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故事之二：他生命中的七位女子

在杭州清泰门附近的马坡巷6号，有一处小小的宅院，即龚自珍纪念馆。龚自珍一生飘零，居无定所，苏州、昆山、上海、徽州、安庆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道光六年（1826年）到北京后，他相对稳定地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但也是赁屋而居，并因房租过贵而一再搬迁。本来，他在昆山曾购置过一处别墅，可一直未修理好，只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辞官南归后，才将别墅稍事修葺，并安顿家眷于此，而他自己则又去江苏丹阳谋生。

算起来，龚自珍终其一生住在自己名下房屋中的时间，竟然只有短短一年时光。他生活在一个承平的时代，却半生潦倒落魄；他未能像传统文人那样享受仕宦或退隐的乐趣，却又给后人留下奇异瑰丽的诗章；他心忧天下，同时享受醇酒妇人。这真是个生不逢时、一言难尽的落寞之人。他的理想与现实相违，他的才情被世俗嘲弄，他的清醒为沉醉不容，他的皇钟被瓦缶所掩，他的豪情万丈最终归于沉寂，他胸怀天下却难善其身的人。他死于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道光十九年，公元1841年），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他以自己的倒下拉开了近代社会的序幕。

龚自珍曾留连忘返的西湖边，眼前波光粼粼的湖水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渐渐地，龚自珍的身影开始模糊，从远出的烟岚中走来七位盛装的女人——她们是龚自珍生命的缩影，她们的明眸，映射着他一生的不幸。

（1）段美贞：屠狗功名，岂是平生意？

这个苏州女孩，是龚自珍的表妹，二人同年（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出生。她是龚自珍的第一位妻子。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月，二十一岁的龚自珍随母亲到苏州迎娶表妹，主持他们婚礼的，是龚自珍的外祖父、也是段美贞的祖父段玉裁。这是段家的女儿第二次嫁入龚家——龚自珍的母亲，正是段玉裁的女儿。

亲友的祝福声中，娇媚的新娘看了一眼身旁的丈夫。他，既熟悉，又陌生。他们既是中表之亲，又是儿时的玩伴。如今，这个清癯、有着宽大脑门的年轻人，已成为连接两个家族的纽带。

不过，做龚家的儿子和段家的女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段美贞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龚自珍所承受的压力，那是两个家族殷切的目光，这种期盼的眼神，自龚自珍出生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初五，龚自珍在杭州出生。

这个小婴孩粉嫩的肩膀，够硬、够坚强吗？那条早已为他设计好的人生之路，他会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吗？

父亲龚丽正，希望他继承家门诗礼簪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在龚自珍出生的时候，龚家居住杭州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在京为官，也有近百年的时光。龚自珍的祖父及叔祖、父亲和叔父都是两榜进士出身，龚氏一门在北京政坛留下三个佳话：其一，龚自珍的祖父兄弟二人同朝为官，时号“二龚”；其二，龚自珍的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军机处章京，即军机大臣的助手，有“小军机”之称。有清一代，父子二人先后同为军机处章京的，此为第二例；其三，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兄弟二人也是同朝为官，又同时做过主考官，风光一时。

龚氏父子在科举考试中一帆风顺。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在中得第五名举人的第二年即考中进士，号称“连捷”。除了做京官，还担任过安徽徽州、安庆的知府，最后擢升江南苏松太兵备道，手握东南赋税之地军政大权。龚丽正还和林则徐一起被道光皇帝召见，问策天下。可以说，龚家在当时是一个标准的诗书、仕宦之家，龚丽正自然希望龚自珍能够沿着家族百年来的“星光大道”一直走下去。

除了要延续父亲一族仕宦的传统，年幼的龚自珍还有另一个无法避免的责任，即维护母亲段驯家族的学术荣誉。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因为这荣誉来自金坛段玉裁。

段玉裁（1735-1815）是乾嘉学派的大师、当时学术界的泰斗，门生弟子遍布天下，龚丽正就是段玉裁的入室弟子之一。乾嘉学者以安徽人戴震为先导，以金坛段玉裁和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中军，成为当时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派。

