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军工作报告[1]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   八军的经过

（一）我去年由中央到龙州是二月七号，到后知道龙州已于本月一日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八军全部正在出发会同七军攻南宁，我仅与留守后方的宛旦平^[2]同志会面，得知八军及左江工作大略：１．左江政权仍在动摇时期。２．革委虽然成立，然尚无实际工作。３．大军出发后，留守后方的是极靠不住的收编的队伍。４．八军本身的基础完全在旧军官手中，甚至有好些同志都没有分配带兵的工作。根据中央不打南宁的决定及这些条件，乃停止了下南宁的行动，并电七军亦停止此行动，并指出从主客观的条件上来估计，攻南宁必遭一个失败的结果，特别是第八军本身更为危险，如到南宁打了败仗，有全军覆灭的可能。

（二）停止了攻南宁之行动的第三日即得到七军由右江来的电报，报告已在隆安失败，同时我们召集了一个干部（包括地方党部）会议，决定八军暂时组织一个前委，因为当时我的计划是与七军汇合后八军即取消，健全七军实力。在会议中我根据中央指示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决定了八军及左江工作方针：１．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面分配所有的同志到下层群众中去做实际的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分发队伍到龙州附近几县游击，发动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3]、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的组织，我们是这样进行了。２．八军的总方向是与七军汇合向外发展，应多方设法与七军联络，八军的发展方向应向右江推进。３．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肃清旧的军官，分配同志以主要的工作。这一工作因作豫^[4]同志执行不力发生了极大的困难。４．迅速解决地方有反动可能的武装（因技术上不完善只解决了大半），武装农民（发了三百多枝枪）好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以为扩大红军之基础。５．此外对于党、政权、红军的工作均有相当具体的决定。

（三）上面这些决定，在短期内作出了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的缺乏（地方工作干部简直没有）收效仍然不多，发动群众方法完全不懂，不能回答群众的问题，斗不过敌人的把戏。

（四）同时我们注意到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因为左江与法占地^[5]接壤，一般群众反法的热情很高，“打倒老番”^[6]的口号每一个群众都懂得都热烈地拥护。不过过去反法的运动为流氓及封建势力所领导，所以我们将反法运动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反国民党联系起来，作广大的宣传，收到了相当结果。在二月中旬群众大会中通过了没收海关、领事馆、教堂财产并驱逐法领事出境（当时并不懂得可以讲一讲外交政策），群众甚高兴，游行时亦甚热烈。我们并利用了无线电发英法文通电于全世界。后法政府曾派飞机一架到龙州附近之上金县侦察示威，适我军一营开往游击，当即号召了千余群众，口号之声震天，士兵开枪，司机慑群众威，致飞机跌下，得机关枪一挺、手枪几枝、炸弹十余个。三法人，一死二重伤（住医院医治）。后阅报载，法政府曾将此事向南京政府抗议，结果不知。总之帝国主义对龙州赤色政权非常重视，特别是对安南^[7]革命的影响，给法以极大之恐慌，故敌军之迫不及待地向龙州进攻，与法帝之催促有很大的关系。

（五）在龙州工作不久，即确知我七军已退出右江，何往不知，并得探报，桂系^[8]将以重兵犯龙州。我们当时考虑龙州是绝对不能守的，敌来必退，同时八军如不与右江七军联络将感极大之困难，故决定速下靖西，加紧龙州附近的群众工作，地方政权有相当基础时八军即全部向右江推进。决定后我即率一纵队攻靖西，因为与右江联络我自己去比较好，同时八军第一纵队的改造也要我自己去才有办法，靖西有电话，指挥龙州工作不成问题。 

（六）攻靖西数日不下，适右江向都^[9]县委书记来到，报告右江沿岸还有果化在我们手中，故我决定带一连人去联络，转达中央指示。临行时电告龙州务须照前决定原则进行，如敌来即向右江前进，即敌不来，左江工作有相当基础时亦须照前决定迅速向右江推进，求得与七军整个的联络。

（七）我一连人冲到右江，始知沿岸完全为敌占领，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惟沿岸还有几个赤色乡村，故得偷渡右江，在一乡村（赤的）住了半月之久，始得机会冲到东兰，其时已是三月下旬了。

