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和几个政策问题〔1〕

（一九四一年三月）

茂林事变后的局势

（一）茂林事变^〔2〕在国内在国际都起了很大的震动。

在国内，各党派的表现是：1.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亲日派，以何应钦^〔3〕为代表，积极策动内战，主张痛快干一下，以便实现其经过内战达到投降，出现“贝当^〔4〕政府”的全部阴谋。2.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英美派，历来反共是坚决的，亲日派投其所好，策动其爆发了茂林反动事变，并发布了一月十七日反革命命令^〔5〕，一月二十七日的蒋介石讲话^〔6〕，大有气势汹汹，非干不可之势。但在其主人（英美）忠告之下，和全国人民反对之下，乃又企图将巨大的全国性的茂林事变，尽量解释为地方事件。但反共政策仍在继续，变本加厉地继续其反共政治动员，通令称我党为“奸党”，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办事处人员，打击和肃清抗日进步分子等等。而其军事反共计划亦未停止，仍在步步实施着。这般顽固家伙，虽在主人忠告、万人责骂之下，略呈窘态，不能不收敛一下，然其反共之志未尝稍懈，企图对我各个击破，这是很清楚的。3.中间派则一般对我同情，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措施。有痛骂何应钦阴谋者，有表示愤慨忧虑者，有电蒋^〔7〕责斥何应钦者。而华侨的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显。4.各小党派均甚愤激，有主张坚决反对者，有主张发起民主联合运动与中共一块抵抗者。5.各杂牌军表示恐慌，他们认为八路军是大杂牌，他们是小杂牌，而且清楚了解他们也在被排斥之列，国民党一贯政策是用杂牌打杂牌，并把他们放在反共的最前线。6.至于全国人民，无疑是对我党我军同情，反对茂林反动事变，反对反共的。

在国际方面：1.苏联坚决反对反革命的茂林事变。2.英美赞成限共，但不主张反共大内战。因为中国内战有利于日本，不利于英美，英美今天需要的是以中国牵制日本。居里^〔8〕来华，港督代表赴重庆，美大使调任，英援华委员会主张中国团结抗战，都可看出英美态度。3.日本当然兴高采烈。事变有利于中国分裂，日本可利用此机会加强诱降，以便达成其迅速解决中国事件，实行南进之迷梦。但日寇是要打击中国的，反对英美倾向的，也不赞成国民党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挤到华北的方针，因为这对日寇确实掌握华北的方针是不利的。所以日蒋矛盾还是严重的。

所以，国际国内的条件，都是有利于中国团结抗战，有利于打击亲日投降派，有利于打击反共派进攻的。

（二）事变后我党的主张。

1.事变后，我党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十二条件^〔9〕，接着又向国民参政会^〔10〕提出了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11〕。这些条件是全国人民、进步人士及广大中间势力所拥护的正当要求，表示了我党光明磊落仁至义尽的立场，表示了我们愿意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表示了我们始终主张团结抗战的真诚。所谓组织新中央政府的主张是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只有国民党实行了十二条，中国的团结抗战才有保障，所以必须坚持十二条。

2.事变后，特别在一月十七日的反革命命令公布后，我党公开地明白地发表了独立的政治立场，并采取由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挺身而出，保护坚决抗日的新四军的有力步骤。这在全国人士面前表示了我党有办法，不是吓得退的，也不是打得坍的。我们向来主张团结，不愿分裂，但如投降反共派制造分裂时，我们并不怕分裂，而且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收拾局面，继续抗战。这种态度，这种气魄，对团结大多数，团结中间势力，均极重要。

3.同时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加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以应付可能到来的寇奸夹击的局面。

