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故事之三：反腐倡廉

    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初三，张居正降临在江陵。刚出世的张居正，即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爱护倍至。无论是生活和启蒙学习方面，张居正都得到特殊的关照。他5岁时，即被送到学校念书。由于张居正天资聪慧，学习用功，因此不到10岁诗词歌赋就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

    嘉靖十五年（1536年），12岁的张居正，以才华出众考中头名秀才，成为名震四方的小秀才。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23岁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见习官员，三年期满，例赐编修），步入官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张居正亲见了官场中的丑剧和官吏们的不法行径，深刻认识到不仅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考察，而且对其所办的每一件事都要规定完成期限，进行考评。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这是张居正考成法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立限考评，使每个官员都有了明确的职责，这样管理起来自然方便许多。张居正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整顿腐败的吏治，使腐败之风得以改变。张居正根据考成法，严格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张居正便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等，把那些专靠花言巧语、虚报政绩的官员列为下等，对于那些无所作为的冗官，全部裁掉。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下令撤去了某区擅自添设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人数，核实上报。1581年，一次裁革冗员（闲散官员）169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又广泛网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1576年十月，万历帝审阅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凤鸣进士出身，为什么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我们用人，应当看重才干，而不要太注重资历。”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以圣旨作依据，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他主张用人时要“论其才，考其素”，即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核。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因工作政绩而被赏罚的官员，无论是升迁或是被革职，他们都是心悦诚服的，因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可是对于朝廷上下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问题，却很难断定是非，尤其是难以公平处理。有些官员大量侵吞国家财产，欺压百姓，但因政绩突出，甚至还会被升迁。面对此种现象，张居正觉得有必要针对具体问题，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彻底击败这股腐败风。

    正在张居正着手制订新法规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吕调阳送来的奏本。张居正一看，原来山东布政司，报告孔圣人后代总是借进京朝拜之名，沿途骚扰各路驿站，苛派强索，百端生事，且夹带走私，人民苦不堪言，提请朝廷一定出一万全之策加以制止。

    张居正看后，面色低沉，坐立不安。这件事非常急迫，却又非常棘手，这也正是他近日在反复思考的问题。这件事的处理，有关国家体制，弄得不好就要伤筋动骨。此事看起来好像是圣人之后德行不佳，实际上牵扯到驿递制度给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必须从根本上治理才行。

    吕调阳知道张居正的心思后，忙说：“我查过《太祖实录》，有关驿递的规定异常严密，不是有军国大事没有使用的权利，即使公、侯、驸马、都督奉命出行，也只准带随从一名。《实录》还记载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行使用驿站车马，被太祖得知后，斥责他不念民间疾苦，胡作非为！”

    “对！此典故我也多次与圣上提到过！”张居正没料到吕调阳倒预先有过一番深思熟虑，不觉拍手称好。“可是，毕竟已经时过境迁。”张居正又担忧起来。

    是啊，太祖时代毕竟早已过去了。当年，够资格使用驿站的标准只有6条，而现在呢，竟已扩充到50条之多，且条条都有勘合（类似今天的护照、签证），京师勘合由兵部发出，其余由各地巡抚和巡按发出，发只管发，从无缴还期限，一张勘合，差不多可用一辈子，还可转赠他人，以作人情。这样一来，驿递各线深受其苦，领用勘合的人到了驿站，如同拿了尚方宝剑，百般索取，全都无偿征用，尽入私囊……所有这些，张居正早就了然于心，只是没想出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吕调阳见张居正愁眉不展，以为他顾虑太多，有些急不可耐，冲口而出：“这送上门的机会不用，更待何时？”

    张居正不由得一怔，他望望吕调阳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不觉为他日渐进取的气概而暗自吃惊，“您的意思莫非是要我拿孔圣人后代来开刀？”“一不做，二不休，此举一定能震慑四方！”吕调阳魄力十足。张居正满意地点点头。

    张居正低头认真思索了一下，眼睛一亮，拿定主意，便又问吕调阳：“照旧例他们是九月进京朝拜吧？”

    “是的。”吕调阳点点头。

    “好！我们务必赶在这之前，草拟一项驿递新规颁告天下，令各路驿站立即执行。”张居正打定决心，以驿递新规为契机，彻底整治腐败现象。

    “对对对，有考成法作后盾，驿递新规应当会畅通无阻；赶在九月之前颁下，又可使他们自入瓮中。”吕调阳摇头晃脑品评一番，越品越有滋味，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张居正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又参考了明太祖时的条规，终于制订出一部新的驿递新规来。

