政治改革,财经、文化等建设工作,也在联办统一指导、统一计划之下,顺利进行了,群众工作更加深入了,抗日根据地更进一步地巩固了。随着朱、石的南移,在冀南展开了整年的交通战争,虽敌据点大大增加,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是极其巨大的。在太行、太岳,我们第一次发动了破击白晋路的战役〔9〕,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接着从八月二十日起,我们全区的八路军、决死队〔10〕参加了华北的百团大战,在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之下,我们达到了战役的目的,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缴获之多,胜利之大,也是空前的。整个的一年,我们全区军民都在自卫斗争、交通斗争、进攻敌人和反“扫荡”的战斗环境中,斗争是艰苦的。虽然由于某些区域某些同志掌握政策不紧,甚至发生某些错误,使得我们党政军民的进步,表现出不平衡的状况,各种力量的发展也嫌不足,但这仅是前进中的弱点,发展中的不足。我们是胜利的。

这是本师战斗最多、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本师军事政治质量大大提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进行了一千四百余次的大小战斗,几千个优秀共产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根据地的巩固,或者光荣负伤,或者流了他们最后一滴血。然而,我们获得的却是克服时局危机的胜利,根据地的巩固,战斗力的提高,敌人的挫败,以及二万余敌人的伤亡和无数的缴获。在这一年中,我们的部队发展了百分之七十,特别是经过五月整编之后,部队的组织性加强了,正规化的程度提高了。在这一年中,我们坚持了干部轮训制度,我们经过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供给、卫生、通讯等训练班,以及各种各色的各级训练队,培养了大批的干部。所有经过训练的干部,一般的党性提高了,政治文化进步了,军政技能也增强了。在这一年中,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建树,军民关系也更加进步了。不可否认的,我们还有不少弱点:我们还没有百分之百地完成发展的任务;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地方武装的建立大大不够;巩固部队的工作太差;发生了阚兴学、高恒如的可耻叛变;某些部队的进步不够;干部关心战士不够;供给制度尚未健全起来等等,还需要我们作极大的努力。但是,总的任务我们是完成了的。一二九师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前进一大步了。

一九四○年是胜利的一年。我们的努力,不是空过的。世界革命和中国抗战的胜利更加接近了。让阚兴学、高恒如这般下贱东西去悲观失望,动摇叛变吧,我们是要继续前进,继续胜利的!

一九四一年开始了。

这将是世界革命更加发展的一年,也将是中国抗日战争更加困难,更加接近胜利的一年。

我们不可能对未来的一年作出详细的准确的估计,但一般的趋势是可以想象的。

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更加向着世界范围扩大。资本主义世界继续削弱。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进入了第四年,很快要出现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给全人类以显明的奋斗目标和无限的希望。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运动将蓬勃地发展起来。两个世界的对比将起着更显著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坚持贯彻其灭亡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11〕的基本方针,其南进政策,必然引起日美在太平洋上更尖锐的矛盾,甚至有爆发日美战争的可能;其解决中国事件之要求,亦必更迫切,而解决中国事件之方法,亦不外政治诱降、军事进攻双管齐下;其外交上的孤立状态不会得到多大改善;其财政困难不会得到解决;其国内不安现象,人民不满情绪,必然增长。所以,这个先天不足的帝国主义将在愁城中去度过一九四一年,而将其希望寄托于迅速解决中国事件之上。只要我国坚持抗战下去,日本必败,这是肯定的真理了。

中国抗战,必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接近胜利。无论日寇用政治诱降,或用军事进攻以压迫我国投降,投降危险是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而亲日派制造投降运动,挑拨内战的活动,也必然是变本加厉的。英美帝国主义目前虽在帮助中国,利用中国以制日,但它们并没有放弃争取日本,孤立德意的战略企图,所以英美牺牲中国,再来一个类似“东方慕尼黑”的把戏,也并非没有可能的。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还在于中国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这种人惧怕困难,没有自力更生的信念,熬不过战争的难关,同时不愿进步,反对民主,害怕民众力量,致使抗战更加困难,所以时有被敌引诱,屈辱求和的危险。因为这种人不愿表里一致地联苏,而甘心情愿跟着英美走,所以时有被英美出卖的危险。因为这种人抱有很深的反共成见,所以时有被敌挑拨,被亲日派利用,发动内战,经过内战走到投降的危险。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全国一切拥护团结抗战、拥护民主进步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停止地主资产阶级动摇的程度,所以投降反共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假如我们只看到困难,看到投降反共的危险,看不到全国抗战的进步的力量曾经克服了无数次危险和困难,也有力量克服不断到来的危险和困难,那必然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一九四一年的环境,将给我们以更多的克服投降反共危险的条件。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特别是英美日在太平洋矛盾的加深,给我国以更好的机会去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苏联力量的更加强大与始终如一地援助中国抗战,将给我国人民以无限的鼓励和兴奋。日本强盗的困难激增,弱点更多,更便于抗战胜利的取得。而我国抗战力量进步力量必然发展,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尤必须发展,这是不断克服危险,克服困难的决定因素。我们认识困难和危险的目的,在于寻求各种办法去克服困难和危险。条件是具备的,不管情况如何变化,我们都将以正确的政策去争取继续团结抗战和继续进步。团结下去,抗战下去,进步下去,中国是一定胜利的。