（三）时局发展的趋势。

1.中日矛盾是基本的，日蒋矛盾也仍是目前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无论其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中日战争，它的条件是不会降低的，即便在条文上似乎不很苛刻，而在实质上总是灭亡中国，所以中日矛盾始终是基本的。同时，日本诱降与挑动中国内战的阴谋也是不会放松的。最近俊六代西尾^〔12〕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时，日本即声明将以政治方法解决中日问题，甚至放出汪政权移华北的空气，以引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派上钩。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派今天基本上仍是倾向英美的。英美为了自己帝国主义目的，绝不是为中国的利益，要求切实掌握中国当权派，利用中国以制日，而中国当权派也对英美负有牵制日本之义务，所以还要抗日。不管其出发点如何，抗日的积极性如何，总表现目前日蒋矛盾是严重的，这对于抗战还是比较有利的。固然对日投降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在今天说来，这不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坚决抗日，这也逼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不能不利用抗日，即在反共问题上，也还企图以抗日来作幌子。

2.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是不会停止的，且在准备上，在行动上，在宣传与组织上，还会更加积极。最近事实（进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布置没有停止，且在继续逐步实施；继续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庞炳勋^〔13〕受命积极准备东进向我军进攻；大批特务派入八路军新四军区域进行破坏；全国到处摧残进步势力等等）都可证明这点。因为日寇的挑拨，亲日派的活动，还要继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英美不赞成目前爆发大内战，但也绝不赞成中国实现独立自由和解放，所以对限共反共还是赞助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成见是很深的；全国人民和进步势力、中间势力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停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动摇的程度。我党提出之十二条，如果没有更大的国际压力与全国各种势力的压迫，是不会为国民党当权派所接受的。

3.因此，在目前国际国内局势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反共大内战的企图，虽受到相当的限制，但各个区域的反共行动还在发展，而且仍有由各个区域反共行动发展到全局破裂的危险。时局的严重性并未减轻。

（四）我党目前的策略。

1.掌握住中日基本矛盾，充分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国内表现为日蒋矛盾），坚持抗战下去，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2.坚持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件，因为只有这样的正当解决，才能保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局面。

3.大大发展统一战线，一切为着争取大多数，团结大多数来克服内战与投降的危险。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面，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三民主义^〔14〕，坚持各党各派（国民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

4.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准备自己，以应付可能到来的寇奸夹击的局面。任何松懈都是不容许的。

（五）坚持华北抗战是我党的确定方针。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不仅今天要坚持，即使全局破裂也必须坚持，并使华北成为应付寇奸夹击局面的战略基点。

前一时期，我们曾提出南援问题，这与坚持华北的方针是不矛盾的。要知道只有坚持华北才于全局有利，同样只有从全局着眼，才更有利于华北的坚持。认为南援即等于放松华北的观点，是错误的。今天不是强调南援，而应强调坚持华北抗战。

坚持华北抗战不是口号，而是实际的工作。我们不但要从宣传教育上动员，使党政军民认识华北斗争的长期性与艰苦性，而且要懂得如何以高度的胜利信心，充分的组织工作，去深入各方面的工作，从不断努力中发展足够力量，以便顺利地对敌斗争，坚持华北抗战，并能应付任何困难的以至寇奸夹击的局面。

决定政策的原则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15〕茂林事变把国内局势推到非常紧张的程度。应付严重局面的关键，在于力量，尤在于正确的政策。有了正确政策，才能发展力量，才能争取大多数，以争取时局好转和应付大的突然事变。

必须认识，今天的政策与过去内战时有原则的区别。苏维埃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革命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了许多过左政策，如：以五次“围剿”与反五次“围剿”^〔16〕为两条道路的决战；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的劳动政策；消灭富农（分坏地），肉体消灭地主（不分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政权中共产党员的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夺取大城市与否认游击战争；白区中的盲动政策；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

这种政策适与大革命^〔17〕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18〕相反，而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其结果都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损失。这种政策不仅今天不能适用，就是过去也是错误的。

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我们今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其具体的原则是：

（一）一切抗日民众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联合），又须独立（斗争）。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基本的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是有理、有利、有节；是硬，不硬到破裂统一战线，软，不软到丧失自己立场。

