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军队机构臃肿问题〔1〕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我们要足够地估计到我们这个军队是一支好军队。无论如何，林彪^〔2〕总没有带走人吧！“四人帮”总没有带走人吧！不是讲几个人也没有，林彪带走了黄、吴、叶、李、邱^〔3〕，“四人帮”也带走一些人，但总没有成连成连地带走吧！林彪那个时候还带走了谢富治^〔4〕这么一个人。二野的人都知道，我对谢富治够信任的了。过去二野就有人对这点有意见，现在只好作自我批评。由此说来，看人也不容易，人是有变化的。谢富治也有个变化过程，有过去的谢富治和后来的谢富治。我们看到过去政治上很不错的人，现在变得随风倒，要找靠山，出一些坏主意，办些坏事。对这样的人，我们确实眼睛要亮。这种人就不能说是偶然犯错误，而是自觉自愿的喽！

我们这个军队，经过风浪，确实是一支好军队，但是现在也确实问题成堆。对这两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一九七五年开始提出整顿领导班子，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一次整顿，“四人帮”会带坏更多的人。当然我也不相信“四人帮”能够带走什么大的队伍，但是至少要带坏更多的人，损害更多的同志。我们又经过了这一段调整，应该说是比较好一点了，但并不是没有问题。

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真正说到底，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才是最根本的。好多官僚主义是从这里来的。现在这种臃肿状况，使好多事情办起来不便利。一个指挥机构打麻将有五六桌人，你怎么办事呀！这是我和在座同志感到很苦恼的一个问题，都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倒是希望大家放“炮”，能够一个“炮”放得很准，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按照一九七五年确定的编制，那时顺手处理，现在还比较好办一点。那时要当顾问的，师级干部一万二千人，军级干部三千人，这一万五千人，准备养起来。现在人就不止这个数了，再过几年就不晓得多少了，地方上又容纳不下，而且我们军队名誉也搞坏了一点，也不大受欢迎。有些同志当顾问不安心。我是交心，我现在实在想当顾问。大家都知道，顾问制度是我提议的。总得找个出路呀！我自己愿意以身作则，但现在不可能。我希望一九八五年当顾问，真的，不是假的！有什么不好啊？还可以多活几年。无非是没有秘书，车子还是有坐的。要想开一点，思想不开明一点，过几年这个问题更难处理。

机构臃肿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始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解决十分困难，首先碰到的障碍是我们的干部。干部年轻化，首先是一些老同志要反对。原则拥护，具体反对。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5〕，讲的就是要遇到新困难。这不只是军队的问题，也是全党全国的问题。我们军队更现实。总要创造条件，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目标，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能在六年内想办法把军队臃肿状况解决了，那就会有大批老同志或者当顾问，或者退休，或者转到地方去。确实要这样做，要不然到那时，师以上干部起码有五万人要安置。这是件大事。现在要从军费拨一批钱出来修房子逐步安置，不然大家不安心。机构臃肿不堪，单单这一条就把我们冲得一干二净，再好的方针、政策也搞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提请我们在座的同志注意，就是派性始终在那里作怪。表面上看没有，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它的影子总在那晃过来晃过去。这个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军队没有的呀！这同过去那个山头主义不同。山头主义是长期自然形成的。经过延安整风，搞“五湖四海”，山头主义烟消云散。现在派性带到我们军队来了。我们有一些老同志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派性。这些年把它捡起来了，装到自己脑子里了，喜欢任人唯亲。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呀！我们部队是有传统的。传统好坏很重要。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一个部队战斗力强、作风好，打光了，补充了新兵，还是战斗力强的队伍，甚至调进一些另外部队的干部，还是保持好的作风。现在有的部队被打乱了，影响到部队的作风、团结和力量，影响到部队战斗力。一些同志有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我们确实希望有账的同志还一还好，实在暂时不愿意还的也可以拖一下，逼着不是个办法。我在政治局会上说过，我是硬着头皮“和稀泥”。看来这个“和稀泥”在某种情况下并不是不正确的。主要的是我们处理和对待干部问题要慎重。但是该处理还得处理，特别是以后。对干部要看全面，还要看大的方面。

