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1〕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

一　敌后方的环境及其特点

我国军民在敌后方与敌人进行生死的斗争，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因为交通的阻隔及某些特殊的障碍，使得这一为大家所关心的事，至今尚未充分了解其真相，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为使国人较多地明了敌后方的各种问题，我把华北一部分地区的材料，加以简单的叙述，以供国人之参考。

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敌后方？这就需要说明敌后方所处的环境和它的特点。

第一，敌后方，大约存在三种不同的区域：一是敌人占领区，如冀东及平津等大城市和沿铁道及各重要交通线，这是敌人统治较强的区域，为敌之进攻与巩固后方的基点；二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为我之坚持敌后抗战、钳制敌人、削弱敌人，以配合我主力军正面作战，以至将来配合主力军实行反攻的基点；三是游击区，为敌我时来时往，互相争夺的区域。这几种区域之间，并没有间隔着牢不可破的“长城”，而是时常变动的。敌占区在我国进入反攻阶段之前，将较长期地处于敌人蹂躏宰割之下，但某些次要的城市和地区变成我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仍是可能的。我之抗日根据地，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亦有暂时被敌占领，或变为游击区，或失而复得的可能。至于游击区，则时有变为敌之占领区或我之抗日根据地的可能。

第二，在敌人，企图巩固其占领区和交通要道，继续扩展其占领地，摧毁我之抗日根据地，由点与线的占领求得面的占领，以便于充分利用广大占领区之人力、物力、财力，加紧向前进攻，以达成其灭亡全中国，实现其所谓“东亚新秩序”^〔2〕之目的。

第三，在我们，则以最大的坚持性与顽强性，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加强并扩大我之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不断地击破敌人的进攻，大量地消灭与消耗敌人，积极地疲困与钳制敌人，破坏敌人以华制华、挑拨离间、经济开发等等阴谋诡计，提高我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胜利信心，并从长期艰苦斗争中，从各方面积蓄与增强自己的力量，真正担负起“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伟大任务，以便于在今天，能够配合正面，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能够使长期锻炼出来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的力量，成为反攻敌人的重要战略基点与强大的战斗力量。

第四，由于敌人必须求得敌后方的面的占领，否则其进攻将遭到莫大之困难；由于我们必须坚持敌后方的斗争，否则我之抗战将遭到极大困难，这样，形成了敌后方的极端残酷与困难的斗争局面。更由于我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战，在停止敌之进攻后，还须经过较长期的相持阶段才能达到反攻的阶段，这更形成了敌后方的抗日斗争带着长期的艰苦性与残酷性。困难是多得很的，今天我们虽已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尚未达到最困难的时候。在必将到来的犬牙交错、进进出出的长期的残酷斗争中，抗日根据地有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缩小，作战上有时可能受到很大的限制，人力、物力、财力有时可能受到很大的摧残等等，这尤需我们具有最大的毅力与顽强性，不断地克服新的困难，以达胜利之途。

第五，足够地认识敌后方斗争的复杂性。必须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狡诈百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它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与巧妙的斗争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灵活的斗争策略。特别要依靠于团结、进步，依靠于民众，这是战胜敌人的基础。一成不变，顽固守旧，自起磨擦，逼翻民众，就是无异于帮助敌人，自取败亡。

只有清楚地认识敌后方斗争的特点，才能使我们懂得，如何才能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中，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否则，即使你有最高的抗战决心，也不过是徒尚空谈，无济于事，而终必走入灰心丧气、悲观失望之途。

二　两个不同的路线在敌后方

为大家所熟知的，在敌后方，我们内部经常发生一些不应有的磨擦。为什么发生这些磨擦呢？主要是由于在敌后方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两种不同的做法。

一个是真正的三民主义^〔3〕的路线，一切做法都是依据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依据于抗战建国纲领^〔4〕和蒋委员长^〔5〕的历次指示，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为出发。另一个是违反三民主义的路线，一切做法都是以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为出发。

一个是真正主张统一团结，不仅求得各党派，而且求得各阶级的团结，真正求得“力量集中，意志集中”的路线。另一个是表面上以“统一”为幌子，处处表现惟我独尊，排斥异己，自起磨擦，破坏统一团结的路线。