（八）到达东兰之第二日，适作豫派了两个卫队（东兰人）亦到，报告龙州已于我离靖西之第三日失败，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还不知道是桂系主力，以为是土匪，及至接触了两小时后听到大炮机关枪声才懂得，但结果是被敌人冲散，全部无法退右江，只得逼退安南方向之凭祥，又受敌追兵打击（旦平同志即于此时牺牲），曾一度冲向右江但无效，乃又退回粤桂边企图去玉林一带工作（作豫家乡，过去有相当的基础），但中途即发生部队叛变（叛变官长是作豫始终不肯撤换的），作豫仅得几十卫队，曾一度冲向右江来联络不果，后闻将武装交给地方同志，只身到港遂被捕。攻靖西之第一纵队（龙州的为第二纵队）得到龙州失败的消息，乃经滇边向右江前进，企图到东兰与七军联络。到右江之凌云（接近苏区仅数十里），因技术上及侦探不好，受了敌人极大打击，损失三分之一，乃退贵州边界，受编于贵州一个土匪队伍（改组派收编的），仍与东兰设法联络，几次不成功，直到七军回右江才取得联络，更于七军第二次向外发展才会合起来，此时该纵队仅存二百枝枪了。这部队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还是改造得比较好的原故。八军失败，龙州政权亦失败。

（九）八军开始成立时的武装约枪一千枝（内坏枪约有三百枝），组织两个纵队，每纵队两营六连，另有一挺机关枪，一门迫击炮，还有一个手枪连。

（十）以上就是八军的成败兴亡史。

二   七军的经过

（一）由百色转变到隆安之役。

一九二九年十月革命节日^[10]，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转变后兴奋了右江的群众，百色、平马[11]的群众大会到的群众非常之多而热烈，红军本身的情绪非常之好，战斗力亦甚强，在隆安作战中充分表现出来。

惟当时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上面，而决定了打南宁的行动。当时前委的估量是打南宁极有把握，桂系主力在前线没有开兵回来的可能，轻视了攻坚和敌人的力量，结果到隆安即与敌人接触，经过三天最激烈的作战，敌人的损伤虽比我们为大，我们的损伤亦不小，好几个很得力的干部亦于此役牺牲，加上作战的指挥太差，双方都成为各自为战的局面，结果是我们失败了，耗费了子弹不下五十万发。

我们对于此次行动指出了不但轻视了敌人，主要的还是忽视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当时右江群众情绪虽已开展起来，但过去并没有经过斗争，始终是暴发户，纯粹由红军弄起来的。如果不注意用正确路线来发动群众，群众的情绪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到失败情绪上去的。打下南宁固好，打不下，一失败下来则必给群众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当时作战完全没有运用群众的战术，单凭红军的力量，深入白色区域去打硬战，处处受敌人（豪绅民团^[12]）的扰乱。如果当时作战不在隆安而在赤区的果化，很有消灭敌人三团的可能。我们更指出这次幸好在隆安失败，如果有一个小的胜利，直追南宁，有全部或大部被敌人消灭的可能。

（二）由隆安失败到向外游击时期。

隆安失败后，完全放弃了右江沿岸。平马为敌占领，我军曾一度进攻平马，但无最后决心，故未成功，乃向东兰退去。此次攻平马没有决心是一错误，因为如果攻下了平马，可以保持群众的情绪。事实上是可以攻下的，攻下后可以得敌人不少的辎重。后敌人追至亭泗^[13]与我接触，战甚烈，双方损失均不小，结果双方均同时撤退。这次军事上如果有最后决心，可以全部消灭敌军两团，因在作战中我较占优势也。亭泗作战时我军士气仍好，失败后则大不如前了。

亭泗战后，前委即讨论行动问题，决定向外游击一时期，乃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右江工作，一、二纵队向河池方向游击。本来是一步步发展的计划，后来变更了，一直经怀远到思恩，在思恩因不小心被敌人袭击，受了一个小的挫折，后又向贵州之古州^[14]（贵州三大城市之一），结果攻下古州，子弹得到相当补充，经济也得到相当解决，士兵情绪也比较提高。本来他们当时欲直出湘南，但因未与第三纵队联络好，故又折回河池。

我们攻下古州，消灭了敌军大部（四五百人），对敌军俘虏的官兵均非常之优待，对贵州军队有不少的影响，甚至不少中下级官长，对进攻红军问题表示动摇。这是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来证明的。后来王家烈^[15]之始终不愿与我们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