段玉裁自小信奉“不耕砚田无乐事”，终生以著述问学为己任。他13岁考中秀才，25岁中举，游学京师期间，拜经学大师戴震为师，从此砥砺学问，至死不渝。在四川做知县时，升堂办案，退堂著书，夜以继昼，从不间断，历经30余年，完成《说文解字注》三十卷。46岁时辞官归乡，顺江而下，十余只船装载书卷，引起劫匪注意，以为贪官搜刮颇多，等到将船劫走后才发现，里面全是藏书、书稿，便又原封不动地将船送了回来。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被誉为是“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王念孙语），至今仍然是学者不可或缺的案头工具书。

龚家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段家在学术上众望所归——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按说龚自珍应该是得天独厚，摆在他面前的传统读书人做官和做学问的康庄大道，比同时代任何人都要更宽大些。

龚自珍就这样在父母两大家族的注视中慢慢长大。在幼年，父亲龚丽正承担了启蒙教师的职责，给龚自珍讲授《文选》。同时，在官场应酬中，龚丽正也常带着龚自珍，希望他能开阔眼界、壮大胸怀。母亲段驯则给龚自珍讲授吴伟业的诗歌，流畅妍丽的梅村体，给小小的龚自珍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12岁，段玉裁亲自给龚自珍讲授《说文解字》，这让龚自珍受用终生。

现在，年轻的龚自珍迎娶了美丽的妻子，身上又多了一种期盼。他渴望成功、渴望成为人人艳羡的人物。

富裕的家境，良好的家教，让龚自珍对自己的美好前途深信不疑。

婚后，龚自珍携段美贞返回杭州。在初夏的一天，他们泛舟西湖，山影青翠，水光潋滟，龚自珍不禁诗兴大发，填了一首轰动一时的词《湘月：“天风吹我”》：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虽然龚自珍在词中自嘲汲汲于屠狗功名，但那视功名如探囊取物般容易的少年豪气，还是溢于言表。

想来湖光山色中的段美贞，此时也是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中。

太阳即将沉入西边的群峦之中，一抹彩霞悬挂在南高峰的上空，沐浴在落日霞光中的段美贞，望着神采飞扬的眼前人，心中柔情无限。

这是10年前那个漂亮、神气的小男孩吗？那时，他头上梳着歪歪的双髻，穿着淡黄色的衣衫，立在小楼栏杆旁，对着苏堤上的跨虹桥，临风吹笛。他那稚嫩的身影，清脆的曲调，引得观望者惊叹不已。有人事后将这湖楼吹笛的雅致场景描摹下来，著名文士余集还专门为之赋词一阕。

现在，他长大了。结婚娶妇，意味着成人，意味着履行责任和兑现诺言。可在段美贞眼里，丈夫的性格有时还像个孩子，尤其是当他来到母亲跟前的时候。她发现，丈夫对母亲有无限的依恋，和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他甚至还听亲戚们说起过，丈夫在十六、七岁时，还跟母亲撒娇。

这样一个大男孩，难道马上就要他去中举人、考进士吗？他经得起失败和挫折吗？不过，在段美贞的意识里，似乎还没有失败这个词语。她相信自己的祖父，一个人人景仰的大学者，怎么会看错了人呢？想想祖父是怎样评价自己丈夫的文笔的吧：“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慨！”这可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谈，这话从段玉裁口中说出，那就是定论，就是对未来的前瞻性总结。

　

除了犀利的文笔，还有满腹的才华。这也不是一二个人的议论，而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不过，溢美之词段美贞听得多了，也有些麻木。但是，一想起祖父段玉裁评论龚自珍诗词的一句话，段美贞就不禁莞尔：“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此事东涂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

祖父老眼阅世，他不会说错的，段美贞的心就变得安稳起来。这个自己托付终身的人，定然不会让周围的人失望，这个官宦人家的贵公子，身上流淌着的是最纯正的读书人血脉。

陌上花开，水波泛绿，余辉散尽，倦鸟投林，夫妻二人缓缓归去。

龚自珍依旧是谈笑自如、意气风发，段美贞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已和美丽的风景溶为一体，散发出一种令人痴迷的浪漫情怀。