（五）在敌占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政策，是一方面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政策；是在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上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政策。

（六）在针对国内阶级关系规定我们的政策时，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反共势力，与打击亲日势力。

（七）对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方面是联合政策，对其坚决反共方面是孤立政策。顽固派在抗日方面又有两面性，即对其坚决方面是联合政策，对其动摇方面是斗争与孤立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亦有两面性，即对其尚不愿从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方面是联合政策，对其向人民高压及军事进攻方面是斗争与孤立政策。要把这种两面派分子与汉奸亲日派区别开来。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亦有两面分子，我亦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亲日方面是孤立政策，对其动摇方面是拉拢与争取政策。要将两面分子与坚决的汉奸分别开来。

（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战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主张抗战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战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两面性较少（不是没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中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种不同政策，都从这个阶级关系的根本区别而来。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但须区别：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英美与德意；德意与日本；“东方慕尼黑”^〔19〕的英美与赞助抗日的英美等等。同时要区别社会主义的苏联与帝国主义，英美人民与英美帝国主义等等。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外交政策。国民党认为敌人只有一个，其他都是朋友，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政策。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则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外交政策的运用则是，在坚持独立战争与自力更生原则下，尽可能利用外援，而不是放弃独立战争、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依靠任何帝国主义。这是我们与国民党不同的。

党中央在提出这些明确的原则之后，特别指示我们，克服干部中对于策略问题上的顽固的片面观点，必须从历史上及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与发展上，作全面的统一的贯通的了解，才能克服左右的摇摆。^〔20〕

几个具体政策

（一）武装政策。

1.巩固与加强正规军。今天主要是充实正规军，提高正规军的战斗力与顽强性。这始终是冀南党（军队党、地方党）的严重任务。不能因为加强地方武装而放松了正规军（野战军）的补充。为了加强正规军，对正规军的要求是：大大提高军事、文化、政治水准，应抓住机会（一切可能争取的空隙）整训，大大发挥顽强性；野战军的使用，不可过于分散、过于频繁，平时可分小部带领地方武装游击，特别在地方武装未培养起来时，必须分散一部游击活动，主要求得于破击中，克复必需的据点中，和反“扫荡”中消灭敌人；正规军应善于诱导培养地方武装，要舍得抽调干部到地方武装；正规军要做到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不仅纪律好，并且真正关心民众疾苦，到一处做一处地方工作，要成为遵守政策、执行政策的模范。

2.发展广泛的群众的游击战争，这是冀南武装建设的中心。第一需要广大的地方武装即地方军兵团、游击队；第二需要广大的民兵基础，包括游击小组；第三需要普遍的自卫队组织与活动。

对地方军兵团、游击队的要求是：要有足够的数量，地方武装要培养坚强的战斗力，要有比正规军还要灵活的游击战术，要能在任何困难条件下撑持当地的艰苦斗争局面，平时要积极地活动；地方武装的成分要纯洁，组织要精干，在组织要求上不应如正规军之严，但一定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营规、统计等必须建立；地方武装必须以当地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为骨干去组织，正规军派去的干部应起帮助培养当地干部的作用，当地干部的选择亦必以政治条件为主；地方武装不应再采取过渡到正规军的方式，但必须在地方武装中有计划地宣传八路军、野战军，并依靠原有基础发展成为正规兵团。反对保守观念，即在不能不抽调一部补充正规军时，也只能在不损害当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原则下抽调三分之一以下（以不采用此方式为原则）。

地方武装要与人民结成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这决定于：本地有威信的干部的率领；成分的纯洁；纪律的优良；与社会各阶层建立密切联系；执行政策，不筹粮款，不乱没收等；积极作战，积极对敌，积极保护人民利益；保证在党的领导之下。地方武装的领导关系，确定为军区的统一指挥，军区政治机关的统一领导，但必须置于当地地方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另有指示具体规定）。