华北的斗争也将是更加艰苦、更加进步的一年。在任何条件下,敌人是不会放松华北的,我们坚持华北抗战也是肯定的方针,斗争是极其尖锐的。敌人必将企图增加其公路网、铁路网和据点的密度,以缩小抗日根据地,打断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束缚我之机动。我们亦必进行更残酷的、更带群众性的交通斗争,打击敌人的企图,缩小敌占区,扩大抗战区,使我各个根据地之间,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和更灵活的配合。敌人必将更残酷地实行其分区的连续“扫荡”,甚至可能由分区“扫荡”变为分区“清剿”,大肆摧残抗日根据地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也必进行严重的、连续的反“扫荡”斗争,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去削弱敌人,用坚强的正规军去消灭敌人,用充分的战争动员工作和不疲倦的建设去打击敌人的破坏,以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敌人必将加强其政治经济的进攻,必将强化其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政策,必将厉行其特务活动和内奸政策。我们亦必将以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去加强政治经济斗争,与敌人进行严重的文化宣传和斗争,并以群众的锄奸政策,最高的警觉性去打击敌人的特务活动和内奸政策。我们相信,依靠于已有的基础和不断发展的力量,特别是正确的政策,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华北抗战,打击敌人各方面的进攻,使抗日根据地更加坚强,更加巩固。

根据上面的估计,显然的,我们华北的党、华北的八路军、华北各个根据地的政府和人民,责任加重了。我们要以最大的毅力,最坚强的斗争勇气,来坚持华北的艰苦斗争。同时,还要以华北抗战和建设的模范,去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打击投降妥协的危险,并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我们有着充分的条件和信心,去迎接一九四一年新的发展与新的胜利。

迎接一九四一年新的发展和新的胜利,决定于我们的力量,尤其决定于正确的政策。

在晋冀豫整个区域说来,我们有了力量,但是无论在数的方面、质的方面都很不够。在军事方面,我们正规军的充实不够,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发展尤其微弱,军队建设和战术素养亦嫌太差。在政权方面,还不善于运用政策,贯彻政策;还没有认真执行三三制〔12〕的原则;下级政权改造极其不够,还有一批土豪劣绅把持下级政权,破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政权与人民的联系还差,部队行政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还是严重的,因而政权力量的发挥是非常不够的。在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了比较普遍的工农青妇的群众组织,而且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组织生活是很差的,是经不起风浪的,还有不少地方是形式的;某些地方还存在官办民众运动的严重错误,真正的当地的群众领袖还没有大批地涌现出来,所以基础是不够巩固的;特别是在群众组织中缺乏正确政策的教育,某些地方表现出过左过高的要求,不少地方对基本群众的生活改善,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或“左”或右的错误,都不能把群众力量广泛发挥出来,都有害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都无法使群众工作向着健全的道路上发展。在党的工作方面,我们有了大的发展,有了相当的基础,在全区党努力之下,我们创造了晋冀豫的局面,而且胜利地领导了三年半的艰苦斗争。但是,无论军队或地方党都尚未能掌握住“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的方针,缺乏严格的组织生活,缺乏坚强的支部工作,缺乏必需的民主,缺乏党的和政策的教育,缺乏群众工作的研究与对群众痛苦的关切,因而党与群众的联系是极其不够的。离开群众来建设布尔什维克党是不能想象的。在团结二百万友军抗战、团结知识分子、团结士绅、团结各阶级等工作上,在敌占区工作、敌伪军工作上,我们有着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弱点以至个别错误。个别区域、个别同志常常忽视这些工作,忽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甚至多树了一些敌人,当然这对抗战力量有损,而对敌人有益,必须纠正。

所有这些证明,我们力量的发展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发展中的不足,前进中的弱点,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与警惕。