一个是真正依据于敌后方的特殊环境，兢兢业业地站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上，在整个的国策之下，采取适当的方法与步骤，以便于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最后战胜日寇的路线。另一个是违反国策，不顾胜利或失败，处处在所谓“合法”的幌子下，排斥进步，压抑民众，固守成规，有利于敌的路线。

一个是眼光远大，不仅着眼于如何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且着眼于如何建国，以便于将来胜利地建立起崭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达国家、民族于强盛之途的路线。另一个是目光如豆，惧怕进步，无利于国，有害于民的路线。

一个是共产党、八路军及一切至诚救国分子和广大民众所拥护的路线，也就是忠实地执行着蒋委员长的路线。另一个是少数代表一部分守旧势力的顽固分子的路线，亦即是违反民族利益，违反蒋委员长指示的路线。前者是使抗战胜利、民族复兴的路线；后者是使抗战失败、民族败亡的路线。

回忆前年冬季，敌寇南进，我国大军南撤的时候，河北等省各级政府亦随军退走。此时，河北等广大地域均处于敌人奸、掳、烧、杀的蹂躏之下，人民失去军队与政府的依靠，流离失所，任人宰割，伤心之事，不可言喻。当时八路军负国家民族之重托，坚决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忠实于自己的职责，配合友军坚持敌后抗战。一面配合友军巩固自己的阵地，加紧创立抗日根据地，以便于在敌后方与顽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一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派队伍深入冀鲁广大地区，协同当地志士，收复既失土地，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政府，把人民从黑暗中挽救出来，并不断地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大大地增加了敌人的困难。八路军配合友军，经过了极艰苦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收获，才能牵制敌人至十五个师团之多，才支持了华北抗战至近两年之久，才成为了保卫西北、配合全国各个战线作战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八路军之所以能够把一个破碎的局面收拾起来，并使之日益壮大，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成为坚持抗战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个部分，便是由于它真正执行了三民主义的路线，真正执行了蒋委员长的指示。它曾不惧任何牺牲地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的战斗；它在抗战以来，没有一天不是服从命令，恪尽职守，不怕困难，尽忠民族的模范；它一切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出发，始终不懈地去进行组织和动员民众，协助政府和友军的工作，并依据敌后方的特殊环境，与敌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的斗争，因此，它始终是敌人所痛恨所畏惧的一部分。它在敌后方所取得的成绩，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已经成为全民族一部分最珍贵的财产。正因为这样，所以它能够为敌后方的广大人民所爱戴所拥护。

然而，竟有一种人，他们在环境恶劣时，曾经束手无策，带着满脑子的失败情绪而逃之夭夭，一到敌后方的状况略有好转时，又厚颜地回到敌后方去。他们忘记了敌后方斗争的残酷性与长期性，把敌后方看作自己的乐园与天堂，因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专门与八路军磨擦，与人民磨擦，与进步力量磨擦，加紧破坏团结和统一。他们似乎认为八路军和广大人民年余来的艰苦奋斗等于犯了弥天大罪，所以必须把抗日第一的原则抛开，而以“防共”为第一要义，所以必须向八路军和民众去实行所谓“收复失地”的工作。他们的一切措施，都违反了三民主义的原则，违反了抗战建国纲领的方针和蒋委员长的指示。他们的倒行逆施，已经给了敌后抗战以很大的损害。敌后方的问题，已到不能不严重提出的时候了。因为这不仅是敌后方的局部问题，而且是关系于抗战前途与民族兴亡的问题了。为使国人明了敌后方各种问题症结之所在起见，实有分别加以简单地说明与研究的必要。

三　如何巩固团结统一问题

巩固团结统一，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在全国如是，在敌后方尤其如是。因为敌后方的斗争极其艰苦，敌人的挑拨离间特别加强，没有坚强的团结，没有意志的统一，是无法与敌人作顽强斗争的。

如何才能求得团结与统一？

第一，必须各方面具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纲领。即是说在敌后方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都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一切努力都是为着如何去战胜日本强盗，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一切都以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蒋委员长的指示为准绳，并使之具体地实现于敌后方。要反对那些口是心非的人，他们天天高唱“抗日”，“拥护蒋委员长”，并自称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但其所作所为，却处处违背了这些原则，违背了民族的利益。

