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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1〕

时间:2012-6-5 10:27:39  作者:  来源:  查看:485  评论:0
内容摘要:(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一,当前还是以贯彻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中心,要以中央四位常委〔2〕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等文件为准进行工作。 第二,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一,当前还是以贯彻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中心,要以中央四位常委〔2〕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等文件为准进行工作。

第二,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3〕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

黄克诚〔4〕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要继续努力。要多写些从思想上、理论上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

第三,我们总是讲,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5〕,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大跃进〔6〕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后来有些同志发觉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发觉有问题。他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7〕,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对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

第四,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

关于“三支两军”〔8〕问题,你们研究一下。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

军队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抓了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干部的思想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只要做了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情况就会起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做工作,多进行教育。

第五,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当然,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

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第六,陈云〔9〕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然后要引导大家认真读点书。

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第七,最近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大讲精神文明。这方面已有成效,要继续抓好。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10〕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

第八,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的谈话要点。

〔2〕中央四位常委,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3〕“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4〕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5〕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指这一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6〕大跃进,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这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7〕两次郑州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的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8〕“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9〕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0〕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九八三年一月,又根据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提法,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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