克服这种不足的现象,克服这些弱点,以适应于一九四一年的新环境,我们必须努力于三大建设的工作:

第一,建设我们的军队,重心就应该放在正规军的加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军区工作的健全上。一切努力为着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在全党中要造成爱护党军的热潮,在人民中造成爱护自己子弟兵的热潮。保证党军的壮大与充实,保证党军的物质供给,共产党员应起到模范的作用。

第二,建设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重心应该放在掌握与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三三制的原则,首先完成村区的民选,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以及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上。一切为着团结各阶层,发扬民力,增加根据地的财富,保证彭德怀〔13〕同志提出的一九四一年经济建设计划之完成和密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第三,建设我们的党,重心应该放在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政策的领导,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和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上。一切为着高度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提高党及群众的战斗力,树立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路线的基础。

三大建设的胜利,就可以使我们有足够力量和正确方向去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开展敌占区和敌伪军工作,完成全部的任务。

三大建设的胜利,依靠于正确的政策。离开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发展,能够胜利。

三大建设的胜利,依靠于细心的有计划的组织工作。反对粗枝大叶的不实际的作风。

三大建设的胜利,也必须依靠于坚持地努力和工作的战斗性。要保障在战斗环境中不放松工作,在敌人连续“扫荡”中还能完成任务,保障一定的任务在一定时间完成,反对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一二九师的党和全体指战员,在执行党的政策上,在完成三大建设的任务上,都应起到模范的作用。

因此,一二九师的党和全体指战员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和全体民众一样,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一定能够胜利的信念,来迎接一九四一年的艰巨任务,我们的责任加重了。

一二九师的党应把自己的努力放在下列的中心工作上:

第一,保障正规军的经常充实,保障战斗力的提高,保障在一九四一年打几个更大的歼灭敌人的大胜仗。

为了部队的充实,除了协同地方进行兵员补充工作外,部队本身必须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巩固部队首先在于巩固部队的团结,发扬本军阶级友爱、团结一致的传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要爱护战士,关心战士的生活,注意对部队的管理教育,消灭个别的打骂现象,在生活上、遵守纪律上成为战士的模范。战士要爱护干部,接受管理教育,服从指挥命令,要帮助友邻的同志,尤其是老战士要帮助新战士。能如此,就可减少以至消灭非战斗减员,巩固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加强战术和技术的教育,加强部队体力的锻炼,改善部队的给养,特别是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

为了歼灭敌人,打大胜仗,必须发挥部队作战的顽强性,不但要有消灭敌人一部和几部的决心与信心,而且当我们抓住了消灭敌人的机会时,应不惜牺牲以求干脆的消灭,任何犹豫迟疑都是不能容许的。所谓顽强性,应具体表现在敢于白刃扑搏上面,不能进行坚强的白刃战的部队,就没有资格称为顽强的党军。敌人在一九四一年的“扫荡”是严重的,我们有着消灭敌人的良好机会,而不消灭敌人,我们就无法巩固与建设根据地。

第二,发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用普遍而有力的游击战争去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用普遍而有力的游击战争去消耗、疲惫和削弱敌人,去配合正规军,反对敌人的连续“扫荡”,去打击敌人对根据地的摧毁政策。

为此目的,必须在补充正规军的任务完成之后,立即进行充实与发展游击部队的工作。要大量发展地方部队才能支持残酷的斗争局面。为此目的,必须大大提高游击部队的战斗能力和政治质量。我们对于游击队的要求必须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不能比正规军相差太远,而在游击战术的素养上,应比正规军还要灵活,还要熟练。也因为游击队经常处于独立活动的环境,更需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更需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

为此目的,必须把地方兵团、游击队放在地方党的领导与监督之下。地方党对于同级的地方武装,必须定期地检查指导工作,保障这些部队能够执行上级的命令,保障它能够执行党的政策,保障它有模范的纪律,保障它与当地群众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所有的地方部队,尤必须接受地方党的领导,任何轻视、骄傲的态度,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为此目的,必须要求正规军积极地帮助游击队。我们的党军要善于领导、使用和帮助地方武装,使地方武装成为自己有力的助手。在必要的时候,正规军应抽出适当的部队去加强游击队的战斗力,在必须动员一部地方武装补充正规兵团的时候,尤应反对连根拔的现象。