第二，必须各方面具有互助互让的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求得相互间的亲密合作。所谓互助，就不是互相磨擦，造谣中伤，乘人之危，对消力量，而应减少不必要的磨擦，一致对敌。见人有危，加以援救；见人有难，加以帮助；见人有过，加以劝导；见人有功，加以奖励。所谓互让，就不是片面的投降，而是应以某一问题是否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国家，作为是否可以让步及确定让步程度之标准。如果这种让步对于抗战，对于国家有很大的损害，那无异是对于民族的背叛。

第三，必须各方面以民意为依归。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如果轻视民意，压迫民众，就不可能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克服抗战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困难，也就说不上抗战的胜利，而且可能把民众逼到敌人方面去，给敌人以很大的便利。没有广大民众对于政府、军队的拥护，没有军政民的一致，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团结。

第四，不仅要有各党派、各军队之间的团结，而且要加强各阶级之间的团结。必须明白地认识，过去劳苦大众在严重压迫下，阶级矛盾存在的事实。问题不在于蒙蔽这一事实，而在于采取如何的方法去调节各阶级间的关系。一方面适当改善工农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与法权地位，以提高他们的抗战热情；一方面不使富有者发生不安的心理，以防止停业怠工，缩减生产甚或为敌所用等现象之发生。

第五，必须严防敌人的造谣欺骗与挑拨离间。敌人是一个以诡计多端、狡猾百出知名的帝国主义，深知我国团结之可

怕，而且敌后方又是一个最接近敌人、敌人的影响最易侵入的地方。过去曾经有过一些意志不甚坚定的人，为敌人、汉奸、托派^〔6〕、敌探所鼓动，所诱惑，大造磨擦，破坏团结，甚至不惜为敌人当留声机，跟着敌人叫嚣“防共”，“防止赤化”等等无稽的谰言，并进行反对八路军、反对民众的行为，这是值得惋惜与警惕的。

八路军在敌后方之所以能够完成伟大的任务，能为广大人民，不仅工农劳动者而且富有者所爱戴与拥护，能与各方面取得密切的合作，便是因为它真正把握了统一战线的方针，真正为了巩固团结统一而努力。八路军所做的一切，从来没有离开过三民主义与抗日第一的原则，没有一天不在真诚地奉行抗战建国纲领和蒋委员长的指示，对于那些阳奉阴违的人和违反抗战利益的行为，曾经进行了不断的诚恳的建议和忠告。八路军没有一天不在积极作战，遇友军有危难，没有不挺身援助，并经常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介绍给友军，以为友军之参考；对于一切抗日政府、民众团体、爱国志士加以积极的帮助与尊重，对于友党友军也曾作了多次的让步；但同时对于那些无理的不利于抗战的要求与主张，也曾经而且应该加以严正的批评与拒绝。八路军坚持着自己的正确立场，正表现了它对于民族的无限的忠诚。八路军始终尊重民意，实现了军政民的团结一致，同时也实现了各阶级的团结。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依靠了内部的团结，击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有一种专门吃磨擦饭的人，以破坏团结为能事。如张荫梧^〔7〕之流，专门乘人之危，当冀中吕正操^〔8〕部正在前线与敌血战之际，突然派兵袭击博野后方，占领当地行政机关，屠杀救亡人员。如鹿钟麟^〔9〕先生所属赵云祥、胡和道^〔10〕之流，不打敌人，专门摧残当地抗日政府民众团体，更在冀南八路军与敌进行严重斗争之际，消灭我军失去联络的部队至一连之多，活埋我工作人员、通信员至二十余人之多。如山东的秦启荣^〔11〕之流，素以反对八路军为职志，最近竟伏击八路军一个游击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二百余人。这种人一贯违反民意，用高压的手段去对待民众，破坏各阶级间的团结，挑拨阶级间的斗争。他们甚至不惜利用与日寇有关的“六离会”^〔12〕，围攻冀南的枣强县抗日政府。

这种人常常以“统一”、“合法”为标榜，以实现其排除异己、惟我独尊的私欲，甚至有利于敌，亦所不惜。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冀南军民年余奋斗的结晶，是执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最忠实的地方政府，是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爱戴的行政机关，是统一的国民政府和省政府下的一部分，所以它既是统一的，又是合法的。但是有种人竟诬蔑这样坚决抗日的政府为非法政府，并采取各种手段去破坏抗日政府的统一。八路