（三）河池会议与回右江的决定。

一、二纵队回到河池时，我已到东兰近一月，得消息后即赶到河池与他们会面，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报告中央指示，同时讨论到行动问题，认为：１．当时湘南驻有重兵，不易通过。２．右江群众自红军去后，失败情绪非常之深，对红军表示不满。在发展、巩固右江工作上，需要红军回右江一时期。３．回右江可以发展第七军。４．回到百色可以解决服装经济的问题。因此决定回右江一个短的时期，在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但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此时是阴历五月初）。

（四）回右江后的工作。

回右江后即恢复了沿岸的城市和政权，在百色解决了敌军五六百武装。在百色仅十日，适滇军一师经百色到南宁攻桂，我军在力量上不能与敌人正面作战，故决定暂时退到平马，准备在平马运用群众战术扰乱他，打击他的一部分。结果在果化作战有五日之久，敌人损失甚大，团长死一伤一，营长死二伤一，士兵死伤五六百。我军亦死伤官兵六十余人。但因军事技术上的缺点，没有能实现打击敌人之一部的计划，仅得到两万发子弹而已。算起来我们还是吃了亏，虽然滇军对我们再不敢轻视，攻南宁失败后再不敢与赤色区域为难。

与滇军作战后即回师攻百色，因等大炮问题及被一个连长领导一营叛变（当土匪）问题牵延了一个时期，后百色加了兵（滇军），难攻下，故又改变不攻百色，而在平马、田州、思林、果化一带加紧工作，相当创造右江的基础，改造七军发展七军，并在经济上准备向中心区域发展的出发伙食费。

统计在右江约有三月半之久，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至于在右江的群众工作，以后专门讲。

（五）向中心区域发展问题之讨论。

回右江时即已决定在右江仅是短的时间，与滇军作战后又提到此问题，因为：１．经济未解决。２．秋收快到，如果红军离开，则农民的收获必全被豪绅抢去，必使农民发生反感，并且农民分得了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必定得到了秋收才能深刻地感到土地革命之意义。故当时决定“相当保护秋收”的原则，计时九月底可出发。结果实现了这个决定，定在十月一日出发。出发之前一日，南方区代表邓拔奇^[16]同志赶到，故改在四日出发。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日政治局的决议^[17]。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决定：１．改变军队编制为三个师，留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一军的基础，由韦拔群^[18]同志任师长，十九、二十两师（每师两团）出发。２．因恐东兰士兵逃，同时与在桂黔边之第八军的一部联络，故大部由凌云转向河池。我及拔奇同志同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３．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拔奇）的阅兵礼以鼓士气，并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六）河池的全军党员代表大会（十月革命节日开的）。

河池会议完全是在接受立三路线^[19]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这次会议改选了前委，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并特别提到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豪人^[20]同志为书记。

（七）由河池出发到攻长安。

由河池出发时经过鼓动，士气颇好，到怀远与敌一个小时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敌人退到对河与我隔河相持。当时发生一个是否攻庆远的问题，有两个意见：一方面赞成，以为在执行新的路线，应攻庆远，且很可能。反对的意见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守之，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难，并且我们到桂林有一条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过，敌一注意很难通过。后一意见不但不赞成攻庆远，且不赞成攻融县。我及李明瑞^[21]同志是后一意见，结果通过了不攻庆远，攻否融县到天河再看情形决定。

到天河时讨论，始终以渡河问题决定不攻融县^[22]，而经三防转移敌人视线，还占长安渡河。次日忽得报告说融县有一小河可徒涉到长安，故又临时决定到融县。行不四十里，即在四把与敌接触，后面敌人追来，前后作战，前胜后败，结果在天河附近与敌相持三日之久。最后乃决定脱离敌人，仍由三防到长安，沿途均有民团相扰，到三防因天雨休息数日即到长安，其时长安已有重兵驻防了。敌人有两师，名义上六团。我们攻长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23]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后得报告敌人又加一师兵力，故决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敌不敢追出一步。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从实质上我们还是吃了亏。

（八）进攻武冈。

长安撤退后，至福禄渡江，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已有敌军教导师守对河（又一小河）无法过，乃改经绥宁、武冈到桂林。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说只有点民团守卫，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攻了四日夜，仍决心攻下，当时估量敌援兵不会来得这样快，故一切布置忽视了这一点。到第四日已发觉不当，决定重新布置，但马上接到报告说再三四小时即可攻下，因城上敌人已无子弹，我已架好楼梯也，故未改布置。孰知城尚未攻下，敌援兵已至，以致失败。此次损伤不小，士气大挫，乃向新宁退去，又转到全州，在新、全交界之“八十山”中又受了敌人追兵一个小打击，结果算好，安全地达到全州，此时已由四团而缩为三团了。武冈作战时阵亡了一个很好的团长何子礽 ^[24]同志。

