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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
中央完全批准了华东局及上海市委从渡江后到京沪杭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代表的各项接管工作的政策与步骤。
从渡江后到占领上海,以及占领上海后的接收过程中,我们的工作都很顺利。原因是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规定了一套正确完整的政策与路线,是顺利渡江、顺利作战、顺利接收的第一个原因。由于党的政策的胜利,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动摇,敌人的士气更形消沉了。我们不否认我们军队英勇善战,但是如果没有正确政策的领导,就要多打很多仗。京沪杭地区的二十几万旧人员,目前大多能积极地参加工作,保护了器材物资,这表明了国民党阵营内的分崩离析。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这二十几万人就不会来或许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在接管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如此完整、顺利,麻烦也就会更多,在建设的路程上也要多走好几年的弯路。同样,没有正确政策的领导,我们在蒋管区的群众工作、地下工作也做不好。因此,正确的政策与路线是一切胜利的出发点和根基。没有正确的政策,就不能够设想胜利。
因此,我们在估计工作成绩时要谦虚。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各先进地区,如北平、天津、沈阳、济南、郑州、开封等地接收工作的一套经验和办法。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适用,但只需部分加以修改,即可应用,这对我们的接收等工作帮助极大。其次,京沪杭地区的群众,特别是上海的广大工人、学生、群众的真诚地热烈拥护,它证实了党二十多年来联系群众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就是我们对从渡江到接管这一时期所获得的胜利应有的基本认识。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还很多很大,胜利后的困难还很艰巨。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如果不认识困难,就会被解除武装。尽管我们的困难是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也必须承认,克服困难是不容易的。以上海的物价来说,有一个时期米价涨到了人民币九万元一担,这不但引起了上海的物价波动,同时还波及到了平津和全国各地。发生这种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没有。是不是工作步骤上有了毛病?也不是。中央认为我们的工作步骤还好,已经批准了。那末,得罪了老百姓没有?也没有,军队的纪律比渡江前更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严重的问题呢?这涉及到许多问题,如帝国主义的封锁,城乡关系以及国民党遗留下的烂摊子的改造等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客观的,主观因素很少。
分别来看,在城乡关系的问题上,在接收城市阶段,由于城市是反动统治的集中点,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将一切主要力量,包括领导的重心、大批较强的干部放在城市,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接着就带来了问题。谭震林〔2〕同志到杭州半个月,陈丕显〔3〕同志进无锡不久就向华东局报告,提出没有乡村支援的城市是孤立的,是不行的。华东局在渡江后半个月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个长期存在着的城乡关系问题。从敌人遗留下的烂摊子来看,一个殖民地式的上海,尽管它有六百万的中国人口,但严格地说来,它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城市,无论在原料供给、产品推销,甚至粮食供应上都要依靠帝国主义。这样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即使帝国主义不封锁,它也不能维持下去。同时,它又在国防第一线上,整天处在敌人轰炸、骚扰的目标范围之内。再从生产状况和各项问题来看,上海最主要的工业是纺织工业,有二百几十万纱绽,对于这样的生产能力,供应棉花就成问题。即使棉花有了,外国人不收购我们的纱布,产品推销又是问题。又如在旧人员的问题上,京沪杭地区的二十四五万旧人员将来从事建设固然是好,可是目前维持他们一个月生活的开支,即等于二野、三野的全部预算,养活一个旧人员等于四个多解放军官兵的开支。目前经济虽然困难些,但是这笔钱还是需要花的,过去有过“八条二十四款”〔4〕,开了“支票”,现在就必须兑现,这样才有大利益,否则,就要犯错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军费开支;第二是旧人员薪俸的支出;第三是发工资。开支浩大,票子多,物资少,钞票又很少回笼,势必造成物价上涨。以上就是我们的困难情况和原因。
困难存在,就要找出路。解决困难的出路是什么?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要认识这个封锁,从形式上来看,它是以国民党面目出现的,而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的封锁。的确,这是不难设想的,像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5〕之流,没有帝国主义者的支持,能封锁吗?让我们给这个封锁下一个定义,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帝国主义者驱使其走狗国民党的封锁。打破这个封锁的道路是什么?毛主席告诉我们就是迅速争取全国解放,包括华南、西南、西北及隔海的台湾、舟山群岛、海南岛等地。如果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解放,封锁就基本上打破了。或者其他地区都解放了,即使台湾尚未解放,但由于中国的口岸很多,海岸线很长,封锁的程度也会被打破一部或大部。正因为这个封锁是以国民党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占领了全国,就打破了封锁。因为国民党在中国失去了地盘,帝国主义供给它的军舰就失去了码头,它就不能来封锁我们。飞机失去了基地,就不能在中国的领空骚扰和破坏。若是帝国主义者在我们解放全国之后(台湾在内),还要弄什么飞机、军舰之类到中国来吵闹,封锁的形式就改变了,这是帝国主义直接的侵略,那势必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人民的愤怒,而引起世界战争。世界战争的爆发,既没有如此简单,更没有这般容易。因此,全国要迅速走上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道路,首先就是要打破和粉碎敌人的封锁。要打破封锁,摆在我们前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继续进军,尽快尽可能地占领全国的一切地方。目前局势发展得很快,江西、湖南等省已接近全部解放,二中全会〔6〕提出“一年九省”的任务早已超过。“军事上迅速争取全国解放”这个道路也是帝国主义启示我们的。没有帝国主义的封锁,形势的发展或许还会慢一点,帝国主义的封锁,就逼得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军事上占领全国,首先是迅速完全地占领陆地。从战略上讲,现在已没有什么像样子的仗可打了,当然在具体战术上粗心和轻敌是不可以的。