军到河北，到山东，为的是从敌人手中夺回我国的领土，而且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却有人认为是“八路军不劳而获”，要把八路军赶出河北、山东去，以实现其所谓“统一”与“合法”。试问把成为坚持冀鲁抗战核心的八路军赶走之后，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经验告诉我们，山东为了调开某军而“统一”，结果某军离开一县，日军接防一县，这不是中国政府的统一，而是敌人的“统一”了。又如豫北的临漳县为八路军收复后，建立了抗日政府，但为避免磨擦起见，慨然交给专员公署接收，以资统一，但不幸又为敌人“统一”去了。

只有在团结一致的原则之下，只有在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原则下，只有在整个国策与三民主义的原则下，才是真正的统一。凡是一切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事，都应该认为是合法的。八路军不怕任何困难，一切努力为着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实现，这正是拥护统一、奉公守法的模范。如果统一合法这样庄严的原则，为少数不明大义的分子所玩弄，并诽谤之为破坏团结、危害民族的护符，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了。

四　在敌后方的政权问题

敌后方的政权问题，是一个敌我的严重的斗争。一方面敌人要树立与扩大其伪政权，摧毁抗日政权；一方面我国军民要坚持青天白日旗的抗日政权，阻止并摧毁伪政权。这个斗争关系于能否坚持敌后抗战，关系于能否削弱敌力与增强自己，关系于民心之维系、抗战之胜利与民族之复兴。因此，举国人士都应重视这一问题，特别是敌后方的各党各派及一切军民，都应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共同的方针下与敌人斗争。

与敌人进行政权斗争的中心的一环，在于谁能获得民众的拥护，谁能真正具备民众的基础。因此，敌后方的政府应该成为：

第一，民族主义的政府，亦即是真正领导抗日的政府。它必须在平时加紧民众的民族教育，提高民众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它必须用一切方法揭破敌伪之欺骗离间，并阻止与摧毁伪政权之建立与扩展；它必须不仅组织与动员民众积极参战，而且本身亦应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它的一切工作一切政策，均应以如何才能战胜日寇和汉奸为出发点。

第二，民权主义的政府，亦即是民主的政府。它必须尊重民意，成立各级参政会的民意机关，接受民意的监督，使本身取得民众的支持，成为民众的依靠。它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它必须给民众以抗日的组织、行动与言论、出版等自由，并严厉取缔敌人汉奸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第三，民生主义的政府。它必须在“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下，去适当地改善民生，如取消苛捐杂税，建立正当的税收；取消不合理、不公平的负担，建立公平合理的负担；适当地减租减息^〔13〕，改善民生，既无害于富有者，又可发扬民力，巩固团结，提高人民参战积极性；注意春耕秋收的领导，增加生产，保障军需民食；奖励土产，排斥敌货；整理金融，禁用伪币；禁止军需原料之输出，免资敌用，同时奖励非军需品的出口，以调剂民生。此外，它必须成为廉洁的政府，严格规定行政人员的最高薪金，如冀察晋边区、冀南、冀中各级政府人员最高薪额为每月二十元，确定预算决算的审查制度，严惩贪污贿赂。

第四，统一战线的政府。不仅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因此，它必须坚决执行为全国各抗日党派所共同拥护的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它在各种政策上，必须是不仅顾及这一党派、这一阶级，而且要顾及那一党派、那一阶级，如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要拿租拿息。它必须不分畛域地吸引一切忠诚为国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工作。

第五，这些政府必须与人民建立最密切的联系。这就不仅在政策上真正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且必须郑重地选择行政人员。行政人员之标准，应该是忠诚为国，廉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这种分子最为民众所爱戴与拥护。民众是最善于选择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的。所以由人民选举行政长官，是物色这些抗日分子的最好方式。这种分子在任政之初，也许并不熟悉公文程式，更不会逢迎敷衍，但他们在执行国策坚持抗战的事业上，却能做出光辉灿烂的成绩，较之那些残民以逞、为害国民的贪官污吏，真有天渊之别。