    正值此时，吏部尚书杨博患病，他想自己的病难以痊愈，一旦不测，不能叶落归根，又担心打扰张居正，于是干脆写下辞呈，请求回老家山西蒲州调理。

    张居正接到司礼监转来的这份辞呈，心中很是不安，急忙来到杨博家看望他。张居正想劝杨博留下来继续辅助他改革，但看到杨博这副病态，又不忍心强劝他留下。张居正哽咽着说：“居正受命于多事之秋，才疏学浅，勉力而为。幸亏得到了杨兄多方关照，且杨兄身体力行，为居正分忧解难，想到这，实在是舍不得杨兄离去……唉，这也是居正缘份太浅呐！”

    杨博吃力地摆摆手：“您言重了。我只是一介老朽，官场一生，有负皇恩。好在晚年遇到了您，才算做了几件有益的事，平生足矣!希望大人您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锐意进取，以图中兴大业！”

    张居正感激地点头称是：“杨兄的叮嘱，居正铭记在心。”

    两人感叹了一会儿，杨博又问起驿递新规的事，张居正告诉他马上就要颁发诏书了。杨博听后，忘了自己是大病之人，硬是要听听条款细目。张居正无奈，只好仔细陈述一番。

    当张居正陈述到“内外各官因回乡省亲或改任、辞官等不能发放勘合，不能无偿使用驿站”这一条时，猛然想起杨博即刻要辞官回乡，正应着这项，不禁有些窘迫，便止住不往下说了。杨博情知有故，偏不住地催他，张居正只得吞吞吐吐继续往下念。杨博仔细听完了，微微颔首称善说：“很好。我想驿弊一除，不但可使滥用职权的那些人有所收敛，更可解除百姓的疾苦！”他顿了顿，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而面带笑容，十分高兴地说：“这样一来，我有幸能成为第一个执行新规的人了。”

    张居正连忙说：“不，不，杨兄可另作他论……”

    杨博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您不必再劝，我早已作好了安排，三天前家人就已雇好牛车，只等出发了。”

    “那怎么行呢？杨兄的病体怎么经得起牛车的长途颠簸？再说，新规还没正式下达，杨兄完全可以暂时根据旧例行事呀！”

    杨博仍然摇摇头说：“新规虽然还没颁布，可满朝文武官员谁不知首辅您正在整治驿递？不能正已，怎能正人？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让您为难，就让我最后效一次力吧！”

    张居正异常感动，他紧紧地握住杨博的手，心中无限感动，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心想：多好的大臣啊！假如朝中官员都能像杨博这样，还愁什么腐败不除，国家不兴？

    从杨府出来后，张居正更加打定了他改革驿递的决心，他即刻请求皇上下诏。

    驿递新规颁发后，混乱不堪的局面大为改观，许多人立刻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不敢再滥用职权，违法强索驿站财物了。但是有些官员却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滥用驿站车马。万历五年（1577年）正月，张居正开始对违制使用驿站的官员进行严惩，处罚了不少违纪官员。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1580年五至十二月八个月中，违章使用驿站受处罚者达30人之多。其中革职者7人，降6级者11人，降3级者8人，降1级者3人，降职者1人。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敬，由京回乡，保定巡抚主动发给勘合让他使用驿站，张居正得知后，除了令弟弟交回勘合外，还对保定巡抚进行了严厉斥责。经过张居正整顿，长期以来无法改变的滥发勘合、滥用驿站的混乱状态得以肃清，既保证了军国要务的畅通，又节省了大量支出。

    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张居正针对法纪废弛，不法不依的状况，下决心以伸张法纪为中心进行整顿。辽王朱宪原是他早年的朋友，朱宪长大后在江陵一带横行霸道，民愤极大，地方官无人过问。朝廷派人去调查，由于他百般阻挠，公开抵抗，调查人员不敢如实汇报他的不法行为。张居正得知后，毅然亲自抓这个案子，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毫不心慈手软，将朱宪废为平民，最终为江陵除了一霸。当时，权势极大的太监冯保的侄子冯保宁，也凭借叔父的权势，狐假虎威，横行不法，鱼肉乡里，醉打衙门官吏，严重违背律法。张居正一面派人向冯保说明情况，一面将冯邦宁杖打四十，关进监牢。

    张居正雷厉风行，伸张正义，有力地打击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从此朝廷安定团结，官员清正廉洁，人民安居乐业，全国上下一片和平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