对民兵的要求是：民兵以模范班（基干自卫队）、青抗先^〔21〕合组，成为发展到义务兵役制的基础；民兵必须以自愿方式组成，必须在武装斗争中建立起来，发展起来，不能丝毫采取强制抽签，抄名册等方式，不要重复过去错误，不能采用物质引诱（吃公粮）等欺骗方式组成；不应把民兵缩小到狭小基础上，在冀南必须完成民兵计划，群众组织应输送自己会员到民兵中去；要建立经常的教育训练制度；要在建立基础之后，能实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动员加入军队（目前不应以此列入民兵任务中）。

对一般自卫队的要求是：这是普遍的公民义务，但不能简单以造名册方式组成，必须经过充分政治动员；过去仅有形式的组织应加以整理，并建立其工作。无论民兵和一般自卫队，必须实行充分的民主，任何官办方式都要失败。民主表现在：队员选举、罢免干部；队员讨论本队问题，干部尊重队员意见，使队员关心本队命运。如此才能发挥队员的积极性。

3.确实建立军区工作。建立独立的军区系统。军区系统干部必须以本地干部为主，但野战军必须供给必需的干部；照规定确定地方党与军区系统的正确关系；军区必须以同样的注意力去指导地方军兵团、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军区必须有强大的巡视团，加强对下级的检查与帮助。

4.地方武装、民兵武器的来源。从敌人方面缴获；军区有计划地收买；在群众中动员（不能丝毫强迫）；土炮、地雷及各种民间武器的大量使用。依靠上级发枪是不可能的，上级只能在可能范围内适当调剂。

5.武装干部问题。应尽可能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及无党无派的军官参加我军，给以特殊优待，以增强我军的军事建设。这在基干的正规军特别重要。

我军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制度现在应改变。自然不应在我军实行三三制^〔22〕，但只要军队领导权在我党手里（这是不能丝毫动摇的），便不怕大量吸收同情分子（不是破坏分子），这是没有危险的。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扩张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在发展地方武装问题上，不惧怕由同情分子、进步分子组织军队，并应帮助之。地方干部在地方武装中有决定的意义。

6.发展交朋友工作，利用机会建立外围军（另有建立外围军的专门指示）。

7.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发展交朋友工作。

（二）接敌区和敌占区政策（北方局二月二十五日已有专门指示^〔23〕）。

1.决定接敌区和敌占区政策的原则。

估计到敌人在接敌区和敌占区（特别敌占区）的压迫掠夺政策，特别在所谓新体制之下，亡国奴的命运直接威胁着人民，故统一战线有着更广泛的基础，认为地主阶级是敌人的基础是错误的，我之政策应带更大的广泛性。估计到敌人的欺骗、利诱、造谣、武力压迫等作用，我之政策应带非常的谨慎性。政策错误反可帮助敌人，过去许多地方都产生了这样的恶果。

敌占区，特别估计到我一时不能收复的地区，必须采取长期的埋伏政策、隐蔽政策与组织上的精干政策。接敌区应采取敏捷灵活的组织形式与政策运用，在敌人据点附近不能不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把基本区的具体政策和一切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机械地搬到敌占区或接敌区，只有自取失败。武装斗争是中心环节，无论敌占区、接敌区都要掌握这一中心环节。争取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争取会门^〔24〕、土匪、青红帮^〔25〕成为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的重要环节。反对惧怕到敌占区接敌区工作、步步退缩的右倾观点，认识那里具有开展工作的充分条件。反对粗枝大叶、公式主义，认识那里是细密的组织工作，是长期的艰苦工作。

2.广泛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中国人，保护一切中国人。

在敌占区强调阶级矛盾，发展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只有在阶级团结的精神下，才能开展那里的工作。一切政策运用都必须依此原则。因此减租减息^〔26〕、雇工增资^〔27〕、合理负担^〔28〕等法令不能机械搬到敌占区去用，只有在地主雇主愿意和双方同意的条件下，才能部分实行。