第六，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以适应于抗战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以河北而论，冀中、冀南两区均曾根据这样的原则，建立了两个行政主任公署，故在抗日斗争中收到了伟大的成效。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组织，当此次敌人严重“扫荡”，省政府被迫西移后，仍有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坚持领导，不致使军政民发生张皇溃乱现象。可见行政主任公署这样的组织，是有其成立与存在的必要与价值的。同时每一区域之行政长官，必须是当地最有声望、最有信仰的人物，那也是很明显的。

上述这些方针，是敌后方广大人民所拥护的方针，是为某些地区，如冀察晋边区、冀南、冀中区所依据的方针，这些地区所造成的伟大的政绩，证明了这些方针之正确。

但是，另有一种人却反对这样的方针。他们把与敌人汉奸政权斗争的中心任务抛在九霄云外，一心一意地对内磨擦，甚至有利敌人亦所不惜。如上面所说过的，他们在“合法”、“统一”的招牌下，采用命令、取消、撤换及捕捉行政人员等等方法，去破坏和打击那些抗日有功且系合法统一的抗日政府，即如冀中、冀南这样有威望的政府，也在被取消之列。他们不惜采取一县双县长，一区双专员的办法，以破坏行政之统一。他们为了打击抗日政府，甚至可以违反国策，一面布告取消正当的税收和征粮，一面却又增加临时摊派，故意苛索，以增加抗日政府之困难。在他们领导的区域，民众负担之重，实在是惊人的。他们遴选行政人员，常以反共为标准，因而其中分子极为复杂，有恐日成病、敌来即逃的；有假瓦解汉奸之名而遂其勾结敌人之实的；有与汉奸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至若贪赃舞弊，鱼肉人民，那更是普遍的了。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呢？当然是不可能的。

五　如何动员民众坚持敌后抗战问题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一个浅近的真理。离开民众，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

敌人在欺骗民众方面曾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只看到敌人奸、掳、烧、杀的残暴行为，那是万分不够的。敌人一方面到处发泄兽性，每至一村，老妇少女均被奸淫，烧杀之惨，不忍目睹，强掠什物、烧毁食粮，极尽横暴之能事；实行收缴民枪，实行人民的身份证书，禁种高苗，保护交通，以增强其统治；大倡建设，强占我国工厂矿山，大发伪币，吸收法币^〔14〕，收买原料，倾销日货，统治各种企业，排斥英美势力，以增加其占领区的收入；加强毒化政策，奖励种鸦片烟，大贩白面^〔15〕，制造汉奸基础，并扩大汉奸政府的宣传，以削弱我之力量，增强伪组织的力量；利用汉奸四处招募华工，实行老弱者运出关外做工，少壮者强迫当兵，以为扩大伪军之用，不从者活埋处死；特别是加强特务工作，利用隐蔽的汉奸、托派，拼命宣传国共即将破裂，中国必败，吴佩孚^〔16〕出山，日本必胜，并加紧挑拨我国内部磨擦，以破坏我之团结，散布失败情绪，以削弱民众的斗志。同时在另一方面，敌人还加紧实施欺骗民众的怀柔政策，如宣传孔子^〔17〕之道，组织敬老会，抚抱小孩，散发糖果等等，以迎合农民的落后心理，企图消除国人对敌人之仇恨，而遂其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的目的。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事实。在敌后方的我国党政军民，不但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抗战，而且要与敌人这些阴谋诡计进行残酷的斗争。团结民众，坚定民心，发扬民力，则是进行这一斗争的关键。

如何才能团结民众，坚定民心，发扬民力以与敌人斗争呢？

第一，要把一切民众分别地组织在各种民众团体之内，如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商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等。这些民众团体，必须在自动自愿的原则下去组织，采取自愿加入的方式，并经过宣传教育，特别是实际的工作，去启发民众加入某种团体的要求，而达到普遍广泛的目的。用强迫加入的方式去组织民众团体，结果会使这些团体变为空洞的机关，无灵魂的躯壳，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第二，要善于运用和经过这些群众组织，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战教育，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自觉自愿地协助政府和军队。因此，必须健全这些组织的生活，如定期的会议、民主的选举等等。

第三，每个民众团体，应关心会员的要求，尽可能地领导会员解决一些切身的困难与痛苦。如学生的求学，青年的特殊要求，农民、工人的改善生活，妇女的解除虐待和放足等等。否则，既不能使会员对于团体产生高度的信仰与密切的联系，更不能提高他们的抗战积极性。