就在那年婚后的夏天，段美贞随龚自珍来到徽州，因为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在那里做知府。

在徽州，他们过了一个团圆、快乐的春节。很快，冰雪消融，在草长莺飞的四月，在江南的落花风里，龚自珍北上参加顺天府乡试，结婚刚满一年的段美贞就此和丈夫告别。

段美贞满怀期望地送别龚自珍，她相信丈夫此去定能扬眉吐气。但是，她没能等到好消息千里迢迢传到徽州。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初五，22岁的段美贞一病不起，在庸医的误诊下，竟然香消玉陨于徽州。而此时远在北京的龚自珍，并不知情，正幻想着要在八月举行的考试上大展身手。

巧合的是，段美贞去世那天，正是龚自珍的生日。从苏州到杭州再到徽州，段美贞走完她短暂的一生。

这个生长于书香世家的女子，说来也是幸运的。毕竟她没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她没有看到日后的龚自珍借贷度日、借酒浇愁，她也没看到日后的龚自珍仕途困顿、放浪青楼。相反，她眼中的丈夫，是倜傥多情的公子，是暂露头角的诗人。她见证并分享了丈夫一生中最美丽的年华。

在人生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告别人世，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理想的境地。

八月，落第的龚自珍回到徽州，等待着他的，是一具冰冷的棺材。第二年的三月，龚自珍护送段美贞的灵柩返回杭州，暂厝于西湖边上的毛家埠，后来改葬于西湖西北的西溪。

段美贞又回到了西湖。一年前，她和丈夫留恋于这里的湖岸，遗憾的是，龚自珍那首词里“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之句，竟然埋下不详的种子。

又一个美丽的生命消沉于西湖之滨。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自顾不暇的龚自珍没能再为她写作过动情的文字，但她并不寂寞。湖山此地曾埋玉，毕竟还有苏小乡亲。她哀婉的风华，将随着龚自珍描写西湖的诗句，回荡在划过水面的风里。

（2）何吉云：化做春泥犹护花？

何吉云（1794——1845年）是龚自珍的第二位妻子，祖籍绍兴。

嘉庆二十年（1815年），22岁的何吉云嫁给24岁的龚自珍。其时，她的父亲何裕均正在安徽池州做知府，这件婚姻可谓门当户对。

何吉云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能够做诗，还写得一手好字，这是龚自珍极为羡慕的，因为龚自珍本人不善于楷书，尤其是小楷，这在当时的确是个不小的缺陷，因为科举考试看重乌光圆润的“馆阁体”。多年以后，龚自珍每每把屡次考试失利原因归结于自己的正楷字不行，并以此来嘲笑考官们以字取人、因小失大。他曾不满地扬言：“我家妇女若是来参加考试，都能进翰林院！”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何吉云的书法水平还是很佩服的。

虽然书法对科考的成绩有所影响，但尚非至关重要的内容，毕竟进士考试不是书法大赛，进翰林院也不是加入书法家协会。龚自珍不过是想转移焦点，给自己的失败找个体面的理由而已。

何吉云同情自己的丈夫。一次，龚自珍从地摊上买到一本字帖，那是他小时侯跟随老师在家塾中临习过的，睹物思旧，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受困于书法，龚自珍不仅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何吉云对此爱莫能助。她心里明白，要让龚自珍端坐在窗前，铺毫练字，那是不可能的事。毕竟这是一位感情饱满的诗人，一位不可一世的才子，怎能像世间腐儒那样蝇营狗苟呢？但是，在习俗和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龚自珍必须承受碰壁的痛苦。

何吉云所承受的苦楚恐怕比龚自珍还要多。也许今天我们应该同情这个女人，自她和龚自珍结婚后，她就目睹了丈夫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他们26年的婚姻生活中，龚自珍共参加考试11次，而真正扬眉吐气的考场胜利，只有一次。这真是一种惨淡至极的生活，平均每两年多就要蒙受一次失败的打击，而其余的日子，则是行走在失利的阴影与沮丧之中。