在接敌区也不能把基本区的政策机械地搬去，应估计不同村庄，运用不同政策。我有群众基础区，在群众拥护抗日政权条件下，纳缴负担（公粮、田赋、合理负担等），但亦应估计到那里对敌还可能有负担，故应教育群众应付敌人，减少对敌负担，我则减其负担。我无基础区，则应不强迫其负担，而集中力量指导群众减轻对敌负担，做到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区域。

禁止到敌占区、接敌区去乱捉人、罚款、没收、乱杀汉奸。一切要放在对付敌人，打击捕捉少数死心塌地的为群众痛恨的大汉奸，不准暗杀，必须经过群众公审处置。共产党员要善于找出与帮助当地与群众有联系、有威望的人士，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只要是抗日的，采用各种形式去团结群众，对敌斗争，并须在敌占区善于利用已有的合法组织，经过长期工作，逐渐增加其抗日内容，如会门、联庄^〔29〕等。

对敌斗争（敌占区更多是合法的，但亦有非法的，如武装斗争；接敌区则是合法与非法并用）以不致使群众受到大的损失为原则。利用一切生动例子，如邢台敌没收土地、抓青年当兵等，扩大宣传，提高抗日情绪。

3.对伪军伪组织。

确定认识其中死心塌地的汉奸是极少数，大部是两面派。我必须利用这一特点，加强争取伪军伪组织工作。利用一切线索，如朋友家属等关系，打通伪军伪组织的关系，这是一个经常的组织工作，要有计划地训练与派遣同志打入，做长期的埋伏工作。对伪军伪组织要求不可过高，第一步达到建立关系，交朋友，送情报，然后达到进一步的关系，如争取伪军反正等。争取伪军不可急求反正，要选择于我更有利的时机才反正，但暴露时应坚决反正。要切实保守秘密，不准记入日记本，不准知道的人太多，只能一二人知道，不准写书面报告等。要建立专门组织，指定某人专门负责某个线索，但要由指导机关统一进行。

4.对土匪。

对敌占区土匪，我不可能消灭，树敌是愚蠢的。反之，我应利用土匪实现下列作用：抢日本财物，使它发生特种游击队的作用，保护我之交通，给以若干便利；经过艰苦工作，改编之为抗日游击队（外围）。如敌占区土匪是敌人组织的，我则一面不放松对其争取瓦解，一面则可在防匪口号下组织民众（加上抗日内容）。对这样的土匪，也只有在极有把握条件下，才可决心一鼓歼灭之（这是消灭汉奸武装）。

对接敌区土匪，如可能消灭时，则一鼓消灭之。利用防匪，组织民众防匪抗日武装斗争，使民众懂得土匪是日寇组织起来的。同时不放松打入土匪进行瓦解争取的工作。轻易决定打土匪，是弄巧反拙。用抗日政府公开接交土匪，也会失掉民众信仰。

5.对会门。

敌人拼命组织与引诱、挑动会门以对我，因此，我应加强争取瓦解会门的工作，这在敌占区、接敌区都很重要。对会门，我们是采取争取与瓦解的方针，但须估计各种会门有其不同的背景和内容，我之策略运用亦应不同。粗率急躁反可帮助敌人，过去已有不少教训。

对敌占区会门，不应采取强迫取消其名义办法，而应利用原有的会门组织形式，打入进去进行长期工作，逐渐增加其民族意识与抗日内容，一直发展转变成为抗日群众的合法组织形式。对接敌区会门，应首先采取有效步骤，停止其蔓延，如加强会门附近各村工作，政府军队布告禁止组织会门，宣布组织会门为敌人的阴谋等。已经组织起的会门，如距敌据点很近，则争取其变成实际的抗日群众组织。如不能做到这点，则采取对敌占区会门策略，进行长期争取瓦解工作。对反对我、通敌有据之会门，一面打入，长期争取瓦解，一面抓住良好机会打击消灭之（不可事先宣布），打也是为的争取。打时以不杀伤群众为原则。无论哪种会门，都要切实注意，争取其群众。

