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1〕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

毛主席：

三四两个月在极度紧张和忙乱中度过。二中全会^〔2〕后，我们三月十八日才回到前方。其时中野各部刚过淮河，华野各部亦多在运动中，天雨路烂，困难甚多。但各部还能按预定计划，于四月五日以前先后赶到江边指定位置，加紧渡江准备工作。到四月十日，除东线八十两兵团外，西线之七九三等三个兵团已有充分准备，渡江把握较大，四五两兵团则略嫌仓促，推迟五天渡江，对他们很有好处。二十日、二十一日两夜，所有部队都按预定计划实现了渡江的作战任务。这是由于敌人抵抗甚弱，更主要的是由于我军在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诸方面均属充分。而江北各地党政和人民的努力支前，特别是皖北新区尽到了超过其本身能力的努力，尤属值得赞扬。我军渡江后战局发展太快，敌人拼命溃逃，我军一方面占领南京、芜湖、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等数十城镇，一方面追歼逃敌，阵势亦形紊乱。截至辰江为止，由常州迄湖口沿江一线，向南逃窜之敌均已被我基本上歼灭，已知俘获十二三万人。京沪杭作战^〔3〕即将完全胜利结束。

苏南、皖南、赣东北三区党委及干部均已开始工作。浙江省委已随谭震林^〔4〕同志及七兵团到达杭州，但分配该省之干部尚需时日才能到达。一般说来，各地各县党政机构，有的尚未到达，有的才开始工作。皖南、苏南因敌我大军过境，秩序很乱，具体情况各地尚无报告。而在接管城市方面问题最多，南京的外交问题最为突出，但表现得最普遍和最复杂的则是金融及市场问题，而以煤荒为最严重。据一般反映，我军进入江南各城市，群众纪律均有进步（三十五军在南京亦然）。但干部对政策的了解仍差，特别是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仍然严重，事前不报告、事后不请示的毛病，尚未克服，所以出了一些毛病。总前委^〔5〕对此预防不够为其主要原因。淮海战役^〔6〕结束后，二月初开始整训，三月初开始南进，其间为时约一个月。二野、三野大约都进行了半个月到二十天提高纪律性的教育和政策的学习。从三月初到四月中旬，部队除行军外，全力集中于战斗准备。原来我们估计过江后，总有一点时间来深入政策准备，不料这个打算落空了。战局发展太快，我们的准备赶不上，干部赶不上，陷入了被动的状态。我们部队的情况是，凡做一件事，热炒热卖，非常见效。二月间学的东西，经过一个半月的行军作战之后，大都抛在九霄云外了。而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指示的一般原则，对于下级干部和战士说来是很难理解的，他们要求的是具体的规定。在南京检查三十五军所出的外交乱子^〔7〕时，该军中下级干部和战士反映说：“上级要我们灵活，我们就是灵活不来，要求上级规定死一些。”这种反映是真实的、合理的，这是领导上的一个重要教训。事实上，出毛病的往往是领导机关没有预防到的，或者是没有具体规定的事情。中央卯陷电^〔8〕对我们的领导方法的批评和指示很重要，我们已照转各地，学会这种领导方法。一方面严格实行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制度；一方面着重成文的具体的指导。近日我们对外交纪律、入城守则、金融问题等等已有具体规定，对进上海的准备也较为细密。今后毛病可能少出一些，出了毛病也可能纠正得快一些。

此外，在渡江前后，我们感觉到下列问题：（一）山东、皖北灾荒现象颇为严重，我们在江北时，即已注意并已拨出数千万斤粮食作为生产救灾之用。皖北长江堤坝急待修复，亦正抢修中。（二）皖北土匪会门^〔9〕（多带政治性的）甚猖獗。拟于京沪杭战役结束之后，调三兵团一个军到皖北剿匪。（三）已占城市除南京外交问题外，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煤荒（粮食除上海外尚不困难）。其关键是缺乏运输工具。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是金融，估计伪金圆券^〔10〕问题已不严重，人民券之发行尚属顺利，筹码暂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对付银元（已有专门指示）和反对敌人、奸商投机捣乱的斗争。至于城市工业生产，因各市尚在初步接管当中，对此还无具体研究。（四）南下干部对城市工作方法和生活习惯极不熟习，一般的表现是忙乱无头绪。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必将大大地妨害工作和领导。（五）南下干部和军队与地下党的会师，在南京发生一些格格不入的现象。据三兵团报告，皖南也有一些问题，已引起注意。总之，江南将有许多复杂的、尚难预料到的困难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当从注意集体领导和注意向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方法中，予以逐渐地解决。

邓小平

辰灰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渡江战役发起后，从总前委驻地安徽肥东县瑶岗村进入南京，再到江苏丹阳时给毛泽东的电报。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二中全会，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分析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指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3〕京沪杭作战，指京沪杭战役，又称渡江战役。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从江西湖口至江苏江阴段横渡长江，发起京沪杭战役。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亦进至武汉正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至六月二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及白崇禧集团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福建、湖北部分地区及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宣告了国民党政府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福建、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基础。

〔4〕谭震林，当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

〔5〕总前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总前委负责领导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行动，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淮海战役结束后，奉中央军委一九四九年二月的指示，继续行使领导中原和华东地区的军事和作战的职权，率领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配合下进行渡江战役。

〔6〕淮海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共六十万余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负责领导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行动，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这次战役击毙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官黄维、兵团副司令官吴绍周，共歼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7〕指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个别官兵擅自进入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的事件。

〔8〕卯陷电，指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的电报。电报针对人民解放军进驻南京以来接连发生的士兵擅入外国大使住宅和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等情况，指出：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地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这种出乱子的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下面，而是在领导方面，事前告诫处理得不适当，或者没有去告诫和处理。

〔9〕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具有封建性和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

〔10〕金圆券，指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的一种纸币。以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五百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并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金圆券发行后不到十个月，发行额就增加了六十五万倍，批发物价随着上涨一百二十万倍以上。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金圆券被宣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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