这不是单纯的占领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控制所占领的地区,这是个政治、军事、经济多管齐下的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大进军,照新华社的社论说,这是一个历史空前的大进军。的确,渡江战役〔7〕的战线延展了一千七百里,最远达到闽北。这一次敌人的力量更弱了,而我们战线最远的地方是六千里。进军困难从客观形势来讲是不多,困难主要是在内部,也就是在这三千里、四千里、六千里的问题上。例如,目前无论是军队干部或地方干部都有些怕走路思想。另外,某些干部不大想离开城市,好像对全国胜利的兴趣不高。他们或许想全国胜利是应该的,但是进军的事请你去,我不去。这也是腐朽蜕化思想的表现。某些同志觉得留在这里可以少走路、少麻烦。自然,留守沿海的部队,路是可以少走些,但是处在最前线,时时刻刻受到敌人飞机、军舰的骚扰、挑拨,恐怕许多年不见得清静,麻烦多得很。同时部分沿海部队还要南进。若是我们的进军是从需要不需要走路来衡量的话,我们进军西南的部队,不但要走得远,还要深入到不毛之地。这些地方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既然很重要,我们要不要呢?我们当然要。但要是不容易的,要走很多路,不过这总比革命失败后“留洋”容易得多。二野某些同志有不安心自身岗位的思想,认为二野总是命苦。实在说来,去不去西南都是党的任务,这是比不得的,一切不安心于自身岗位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某些同志觉得离家远了,从北方到南方渡过长江,思想上有些不通。到京沪杭地区觉得还好,离家比较近些,到西南去,离家这么远,这真了不得。其实,将来交通方便了不过多走了二三天或四五天的路程罢了。进军西南的部队在战斗任务完成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修筑铁路,便利交通。再从工作位置上来看,无论是沿海、内地都是重要的。沿海是国防前线,西南是国防后方,你能够说只要前线不要后方吗?我们必须认识去西南是革命的光荣任务,不去也是革命的光荣任务,去有去的工作与需要,不去有不去的工作与需要。去西南是要多走一点路,苦一点,可这是党指定的光荣任务,为了取得全国胜利也得去,没有任何的犹疑,若是有的话,这就表明我们的思想还不正确,还有点右倾。当然,党决定你不去西南,你偏要去,这同样也是不对的。
“军事上迅速争取全国胜利”,这就是毛主席指示我们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第一个方针。
关于搞好城乡关系的问题。我们不但要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设城市,而且要迅速地将工作重点转向乡村。在这个工作步骤上有三个阶段:第一步首先是占领、接管城市。这是第一个时期内的工作重点。第二步是在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后,迅速地将工作重点转入乡村建设。城市中除了留下适当与必要的干部外,大批的干部要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完成土改。这个时期大约要两年到三年。这样做,并不是抛弃城市或轻视城市,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城市。第三步是经过三年或四年以后,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再将工作与建设重点真正转入到城市。最近,华东局要抽调一批干部下乡去,许多人不愿意去,在思想上这也是一个难关。从乡村来的干部会说乡村住得太久了,现在需要留在城市学习学习城市政策,使得工作更全面化。在城市用惯了抽水马桶的人,下乡确实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们必须到乡村去,即使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同志也必须去锻炼锻炼,哪怕是与农民谈谈天、吃吃饭,革命意识也会增加一点。今后,我们必须将城市与乡村配合起来,很快地解决城乡关系问题。
关于实行精兵简政、节衣缩食、减少开支的问题。从精兵简政上来说,我们军队的数量已经不少了,而且不久的将来,即将解放的地区,还有大批俘虏要收容,提出建军五百万的任务,在数量上说已差不多了。目前严重的是担负军队费用的经济问题,所以各地区要根据该地区的情况,提出负担数额及能够维持军队的数目。各个部队也要按照任务、性质的不同,制定编制。像二野入川前,人数要增加,入川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就要按照该地的负担量来决定编制。照过去经验,如四川的负担额最高是六十万人,若有一百万军队势必要减去四十万人,否则,老百姓就无法负担,因此要精兵。在我们党政机构中,机关繁复,人员众多,必须要裁减与适当调整,并提高工作效率。在节衣缩食方面,我们一定要降低生活水平,否则经济就不能维持。有些同志会反映旧人员的薪水照发,我们革命多年,生活本来就苦,还要挖一点。我们应该了解,正因为我们是革命多年,觉悟较高,所以才要挖一点。我们过去已经苦了很长的一段时期,今天接近全国胜利了,为什么就不能再苦一些?为了争取旧人员以及更多的人,我们不但对他们要适当地安置,照顾他们的生活,还要做到仁至义尽。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根据以上原则,华东局已订出了各种具体的方案,如精兵简政、疏散城市人口,在准备充分、动员充分的条件下,实行可能而必要的内迁等。
总括起来说,军事上的全面胜利,搞好城乡关系,精兵简政,节衣缩食,有计划地疏散人口及工厂、学校的内迁,这些方针的执行,都必须在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长远利益的大前提下稳步进行,单纯为了解决目前困难的措施和办法是不对的。这就是华东地区解决困难的方针和原则,依据了这些方针和原则,不但可以解决目前的困难,同时对其他地区克服困难也是有启示的,而且对将来也有很大益处。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要点。
〔2〕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浙江省委书记、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
〔3〕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治委员。
〔4〕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四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八条二十四款。
〔5〕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发起渡江战役后,逃往香港。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6〕二中全会,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7〕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从江西湖口至江苏江阴段横渡长江,发起京沪杭战役。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亦进至武汉正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至六月二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及白崇禧集团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福建、湖北部分地区及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宣告了国民党政府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福建、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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