第四，军队、政府必须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并给以必需的协助。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必须是由会员自己选举出来的领袖，由政府或军队派人或圈定都是不妥当的。民众团体的工作，必须由它自己去讨论与决定，政府、军队只宜作一般的原则的建议，否则亦必限制群众的自动性、积极性，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第五，在民众中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在解决各阶层间的问题时，必须双方兼顾，采用调解、仲裁、协商等方式，求得合理之解决，以巩固各阶层的团结，使敌人、汉奸无可乘之机。

第六，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或敌人进攻的关头，必须足够地计算民众的力量。能否动员民众参加，常常成为这些斗争胜负的关键。在动员中，应清楚地向民众解说问题的真相，可能发生的问题，与敌斗争的方法，以及胜利的前途。这样去使民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证明领导之正确，更加增强其信心。在初次的严重斗争环境中，张皇慌乱的现象是难免的，但正确的指示与深入的动员，可以减少慌乱现象的发生，并可从不断的斗争磨炼中，不断地增强民众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七，在敌人占领区域，必须了解群众所处的特殊环境与困难，因而那些地方的民众组织和斗争方式，应该是不同的。要站在保护民众立场上，去教育他们如何与敌人进行隐蔽的可能的斗争。蛮干乱干，都不会得到当地民众的同情，或者招致不应有的失败，更增民众的失败情绪。

在敌后方许多地区，根据这样的方针去组织和动员民众，克服了民众觉悟程度不足的严重现象，打击了敌人的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揭破了敌人、汉奸的欺骗，打破了民众中部分的失败情绪，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每次反对敌人的斗争中，民众都发挥了伟大的力量。军队、政府也依靠着民众力量，克服了许多困难。

反之，另有一种人，由他们轻视民众或惧怕民众的观点出发，完全反对上述的方针。他们常常采取“包而不办”的方法，去取消民众运动；用空洞的官办的机关，去代替真正的群众组织；用“赤化”的帽子，去镇压群众的抗日斗争及合理要求；用“不合法”的名词，去取缔抗日的民众团体；用军队、政府的威力，去解散民众团体，捕捉民众领袖；用破坏造谣等方法，去打击民众团体。所以，在这种人统治的地方，是看不见民众运动的，敌人一来，伪政权也是最容易建立起来的。至于这种人得不到民众拥护，且遭民众反对，那是不足奇怪的了。

六　武装问题

武装问题，我只提出下面几个问题来说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存在着两条不同路线的分歧。

第一，对敌作战原则问题。

我们基于敌后持久抗战的方针，敌我力量的对比，敌我的优缺点，确定我军在敌后作战的原则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此原则下，每个抗日军队和游击队，都须具有高度的自动性、积极性与灵活性，要不断地经常地去袭扰敌人，疲困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并且要不放松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运动战的良机，也只有在广泛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顺利地求得并取得胜利。同时，我军无论在任何时机，均须站在主动的地位，这样才能算着敌人而不为敌人所算。敌人企图消灭我之主力，并逐渐肃清我之游击队；我们则以游击运动战的原则，机动灵活地去消耗与消灭敌人，以便于与敌人进行持久的艰苦的斗争，一直到反攻的胜利。

这里，游而不击，击而不游，或不游不击，都是错误的，都将无损于敌，而使自己处处陷于被动地位，易遭敌人打击与覆灭的危险。同时，不打敌人固然不对，不顾一切与敌硬拼，也是不对的。在主动作战时，应坚决勇敢、不惧牺牲，以达成歼敌之目的；但在不利和被动的条件下，则应大胆转移，以寻求另一有利机会打击敌人。轻易决战，对拼消耗，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

过去八路军和许多友军在敌后方与敌进行武装斗争，所以能够取得不断的胜利，给了敌人以打击，正是这样的原则，起到了极重大的战略作用。他们不但没有被敌消灭，而且还大量地消耗和消灭了敌人，增强了自己，为敌人所畏惧。

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有的抱着无法与敌作战的悲观情调，以保存实力为基本立场，敌人不来，则乐得苟安，不游不击，敌人一来，则张皇失措，退却逃跑。有的在开始时满腔热血，自骄自大，及到在敌人面前碰了两个钉子之后，则又变为悲观失望，毫无信心。这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不了解抗战的长期性，所以发生悲观论和速胜论，结果都会变成失掉灵魂的人，没有丝毫光明的前途。可是这种人，却也有一种