武冈失败后，大家认为攻桂林已不可能，七军的迫切需要是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兵，故决心到湘南，估量湘南总有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来武冈敌人的援兵，报上载名义十团实则约五团，宝庆两团，长沙用汽车运来一团，还有两团新成立的游击队，飞机两架。如果当时我们军事布置缜密，以战斗力论，决不致失败得如此之狼狈的。

（九）到全州后直到攻连州。

到全州后开会讨论，结果都感觉到要休养补充之严重。当时估量江华、临武一带最少可以休息一下，发动群众，故决定到江华一短期仍向小北江发展。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

在全州驻了三天，筹了点款，发了点零用钱。此时士兵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亦甚多，逃的不仅是老兵，而且许多是农民。

后知敌人（桂系）来全州，故我们即照决定出道州，一路只有小的接触。到道州后已是空城一个，仅有贫民还在，城周围几里路就是豪绅的武装，侦探都难派出。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了三四百人，都表现还好。仅驻两日，知湘军已从三方向道州前进，此时我军决不能作战，仍照原计划到江华。当天奇寒，苦极，士兵冻死数人。江华的环境比道州还坏，一点党和群众基础都没有，仅没收了大批布匹发给士兵，但无处成衣。

原来对于江华一带的估量成了幻想，宁远亦不能去，只得离开江华，想到湘桂边之桂东桂岭一带工作（皆山地），得到一个被囚在江华狱中的前县长带路达到了桂岭。离江华时四面八方打起来，我军又受了小的挫折，失去枪二十余枝。

到桂岭后即布置工作，但该处豪绅力量太强，强迫农民守住炮楼不出来，如果桂系重兵来，将大不利于我，故计划又不成，乃决心继续到小北江。在桂岭住了四天，将部队整顿了一下，缩编两团。为提起士气起见，以主要官长兼团长，李明瑞及龚鹤村^[25]两同志任之，两团组织比较完密，原来团长皆任营长，营长任连长，干部亦较前充实，故战斗力又恢复了一些。 

行军三天到了连州属之东陂圩（离连州六十里）。当时讨论到是否攻连州的问题，认为如果攻连州，就一定要在连州工作，因一攻连州，北江即不易通过，同时估量北江此时还无重兵，如能迅速行军，通过北江干路是可能的，故决定到北江湘南宜章一带工作（该处过去是经过斗争的，且多险要山地，鹤村同志很熟悉）。军行至星子圩（离连州八十里），得报说离此三十里之黄沙埠已有湘军千余人到来，名义上是两团。据鹤村云，该处有一山坳甚险，如有千余兵力守住，难通过。故又决定去连州一次，最少可以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到连州后并未决心攻城，仅作了小小的尝试，不到五分钟伤死二十余人。武冈的教训使我们不能再攻。在连州因筹款问题逗留了几天，做了一点群众工作。因为敌人放火烧街，我们救火给了城市民众甚至于商人以很好的影响。后得报告粤军邓辉一团到连州来援，乃决定消灭该团之布置，并退入一好布置阵地之山地。此时我们计划仍然是要到北江。在山地住三日，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休息兵力，但结果又得报告说并无敌人来，故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埠到北江。在星子方知邓辉团亦于是日由星子出发到连州，以致失掉了一大机会，因为在力量上说来，消灭该团是有把握的。

到黄沙埠果有湘军千余驻守，但不敢与我作战，仅一小接触即退守圩场，我即绕过圩场向北江前进。

在连州附近之山中时并与土匪代表有一度接洽，原因是我们如果不能由大路去北江，必经乳源大山（匪巢）运动，接洽的目的是使他们不妨碍我们的运动，同时想派人打入进去做点工作，结果因时短，土匪心多疑忌，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十）到北江后至乐昌渡河。

到北江后即在宜章、乳源交界之梅花^[26]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并即刻武装了几十个农民（发枪六十枝）。但不几天即得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我们认为是大好机会，仍决定布置消灭该部，谁知一经接触方知侦探报告之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龙光）、章健^[27]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28]等皆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

