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故事之十九：王安石与苏轼的私人恩怨

    说到苏轼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站在旧党一边。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轼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苏轼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轼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轼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苏轼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苏轼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苏轼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轼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