特殊的本事，惯于骂八路军“游而不击”、“只宣传，不打仗”等等，然而民众偏能从事实上去认识真理，民众懂得，这种人所骂的，不是八路军，而是他们自己。

第二，游击队与自卫队的问题。

正规军的作战，如果没有游击队、自卫队的配合，就等于失去耳目和手足一样，由此可知游击队、自卫队的重要性。用不着说，游击队、自卫队在抗战中所建树的功绩，是难以数计的。

什么是游击队呢？游击队是民众参加抗日斗争的武装组织。名副其实的游击队必须具备下面的条件：1．它必须由抗日民众所组成，且为抗日积极分子所领导；2．它必须保护人民的利益，与人民打成一片，成为民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3．它必须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并积极地向敌行动；4．它必须有严格的政治纪律，不扰民，不违反国策；5．它必须懂得游击战术；6．它必须与正规军取得密切联系，协助正规军作战。正规军于指挥游击队时，亦须善于分配它的任务，如侦察、警戒、扰乱、迷敌、诱敌等等，并尊重游击队的独立性，给游击队以必要的帮助。

自卫队是带半武装性质的群众组织。它的作用是：1．在战时，有组织地动员民众参战，如拆城、破路、抬担架、运输、侦探、带路等；2．在平时，实施军事政治教育，提高民众的战斗力，并进行放哨、锄奸等经常工作。

有种人不明了游击队的真正作用，他们不赞成自卫队的组织，即使组织起来，也把它变成一种劳役队的组织。他们也组织游击队，但那些所谓“游击队”，一般是由土匪、溃兵所编，并不加以任何的改造与训练，对敌则畏若蛇蝎，对民则猛似虎狼，甚有与敌伪勾结，变为半汉奸性质的武装的。“抗日不力，扰民有余”便是对于这种所谓游击队的典型的批评。同时，他们对于真正由民众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则又是采取吞并的政策。所以在这种人统治的区域，是无所谓游击战争的。

第三，对伪军、土匪的政策问题。敌人要巩固其占领区，必须加强伪政权，扩大伪军，以补其人力之不足，而遂其以华制华的毒计。伪军之来源，有从招募训练而来的，敌人已开始注意这一方面的建设，但所见尚属不多。现有伪军，多系由叛军、土匪所形成。敌人正变本加厉地招收土匪，瓦解类似土匪的军队游击队，以扩大其伪军。最近鹿钟麟部竟也有部分叛变投降敌人，是值得引为最痛心的教训的。

所以，瓦解伪军、肃清土匪的工作，需要我们加以极大的努力。

估计伪军的特点，我们瓦解伪军的方针是：1．不断地向伪军进行民族的宣传教育，使伪军认识敌人必败，我国必胜的前途；2．采取一切方法与伪军发生关系，并抓住时机，促其反正；3．对无法争取的死汉奸部队，应坚决采取消灭的方针。打击伪军，可以使伪军觉悟到中国军队的力量，感觉到当汉奸的末路，更有利于我之争取；4．伪军反正后，必须加强教育和改造，使之真正变为抗日的部队。

肃清土匪，可以削弱伪军基础，安定民生。对土匪基本上采取争取的方针，使其接受抗日政府和军队的改编。并应以坚决抗日，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扰民众等为改编的条件。对于那些企图投降敌人，或不愿改编，为害人民的土匪，则应坚决消灭，以绝后患。

过去，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华北采取了这样的方针，所以给了敌人扩大伪军、争取土匪的诡计以严重的打击。