第三,加强军区的建设。各军区、军分区除了善于领导地方兵团和游击队外,应把自己的重点放在民兵制度上。我们需要在一九四一年训练出大批的自卫队和青抗先〔14〕的干部,这些干部应该是最坚决的、最有斗争勇气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我们需要在一九四一年全区完成发展民兵十万的计划,并使这十万民兵真正成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基础,成为正规军补充的泉源。我们需要在一九四一年打下自卫队、青抗先的组织和工作的基础,使之像晋察冀一样,能够担负起抗日戒严、配合军队作战、侦察锄奸等任务。我们要求军区工作能够保证每期兵员计划的完成。我们要求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对于军区的建设、民兵基础的树立和兵员的补充,起到坚强的保证作用,每个共产党员更应成为参加军队领导民兵工作的模范。

第四,打下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基础,加强所有干部的职务技能的教育,首先我们的正规兵团必须做到。

打下政治工作的基础,一九四一年政治工作的重心应该是:1.依据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5〕,而以一九四○年本师颁发的《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16〕作参考,来重新训练所有的政治干部,务使每个政治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工条例的精神和内容,切实地贯彻执行政工条例的规定,使每个政治工作干部熟练政治工作,特别熟练战时政治工作。2.加强连队工作、支部工作,每团创造一个到两个模范连队和模范支部,用模范去影响落后,树立连队政治工作的基础。3.高度地树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威信,反对破坏政治委员制度和轻视政治机关的任何表现,特别是要求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模范作用,从自己工作中树立自己的威信。4.进一步地审查干部,培养干部,进一步地加强党的意识的锻炼,学习党的政策,以培养干部独立活动的能力。各级干部的提拔必须经过政治机关(班排干部必须经过支部)的审查。5.切实做到指战员一体、军民一体,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军人大会的制度,发展青年工作,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全体指战员爱护党军,发动全体人民爱护自己的子弟兵。6.提高民族的和阶级的警觉性,加强锄奸保卫工作,严防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内奸政策的破坏。

打下管理教育的基础,一九四一年的军事工作的重心应该是:1.根据本师拟发之内务条令,在干部中进行深入教育,保证准确地执行内务条令,实行阶级管理。2.提高部队的纪律,特别是战场的纪律,严明赏罚,有功者一定要奖,有错误者必须适当地惩罚,要善于运用模范例子去压倒坏的东西。3.建立经常的教育制度,学习晋察冀的同志,善于利用一切空隙来进行部队的训练,以提高战术和技术。4.健全参谋工作,选拔优秀的、有能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党的意识很好的干部,来加强参谋部门,用加强政治工作的注意力去加强参谋工作。

打下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基础,决定于干部。我们的轮训队、抗大分校及其他各种教育部门,都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上面。

第五,健全供给制度,发扬本师艰苦的作风,与一切贪污浪费现象作斗争。供给干部必须尽一切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去改善部队的生活。各级军政首长应加强对供给工作经常的注意与领导,加强卫生部门的工作,爱护伤病同志。

第六,根据师政治部颁发的条件,创造模范兵团、模范干部、模范党员和模范战士。所有干部,所有共产党员,所有阶级战士动员起来,为争取模范而斗争,为创造模范党军而斗争。依靠于过去三年半努力抗战的成果,依靠于一九四○年胜利的基础,依靠于我们不断地努力,不管未来的环境如何困难,我们都是能够克服的,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我们以胜利的姿态结束一九四○年。同样,我们也以胜利的姿态迎接一九四一年。

注 释

〔1〕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二十六、二十七期合刊。

〔2〕百团大战,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3〕汪精卫,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任代主席。

〔4〕“东方慕尼黑”,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美国、英国帝国主义曾多次酝酿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个阴谋同一九三八年英国、法国两国通过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的阴谋相类似,所以称之为“东方慕尼黑”。

〔5〕朱彭叶项通电,即《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答复何应钦、白祟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

〔6〕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一九四○年二、三月间率部进攻太行区的八路军,被击败。

〔7〕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8〕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办,一九四○年八月一日成立。当时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联办撤销。

〔9〕破击白晋路的战役,指一九四○年五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根据地人民群众配合下,对日本侵略军抢修的白(圭)晋(城)铁路实施的破击战。此役破迎接一九四一年139坏铁路五十余公里,摧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歼敌三百五十余名,打破了敌人的修路计划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图。

〔10〕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倡仪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第二战区建制的一支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

〔11〕“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支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12〕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13〕彭德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副总司令。

〔14〕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

〔15〕这里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是指八路军政治部制定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对一九三八年颁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修订,全文载于一九四○年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四期、第五期。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正式颁发。

〔16〕《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指一九四○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颁发的《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支部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和《“朱德青年队”与各级青年组织及工作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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