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兵力疲极，失败情绪甚增，伤官兵不下二百，最难处置不过此时，后经多方设法才勉强将伤兵官安置。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息。本定拂晓渡河，因兵疲足痛不能实现，至午前十时前卫团才达到河边，本部两时后才到。又因前卫团没有达到掩护渡河的任务，结果敌人由乐昌、韶州^[29]两处用汽车运兵来，致后卫团仅过一连。七军从此分散两股，我及明瑞过了河，张云逸^[30]同志未能过河。未过的一团即由他率领，过河的一团由明瑞同志兼团长。那边的消息从此割断，后经多方设法均不得达到联络目的。

在梅花时与湘南特委会了面，他们得到三中全会文件及中央的紧急通告^[31]，因作战关系我仅看到一个紧急通告。

我们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造成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极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均近也。

（十一）由乐昌分散到退出崇义。

乐昌分散后，我们一团（五十五团）即经仁化边界到江西大余属之内良，当时因不知大余情况，更不知何处是赤区，故不敢冒险去，乃向崇义前进，估量如崇义一带找不到，再深入到遂川一带总可以找到。

到崇义后敌已退，知离城二十五里有红军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经三日才联络到，并会见赣南行委^[32]之一路行委（管大、南、上、崇^[33]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因我们看见过中央的紧急通告，知道一点新的路线，故企图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发展方向是粤赣大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

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在崇义作了二十日许的工作。因当地向无党及群众的基础，即赤区也是没有的，加之干部的缺乏，故仅创造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故只能说群众是开始起来，但如达到巩固的赤色政权，还要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假使没有敌人重兵来犯，这一前途在当时用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有可能的。

在敌军未来前几天，我们得到了敌人准备来的消息，但当时赣南行委书记及一委员亦到，讨论结果认为敌如来，群众基础极薄弱，七军力量亦不厚，很难站住，同时信丰自三十五军去后无武装掩护赤区，赤区逐渐失败，如七军去，可以巩固当地赤色政权，更易实现扰敌后方的之任务，作用且更大，故决定到信丰去。但方决定于次日出发，敌人两团及一些民团已来攻崇义城了，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才知道，故未与作战即向过埠退去。我即于此时来中央（时为三月初）。后知他们是向营前到遂川界，大约可以与独立师之第四团会合。近阅报载，大约他们还是在遂川一带。

我在临行时曾告他们仍须设法到信丰去，即使暂时不可能，不能不到遂川一行，也必须经过一时期到信丰，因到信丰作用较大，且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任务也。

（十二）七军的力量。

由右江出发时有六七千人，二千七八百枪，机关枪八挺，迫击炮三门，山炮二门，子弹平均约六七十发。到乐昌渡河时还有枪约千八九百枝（给湘南特委约二百枝），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山炮藏了。在乐昌虽被分散，但武装无大损失。五十五团到崇义时，有枪近八百枝，迫击炮一门，机关枪五挺，子弹平均二十五发，机关枪子弹每挺不过百发。到崇义后，曾交步枪约八十枝给独立营及苏维埃政府。

（十三）组织。

出发前是三个纵队，出发时编两师（二十一师留右江不计），每师两团，取三三制，另有一个教导队特务连，每团有一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到武冈失败后编三团，到桂岭又编成两团。

（十四）党的工作。

七军因干部缺乏，工作不很好，前后发展同志虽不少，但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还有一很大缺点就是士兵同志比例太少，约占十分之四，因好多士兵同志均陆续升作官长也。

（十五）士兵成分。

出发时还有一些老兵，经过一时期打的打死了，逃的逃了，到现在老兵已到极少数，五十五团不过二十人。旧军官五十五团没有了，五十八团亦然，但现在的营连长十之八九皆南宁教导队的老兵升任的。

（十六）七军党的组织。

总指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下有师团营委，连有支部，每级均有士兵同志参加，但极弱。前委在河池代表大会改选名单为：邓斌^[34]、陈豪人、张云逸（军长）、李谦（师长）、袁振武（团长）、许卓（团政）、许进（师政）、李朝纲（士兵）、黄一平（团政）。候补为：龚鹤村（师长）、胡鹤林（士兵）、杨英（营政）。现在还在军中的，五十五团方面有许进、许卓、李朝纲，在五十八团方面的仅云逸一人。