6.组织问题。

党的组织。在敌占区应是隐蔽精干政策，重质不重量。组织是绝对秘密的，采用过去白区党的组织形式。在接敌区则应严格分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确定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党的小组不可有横的关系，由支委会分工领导。做公开工作的同志，可设一小组，不与其他各组织发生关系。支部书记、副书记以一人领导公开小组，一人领导秘密小组。一切新发展的党员，都应该是秘密的，不与原有党员混合编小组。一切开会接头方式，都要变更。如遇情况严重，存在困难时，公开同志应暂时退出，保存干部和党员，不可蛮干。

群众组织。敌占区应利用合法组织去团聚与组织群众，谨慎地组织群众，但不放松采取类似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去团结抗日进步的群众，即这样的组织亦以灰色名义为好。接敌区应按工作基础和距敌远近来决定组织形式，如基础好的村庄，则可保存原有群众组织，必要时亦可以灰色名义迷惑敌人；基础不好或无基础的村庄，则取灰色形式组织群众。

政权组织。敌占区主要是争取伪政权，打入伪政权作长期埋伏，应付敌人，保护抗日人民，进行可能的抗日工作，而不是成立抗日政府的问题。接敌区则应争取保存抗日政府的组织和工作，但应容许运用革命两面派的政策，即实际是抗日政府，但可另设村长应付敌人。党应有专门同志管理敌占区、接敌区工作。

7.干部问题。

党应选择适当干部去做各种不同的工作，并且必须加以训练，否则不起作用。要舍得本钱，不可在狭小范围去找干部，数量要多，不同干部给以不同任务。要善于运用非党进步分子、同情分子去做这些工作，不可束缚于党员的范围。

8.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要有正当的联系，但不能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起来，要严格分开。不能把秘密线索交给军队或其他同志。

（三）财经政策。

要保证实现北方局决定的一九四一年经济建设计划，要保证完成一九四一年的财政计划。这里只提到几个小意见：

1.合理负担。坚决做到百分之八十负担户的规定，累进率要重新研究。

2.税收贸易。反对乱没收，过去没收的错误是自杀政策。严格纠正合作社的贸易统治政策。

3.建立严格的财政制度。冀南要结束旧账，切实建立金库，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打埋伏，要建立严格的财政纪律。

4.积极发展工农商业与商品流通，争取逃亡地主资本家回来，吸引外来资本家到根据地开办实业。应奖励私营企业，国营企业只能当作民族企业之一部分，避免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

5.关税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与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保护冀钞^〔30〕是一个严重的斗争，是党政军民的责任。最近敌人拼命破坏，我应加强保护冀钞的斗争：（1）政治上强调坚持华北抗战；（2）加强对敌斗争；（3）时局和几个政策问题191繁荣市场；（4）打击伪钞；（5）正确执行对法币^〔31〕的法令。

6.财经是认真精细的工作，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口号或计划。

7.冀南供给太行山是严重的政治责任。冀南同志对这个责任应有明确的认识，过去是了解不够的。

（四）三三制与民主政策。

1.三三制不仅在形式上做到，更重要的在其内容。现在冀南党员包办政权的现象，仍未停止，这是一个艰苦的教育与斗争过程。所谓内容，主要是民主问题。没有民主，即使党员少于三分之一，也是空的。因此，要切忌党员包办，党员更无杀人捕人权。

2.行政机关、民意机关，必须允许国民党员参加，民意机关中还可容纳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在开始建立抗日政权的区域，党员还可少于三分之一。

3.公安局不是恐怖机关，而应是民主政权的一部分，有保护一切抗日人民、抗日党派之义务。一切不反对抗日政府的地主资本家，与工农有同等的人权、财权及言论、集会、思想信仰之自由。政府只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与暴动的分子，其他一律保护，不加干涉。