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反对这样的方针。他们也在叫瓦解伪军，但忽视政治的方向，多限于联络感情，消极谈判，或金钱收买，故常为日寇、伪军所欺骗所蒙蔽。有些部队，不但没有瓦解到伪军，反为伪军所瓦解，如石家庄附近某部与伪军订立条约，互不侵犯，并相约敌胜则某部投伪，我胜则伪军反正。这种脚踏两只船的所谓抗日部队，在华北还有一个相当的数目。即或有一部伪军反正，他们便心满意足，不加任何改造，结果或成土匪，或再度叛为伪军。他们对于收编土匪，确实尽了极大的努力。可是既无改编的条件，改编后亦无适当工作，只求土匪挂着他们的为国家颁发的光辉的番号，便心满意足，结果土匪依然是土匪，不过比过去更便利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害国扰民罢了。豫北某专员曾收编不少土匪，结果某专员并不能指挥土匪，土匪反而指挥了专员。诸如此类的奇形怪状，不胜枚举。这便是他们对于伪军、土匪的路线，他们之为害国民，不问可知。即使他们自鸣清高，也难免鱼目混珠之讥。这些人站在这样的基础上，其所作所为，不问可知了。

第四，游击队的统一指挥问题。为着发挥游击队的效能，统一指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应该在每一区域（如冀察晋、冀南、冀中）设立一个军区司令部，下设军分区司令部。而指挥员的选择，必须是为游击队所拥戴，为人民所信仰的分子。同时，对于游击队的指挥，亦应估计其特性，而给以可以担负的任务。

但是有一种人，他们反对甚至破坏这一方针，他们的做法，实际是消灭游击战争。

第五，抗日武装的发展问题。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今天我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强盗。所以，必须在持久斗争中，不断地积蓄与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从民族利益的观点出发，过去一时期全国各军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已有的发展还不够得很，还要继续地发展，这也是全国各军的任务。

但是，在敌后方有一种人，为了自己的发展，不惜破坏其他友军的发展，特别是采取一切卑劣手段，来限制或破坏八路军和某些坚决抗日友军的发展。这种排除异己、妨害团结、削弱抗战力量、客观上有利敌人的举动，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值得他们反省的。

七　结　论

在叙述了敌后方的各种问题之后，显然的，在每个问题上，都表现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国人自有分辨。

顽固分子最喜欢用“赤化”帽子加在抗日分子、广大民众和八路军的头上。他们认为上述的正确路线，就是实行“赤化”，所以他们要以自己的错误路线来“对外辟赤化之谣，对内纠正民众之过火”。

“赤化”这种名词，是日寇所惯用的，敌人把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叫做“赤化”，敌人骂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也说是因为蒋委员长和国民党“赤化”了，所以要“防共”，要灭亡“赤化”的中国。蒋委员长说，防共就是灭华，真是一针见血的至理名言。

不幸得很，这般顽固分子，竟把日寇的口号变为自己的口号，把日寇的“防共”方针当作自己的方针，不惜做汉奸汪精卫^〔18〕的应声虫，拼命反对合乎三民主义的、合乎蒋委员长指示的路线，拼命制造磨擦、破坏团结，以便于日寇的进攻。这种人如果再不回头，继续发展下去，其结果之危险，令人不寒而栗。

敌后方的环境日益严重了！没有内部的团结，就无法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持久的斗争。如何团结？如何求内部方针的一致？是正确的方针去迁就错误的方针，还是抛弃错误的方针一致执行正确的方针呢？假如人们懂得，只有正确的路线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路线，执行错误的路线就会招致民族的败亡的话，是不难选择自己拥护和努力的方向的。

注 释

〔1〕本文刊载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七十二期。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对共产党组织进行严重摧残和打击，在敌后战场以种种借口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军事磨擦。邓小平在这篇文章中说的两个路线，实际上一个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坚持团结抗日的路线，一个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当时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文中没有直接批评蒋介石。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101

〔2〕“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支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3〕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4〕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

〔5〕蒋委员长，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6〕托派，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7〕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军总指挥。

〔8〕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9〕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

〔10〕赵云祥，当时任国民党军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的津浦游击纵队司令。胡邓小102平军事文集　第一卷和道，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所辖的冀察挺进军司令。

〔11〕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12〕“六离会”，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主要由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组成。他们以宗教迷信为纽带，拥有武装。由于存在封建性、落后性，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1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14〕法币，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后所发行的纸币。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因物价暴涨而业已崩溃的法币。

〔15〕白面，指毒品。

〔16〕吴佩孚，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二三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所部在湖北被北伐军击溃。一九三一年后，隐居北平（今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多次争取他组织伪政府，遭到他的拒绝。

〔17〕孔子，名丘，春秋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18〕汪精卫，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任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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