我们到崇义决定取消前委，仅组织一团委，我兼团委书记，后决定组织上受赣南特委指挥，我去后团委书记为佘惠同志（团政治委员）。

三  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

（一）右江。

右江的指导机关是右江工作委员会，共有东兰、凤山、平马、田州、思林^[35]、向都六个县委及凌云、百色等处设特支。共有千余党员，成分上是雇农、贫农占多数，余为中农，还有很少数的富农及知识分子（都是比较老的党员）。成分虽如此，但党的中心是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中，他们的基础多是破产的地主富农，多是民国十六年^[36]斗争到现在的，故在党的地位上变成了党的中心。他们不但阻止了党和土地革命的发展，且逐渐新豪绅化，把持了党及政权、军事的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及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又不能常在下面，故甚困难。东兰的干部比较好，故成绩亦较好，土地革命比较深入。

我们在右江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后一口号主要是反富农的作用，因为富农必然走上反动的道路。我们没有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但我们指出，虽然没有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结果一定要做到平分。分配土地是以乡为单位。

东兰、凤山分配土地的结果，共耕仅有两乡，多数地方是平分土地，还有一些地方是仅就没收的土地来分配。至于其他地方，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很少地方分，处处是富农新豪绅反土地革命的作用，同时东、凤等处也发生苏维埃将好土地分配自己及亲戚的事实，故当时提出了重新分配的口号，我们出发一时期正积极执行这一口号。

分配土地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均是个别地解决，一般的问题大致是如此解决的：１．耕牛、耕具都是向富农借出的，谷种完全由原有田地的所有者拿出，不足的由富农拿出。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无力耕种，亦向富农借出。２．红军兵士亦分配土地，可以请人耕种。３．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田地不够时则将山地分给富农。４．土地所有权，本来照政纲是交给农民，但因群众表示由苏维埃给以使用证，有了凭据，比较安心些，故分配土地后由苏维埃发给使用证，禁止买卖。５．两乡区县之间分配土地之多寡相差太远时，则以移民办法解决之。６．森林特产祠堂庙宇极少，没有成什么严重问题。

对经济政策，小商人仍然继续营业，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极缺乏，特别是盐，苏维埃曾自己设法买运，各乡区办了合作社，但资本缺乏，故成绩不好。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民，没有筹到款。

对于富农领导是右江极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可是富农的魔力大，我们党的领导力弱，故其影响常能存在于苏区中。有些区域的党和苏维埃对反富农怠工。有些区域雇农、贫农比较组织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无条件地反富农，提出了“没收富农财产”、“杀富民”的口号，结果使中农动摇，实际上帮助了富农。我们是注意了纠正这一错误。

右江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均成立苏府。苏维埃中，富农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实质上他们仍然在领导地位，因为富农不一定在苏维埃政府中当委员，在外面一样可以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来阻碍土地革命，实现其领导作用，再加上政府中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绅化，使群众对苏维埃不满。前委为此曾公开开除右苏主席雷经天^[37]的党籍。党发宣言指出过去苏维埃的错误，准备开全右江代表大会改造之，同时号召全体民众参加监督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应经常开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并指出一定要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之下来改造苏维埃，当选的一定要是能坚决执行此口号的分子。一直到最后我们出发时还是这一方针。

右江的武装很多，可以集合起来的不下三千，好坏各半，各县均有赤卫军的组织。我们出发时决定将这些武装集合起来，与留下的红军编成二十一师，作为发展一军之基础，不过这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赤卫军的成分多是贫雇农，富农没有，但领导的还有不少新豪绅化的老党员，私有武装的观念非常浓厚。

我们离开右江时的工作布置是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对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外，不断地办训练班，参加的多半是贫雇农，但成绩甚少（讲的课目均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二）沿途。

沿途没有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仅在连州有几个湘南失败逃亡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支部，但无工作。由连州到梅花一带，有很多湘南逃亡的同志未组织起来。到梅花后，有一个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后改湘南特委，该处亦无群众组织，宜章一带也没有东西，乐昌、仁化一带也没有，直至崇义后才找到一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能对我们宣传表示接受，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至于豪绅地主，闻我军到早已跑光了，有些城市的商人都走光，故一路解决经济问题都很难，仅在怀远、全州、连州三处筹了点款，都是分配给大商店负担。