我们老同志谈谈心吧。我们现在责任不同。军队在全国全党政治生活中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这些老同志是管事的，不要以为不管事，不要以为随便讲点话无足轻重，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影响的人，讲话都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分量，看到自己的责任。对问题的观察，要更加实在，处理问题也要更加慎重。对人对事都如此。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6〕已经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要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会议也提出要议一议怎么转。怎么转移？军队不是要搞什么新的章程。一九七五年的那两个讲话^〔7〕，我看还是正确的，现在用得上的。有些问题比那个时候更复杂、更加重了。前年底军委全体会议^〔8〕制定的方针、方法，去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9〕精神，今天看，无论如何是正确的，问题是都还没有真正扎扎实实地做。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各军兵种、各军区扎扎实实抓一下。我们所谓转移，就是按照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特别是前年底的军委全体会议、去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地做，没有别的新章程。

今天上午徐帅^〔10〕讲了很多军队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讲了领导班子问题、教育训练问题、管理问题。这些事情要认真抓一下。主要是抓教育，抓作风，风气要正。要认真地抓训练。训练要包括我们干部转业以后能参加地方经济建设的内容。这方面的训练要很好地抓紧，确实有大批人要转到地方去。总政对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提出了五点要求^〔11〕，那是我去年在东北讲的。有的同志说要求高了一点，高就高一点，你放低一点也可以，放低一点，能够做到就了不起。有的地方根本还没有揭批，而有的大军区说不定已经结束揭批。实际上，政策还不能说已经落实了，更多的单位还留有“尾巴”。“尾巴”有长有短，可能不短的更多一点，还有相当长的“尾巴”要好好处理，而且要加速处理，力争早点解决。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全党全国包括军队在内，处理遗留问题，粗一点也可以，要快一点转到正常状态。正常的要办的事多得很。管理问题、训练问题、政治工作问题，特别是干部问题，干部问题又有个麻烦的处理问题。

我们还要看到战争。不管哪个方面，战争准备都要加强。这方面要多考虑一下。我们说战争可以延缓一下，究竟能够延缓多久？国际局势究竟是更加缓和还是更加紧张？不是趋向缓和的。我们同美国建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2〕，这可能对和平稳定有好处，能够延缓战争的爆发，但不能寄托在这上头。部队的训练要抓紧，认真地进行实战训练，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好好把兵带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在三年内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好，就上了轨道。我们不是要把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吗？但现在并没有上轨道，要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都打过仗，那时对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都放心的呀！在座的都是带兵的人，对自己的部下都比较放心，放出去不怀疑他不能完成任务。上级对下级是信任的，下级对上级也是信任的。但是，现在这种关系被破坏了。各级要相互信任。这种相互信任本身就是战斗力，是重要的战斗力。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要好好把部队带一带。起码战斗部队不要臃肿。只要把战斗部队搞好，就比较放心。指挥机构里不要天天打架，你攻我一下，我攻你一下，结果大家都没有心思去管部队了。一个军区要有几个人去管部队，抓抓部队的训练、部队的管理。每个军区尽管人多，只要有几个人办这样的事，我们就比较放心。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军委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召开座谈会，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军事工作。

〔2〕林彪，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3〕黄、吴、叶、李、邱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均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反党阴谋被粉碎后，他们被开除党籍。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十七、十七、十六年。

〔4〕谢富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委员、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5〕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6〕中央工作会议，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增选出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次全会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志着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7〕指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的《军队整顿的任务》（见本卷第28页）和七月十五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的总结讲话。

〔8〕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继续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邓小平、叶剑英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等文件。

〔9〕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六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军队战斗力，以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讲话。会议讨论并修改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等文件草案。

〔10〕徐帅，指徐向前元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1〕五点要求，指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提出的军队搞好揭批“四人帮”的五条标准。见本卷第138页。

〔12〕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双方确认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日本东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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