（五）其他政策问题。

1.在劳动政策方面，应注意工人加薪不应过多，以维持一人至一人半生活为原则。今天还不可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某些生产部门可实行十小时或十一小时，一般是比原有工作时间略为减少。要教育工人遵守劳动纪律及合同，资方亦然。乡村工人工资待遇更不宜过高，否则还会引起农民反对、工人失业与生产缩减。

2.在土地政策方面，要严防过左的没收土地、随便处理公地、无偿收回典地等错误。

3.在锄奸政策方面，要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与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决不要乱杀人，牵涉无辜分子，要禁止任何机关都能捉人杀人的混乱现象。对动摇胁从分子要予以宽大待遇。对叛徒也予以自新之路，在其不继续反共条件下，可予以不杀待遇，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优待，惟不能入党。

4.在文化教育方面，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文化人、技术家来根据地与我们合作办学校、办报、做事。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到我们学校学习。要放手任用、放手提拔知识分子和文化人。

5.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保障党的各种具体政策之执行。下层在执行政策中错误是难免的。领导机关的责任是及时检查、及时纠正。冀南党对政策的注意，虽较前略好，但极不够。必须加强政策教育，善于利用具体例子去教育同志，要加强政策的研究和检查。军队的党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要给地方党以应有的帮助。

最后，冀南工作的转变，要依靠于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充分的自我批评，要依靠于大大发扬党内民主，要依靠于细心的组织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的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出版的《党的生活》增刊。

〔2〕茂林事变，即皖南事变。一九四○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的突然袭击。经七时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3〕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4〕贝当，一九四○年时任法国内阁总理，六月下令法军全部停火，对德投降，组织亲法西斯的法国维希政府，任总理。

〔5〕指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解散新四军的反革命命令。

〔6〕指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的讲话，声称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7〕蒋，指蒋介石。

〔8〕居里，当时任美国白宫行政助理，一九四一年二月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来华访问。访华期间曾与周恩来会谈，了解皖南事变情况。随后，他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美国的态度给当时的国民党以很大压力。

〔9〕指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内容如下：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10〕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11〕指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作为共产党的部分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临时办法。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枝；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12〕西尾，指西尾寿造，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13〕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4〕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15〕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762页）。

〔16〕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结果，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17〕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18〕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至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9〕“东方慕尼黑”，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美国、英国帝国主义曾多次酝酿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个阴谋同一九三八年英国、法国两国通过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的阴谋相类似，所以称之为“东方慕尼黑”。

〔20〕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765页）。原文是“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

〔21〕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

〔22〕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23〕指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正确了解与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隐蔽精干与长期埋伏的敌占区工作总方针，必须明确认识敌占区工作环境与特点，足够估计敌人的统治力量及其统治的方式与方法；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精干组织，谨慎地组织群众。

〔24〕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25〕青红帮，指青帮与红帮两个中国民间秘密结社。青帮源于明朝罗祖教支流，成员为江浙等地的无业游民和浪荡江湖者。红帮最早为明朝天地会代称，其支派有哥老会、小刀会、红钱会等，由福建、台湾发展至两广及长江流域。民国成立后，有些组织渐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沦为以流氓匪特为主体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沿海沦陷，青红帮部分成员沦为汉奸。

〔26〕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27〕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发展战时生产、提高劳动热情、保护工人与增进劳资双方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颁发过有关雇工增资内容的法令。其中规定：雇工的工资依照各地生活状况，一般以除工人本身外再供一个人至一个半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为标准。延长工时必须按钟点增发工资；假日继续工作，除发原工资外，应按标准增发工资。

〔28〕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29〕联庄，即联庄会，是旧中国地方士绅为使地方免受战乱、土匪的侵害而建立的民间自卫武装组织。由于存在封建性、落后性，易受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利用。

〔30〕冀钞，又称冀南钞票，是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停止发行和流通。

〔31〕法币，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后所发行的纸币。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因物价暴涨而业已崩溃的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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