（三）崇义。

崇义原来也没有东西，有些同志没有很好的组织，支部很少开会，没有经常工作，天天在那里叫暴动，或者是同志拿暴动两字来要求党给暴动费，或者是几个同志作一点土匪式的抢劫就算暴动，没有丝毫注意去创造群众的基础。去年底一带的钨矿工人数千，我们仅有相当影响，赤色工会未组织起来，附近农民未发动起来，一路行委即决定来一个暴动，结果还是没有暴动起来。我们到后才纠正这一错误观念，要他们很艰苦地去创造群众基础，创造党的组织。当地党的同志没有统计，成分多流氓分子，因为斗争没有起来，地方干部更是缺乏，我们到后完全由军中党来作，同时办训练班，企图训练一些干部出来，但因到的成分不很好，收效亦不大。

群众的基础虽有两个乡苏维埃，但是挂名的，且是新成立的，到后即动员全军以一连一营为单位分散游击，经常给以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作了相当成绩，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但有一严重问题，就是流氓意识的影响，我们已注意到从发动尖锐的斗争中来消灭流氓意识。经过这样工作之后，党、苏维埃略有发展和改造，惜为时不久方进到分配土地时（赣南当时口号是彻底平分土地），敌人来了，故我军在崇义工作只能说有点影响，说不上创造了什么基础。

（四）富田事变^[38]对赣南的影响。

这件事我们到赣南才知道，得到的事实是如此：过去总前委^[39]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40]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ＡＢ团^[41]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爆发的经过是总前委派一团长率一连将省行委、省苏维埃负责人通通捕去，后二十军一团长即率一营去救回，并杀死该团长。省行委负责人回后即公开反毛^[42]，当时有一中央巡视员曾批评他们不对。此事传到赣南后，当时赣南行委即在信丰开群众大会反毛。三十五军军委得知此事，指出赣南行委之错误，并将负责人（三人）扣留，后改随军行动，停止活动，并改组赣南临时行委。此事发生后，一般同志特别是干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开口，特别不敢批评总前委。赣南临时行委对此问题的处置是在中央未解决此问题前，与总前委、省行委均断绝关系。我到后与他们讨论到此问题，批评他们这种脱离组织的解决办法不对，仍须与两方发生固有组织关系，但声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决，目前坚决按照中央紧急通告的国际路线（我只看到一个紧急通告）来布置赣南工作，哪方面的指导合乎国际路线就服从哪方面的指导，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写信与双方面发生关系，同时指出省行委、赣南行委之严重错误。我对总前委之反ＡＢ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另一方面是可以助长ＡＢ团的发展，如赣南曾发生过ＡＢ团的分子抓住党来枪毙忠实同志的事实，且在党内恐怖之际给了ＡＢ团活动以大好机会。但同时我向他们说明，反ＡＢ团之严重主要是从深入群众斗争的路线中来解决，当然并不是说紧急的处置不能用且必要用。

赣南指导机关的同志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中心，才能将赣南工作创造起来。

四  个人的回忆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错误，据我现在的回忆感觉到主要的有：

（一）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众的工作。

（二）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因为在武冈失败后，在环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须要到江西与苏区发生一时期的联系，以休养补充，当时七军太残破、太疲劳了，不过由右江到江西，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对于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苏维埃区域，我认为这一决定是不正确的，梅花一带对湘粤影响固大，正因为如此，敌人之注意力亦大，敌必不惜一切来进攻，在七军本身力量及群众未起来之际是无法占住的。当时七军的需要实在应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会有梅花之损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该地工作的决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侦察不好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集中攻坚的错误，七军是深刻地感觉到了。几次的攻坚都是我们失败，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更成了“左”的空谈，过去的事实是证明了。

（四）过去七军历史上向来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隆安、长安、武冈、梅花作战都是犯了这个错误。

（五）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这固然干部太缺乏是一原因，但工作方式不够更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七军路线之错误所形成的困难之反映。

（六）右江的错误是富农的路线，以致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固然当时加紧了反富农的工作，但工作方式错误，没有动员全军的党去进行这一斗争，结果工作推动不来，仍然成就了富农的路线。

（七）八军的失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同时我认为当时八军应该早坚决地向右江推进。固然龙州对外影响很大，但是一个保守不住的地方。

（八）侦探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

（九）敌军士兵运动作得太少，特别是对桂系军中的兵运，是一很大的错误。

（十）七军是坚决地执行了立三路线，碰了不少钉子，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假使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达不到七军，是否我们可以避免立三路线的错误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七军的基础是，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这便是便利于立三路线发展之基础，过去攻南宁正是犯了这一错误（立三路线并未到七军），并且我们未得到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即已决定向中心区域发展。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这也是我感觉到的。

