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母亲、祖坟及其他

2011年是胡适先生诞生120周年，今年则是他逝世50周年。读罢10卷本《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产生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的感慨。这10卷书中出现的各种名人之多，如过江之鲫，不计其数，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胡适那原本文盲，婚后才识些字的母亲冯顺弟。胡适的母亲17岁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年长31岁的官吏胡铁花，19岁生子胡适，23岁守寡，46岁病逝。在这个世界上，她来去匆匆，然而她从幼年时期就表现出来的理性是非凡的，她的教子有方、她对于苦难的承受力和战胜苦难的韧性，她的大度和远见，都令人感到叹惊。可以断言，没有这位母亲，就不会有后来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胡适。

胡适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坟原是排列在一处的。不晓得从何时起，在胡适的家乡出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说。那传说的内容是：胡适之父胡铁花在台湾和日本人打仗，战败而死，他的头颅被敌人割去了。因此，胡铁花的遗体运回家乡时是没有头颅的。朝廷为了表彰他为国捐躯，赐给他一个金头与尸体同时下葬。从此，那些贪财的人便产生了盗墓的念头，但始终没人敢动手。“文革”时天下大乱，什么坏事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干出来。当地一个名叫汪阿鼠的人便来掘墓，结果如何不得而知。1987年清明节那天，《徽州社会科学》的主编专程来到绩溪上庄进行实地考察。他看到的情景是四座坟墓中胡适祖母的坟完好无损，在另外三个被挖的坟中发现了三个颚骨。三个坟墓中既有三个颚骨，所谓胡铁花无头尸的谣传不攻自破，金头之说也根本不存在了。同年，当地政府修复了三个被挖的坟墓，还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刻着“锄月山房”四个字。这位主编还说：“我见到了那个名叫汪阿鼠的人，年龄在50岁左右。”我亲耳听他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心情自然忿恨，感到悲惨，但转念一想，“文革”之初，我亲见了瞿秋白的墓地被砸毁，其惨状目不忍睹，那是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胡适的祖坟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从1954年末到1956年初，对胡适曾进行过全国性的大批判，并留下了大量的批判文集。那些批判的内容就是开帽子工厂，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极左化，对胡适全盘否定，大兴问罪之师。比如胡适说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方面狠批这两句话是唯心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则把胡适在这两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阉割掉，不让人们知道真相。新中国成立时 20岁以下的人，当时要了解一个真实的胡适是不可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季羡林先生于1979年率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为胡适说几句话》的文章，到了80年代初，关于胡适的传记、年谱及胡适本人的著作陆续出版，似有“胡适热”。复旦大学朱文华先生的《胡适评传》1988年出版，此书第330页中写道，在全国批判胡适时，毛泽东曾说过：“将来替他（指胡适）恢复名誉。” 　　

现在已基本上具备了客观公正地评价胡适的政治环境，这是历史的进步。从政治上讲，胡适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这自然与武装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相对立；从另一个角度看，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胡适的思想“照远不照近”，这就是说再过若干年后，人类已不再需要动刀动枪，最终将走到社会不断改良的道路上去。胡适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和我们所反对的道德修养上的极端自由与利己主义不是一回事。他提倡“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这包含着积极进取的意思。他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话于情于理也没有什么不对。 　　

现在，政治上的胡适早已不复存在，而文化上的胡适依然活着。从社会影响而言，胡适最大的贡献不是他关于哲学史、《红楼梦》、禅宗和国学方面的其他研究，他最大的贡献还是他为推广白话文而提出来的“八不主义”。在胡适之前，早有人提倡白话文，比如陈独秀在安徽就办过白话文的报纸，但前人的倡导收效甚微，而文言文又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胡适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提出的“八不主义”在变文言为白话时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只要按照“八不主义”去做，文言就自然变成白话了。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如果没有白话文的普及，中国的近现代教育制度是无法建立的，社会信息的传播是难于进行的，中外的文化交流是非常困难的……很难设想用文言文翻译《资本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有靠白话文这个工具才能进行，从这些意义上讲，说胡适改变了中国并非溢美之辞。 　　

白话文的普及，使跋扈了千年的八股文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老八股完蛋了，洋八股、党八股又登台了。1927年胡适写了一篇“漫游的感想”，其中说：“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鸦片虽然没有禁绝，总算是犯法了。虽然还有洋八股与更时髦的党八股……”胡适对洋八股、党八股是坚决反对的。1942年 2月，毛泽东发表了他的名篇《反对党八股》一文。我们把胡适在1917年提出的“八不主义”和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对照阅读，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一目了然的： 　　

“八不主义”的第一条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八不主义”第二条是“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八不主义”主张“不用套语烂调”，党八股的第四、五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八不主义”主张“不避俗字俗语”，毛泽东提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八不主义”主张“不用典”，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与胡适不尽相同。他根据胡适关于“活文字”、“死文字”的著名论点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这说明毛泽东在写《反对党八股》时是认真参照了胡适的“八不主义”的，对于“不用典”这一条有取有舍，这就是创造性的传承。 　　

“党八股”这三个字最早是谁提出来的？首创者可能是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吴稚晖，钱玄同、胡适、毛泽东沿用了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