（十一）以上是我个人感觉到的主要错误。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三一年二月底，红七军经过千里转战，抵达赣西南崇义地区。根据红五十五团前敌委员会（当时红七军前委改为五十五团前委）决定，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这是邓小平到达上海后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

[2]宛旦平（一八九八——一九三○），湖南新宁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龙州起义。当时任红军第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队长。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凭祥战斗中牺牲。

[3]苏维埃，是俄文的音译，意即工农兵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所管辖的地区简称苏区。

[4]作豫，即俞作豫（一九○一——一九三○），广西北流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年二月参与领导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任军长。失败后转赴香港，在深圳被捕，同年九月在广州英勇就义。

[5]法占地，指今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

[6]番，对外国或外族的称呼。这里指法国帝国主义。

[7]安南，即今越南。

[8]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军阀。

[9]向都，旧县名，今作镇，即今广西天等县向都镇。

[10]十月革命节日，指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领导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全国各地相继举行武装起义。

[11]平马，镇名，位于广西田东县境内。

[12]民团，旧中国农村中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组织的武装。

[13]亭泗，村名，位于今广西巴马县境内。

[14]古州，镇名，位于今贵州榕江县境内。

[15]王家烈，贵州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三师师长。

[16]邓拔奇（一九○三——一九三二），原名邓岗，广西怀集（今属广东）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九月任中共中央代表，赴广西右江向红军第七军传达中央关于进攻中心城市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一月从全州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广东东江大南山区牺牲。

[17]指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这个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18]韦拔群（一八九四——一九三二），广西东兰人，壮族。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曾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第二十一师师长、独立第三师师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三○年十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后，率百余人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游击斗争。一九三二年十月牺牲。

[19]立三路线，指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同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20]豪人，即陈豪人（一九○七——一九四○），又名陈昭礼、陈导民，福建福州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和创建红军第七军。当时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

[21]李明瑞（一八九六——一九三一），号裕生，广西北流人。曾参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苏区红军第七军、第八军。任红军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红七军军长。一九三○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江西“肃反”中被错杀。

[22]融县，旧县名，即今广西融安县。

[23]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国民党军桂系军阀首领之一。曾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广西省民团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民团司令等职。

[24]何子礽，又名何莽，广西大新人。参加过百色起义。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

[25]龚鹤村，即龚楚，广东乐昌人。一九二五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百色起义和湘南起义，当时任红七军第十九师师长，一九三五年叛变。

[26]梅花，村名，位于今广东乐昌市境内。

[27]李谦，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二十师师长。章健，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团长。

[28]振武，指袁振武，又名袁也烈，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二十师第五十九团团长。李显，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

[29]韶州，旧府名，即今广东韶关市。

[30]张云逸（一八九二——一九七四），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文昌人（今属海南省）。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一九二九年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军第七军，任军长。一九三○年十一月与邓小平等率部转战桂、黔、粤、湘、赣边界地区。当时任 。

[31]紧急通告，是指中共中央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出的《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

[32]行委，行动委员会的简称。行动委员会是一九三○年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为推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组成的各级统一领导机构。

[33]大，指大余；南，指南康；上，指上犹；崇，指崇义。

[34]邓斌，是邓小平在广西开展革命斗争时的化名。

[35]思林，旧县名，今作镇，即今广西田东县思林镇。

[36]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

[37]雷经天（一九○四——一九五九），原名雷荣璞，广西南宁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因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攻打中心城市的指令，受到错误处分。

[38]富田事变，是指发生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一次事变。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红军第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因对肃反扩大化严重不满，率兵一个营包围吉安县富田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释放被关押人员，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脱离红军第一方面军领导，并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的错误口号。事件发生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对事件采取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返回赣江以东，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同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将这一事件认定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力”，致使红二十军大批干部被错杀。富田事变是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恶果，但事变领导人所采取的行动是红军纪律所不能允许的。

[39]总前委，指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

[40]刘士奇（一八八九——一九三三），又名刘士骥，湖南岳州（今岳阳）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过部署赣北秋收起义。一九二九年后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赣西南特委书记、红军第六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红军第二十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夏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等职。一九三三年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

[41]ＡＢ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一九二七年四月初该组织被革命群众冲垮，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上半年，在赣西南等革命根据地中开展的所谓反ＡＢ团的斗争，使肃反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

[42]毛，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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