所有不幸的根源，是心高气傲的龚自珍无法像他父、祖那样顺利通过科考。

嘉庆十三年（1808年），17岁的龚自珍在父亲的带领下，游览京师太学，拜谒孔庙。这里不仅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还纪录、保存着历朝历代所有进士、状元的名姓。

此时，年轻的龚自珍显然还没有太多沉重的负担，功名对他来说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只对这里陈列着的石碑、石鼓以及上面古奥的文字感兴趣。

石头凝聚了千年的历史，年轻的龚自珍没有料到，正是这些富有使命感的石头，将成为他日后生活中的拦路虎、绊脚石，使他的生命河流变得湍急回旋、阻碍重重。

“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这是龚自珍题写杂旅店墙壁上的一首诗中的两句。所谓“名场”，就是功名场、科考场，龚自珍对南北的科场是最熟悉不过的，因为他最大的挫折就是在科考场，屡屡应试，次次落第，从少年的意气风发，到壮年的霜染两鬓，他不断走进各地的考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从生活清优的贵公子，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但在考场上的收获却并不多。

何吉云自嫁入龚家后，整日面对的，似乎就是龚自珍的考试，结婚后的最初四年里，龚自珍参加了3次考试，从北京一直考到杭州。最初，何吉云也认为，龚家从父祖辈开始就一直在科场十分顺利，到了龚自珍自然也不会有什么难处。但事实正好相反，家族的灵气似乎已被消耗殆尽。

嘉庆十五年（1810年），19岁的龚自珍第一次踏入顺天府乡试考场，若能通过，即会获得举人身份，这是踏入仕途的第一个阶梯，因为举人可以直接出仕，也有机会参加会试、殿试。可惜，他出师不利，仅得到副榜贡生的荣誉名分。年少气盛的龚自珍总算明白，前途并不像自家庭院那样坦荡。

此后，龚自珍又考了三次，最后才于27岁时，考中浙江乡试第四名举人。这次考试博得了主考官的激赏，说他的文章遍览典籍，笼罩百家，“科举文有此，海内睹祥麟威风矣！”

从第一次参加乡试到最后获得举人身份，龚自珍用了8年时间。

　

虽然此时的龚自珍依旧是锋芒毕露、锐气如初，但毕竟已接近而立之年，不算年轻了。

第二年，28岁的龚自珍进京参加会试。踌躇满志的他，希望像父亲当年那样，一试而中，来个喜上加喜的“连捷”。几个好友在苏州虎丘置酒为他送别，龚自珍慷慨赋诗，中有“落花风里别江南”的名句。

在后来写的文章中，龚自珍也形容那时的自己是“辞其父母，预一命之恩荣；背厥乡井，望九重之颜色”。

遗憾的是，他的第一次进京赴试以失败告终。不过，这对正当壮年、精神饱满的龚自珍来说，算不得什么，他不断安慰自己，来日方长，命里的“恩荣”总能得到，大内九重，我终有一天要站在你的辉煌中！那年的夏天，龚自珍游览了北海，遥望金光的紫禁城，他豪情满怀地写道：“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

针对传统文人功成归隐的愿望，他激动地表示：如果我成功了，希望能在天子脚下居住。建功立业、扬名天下的愿望溢于言表。

事实上，龚自珍远没有他父亲那样顺利，此后10年，他总共考了6次，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38岁时，才考中第九十五名进士，在殿试时，得到三甲第十九名，被赐“同进士”出身，像当年得到副贡生的名头一样，这个进士也是“副”的，与正宗的“赐进士出身”有很大的区别，因而无法进入翰林院。

在38岁的时候，有人在翰院蓄志待发，有人已经开疆裂土，只有龚自珍还在为自己的身份苦苦挣扎。比他大8岁的林则徐，早在28岁时就成为进士；比他小19岁的曾国藩，后来也在28岁成为进士，到37岁时已经做到侍郎，位居正二品，可谓春风得意少年时。

除了坚持不懈地考进士，他还参加过其他官员选拔考试，很不幸，还是老样子。其中，以考军机章京的落选最为遗憾，没能延续祖、父的美名，否则，祖孙三代先后担任军机章京，那在有清一代，可是绝无仅有的。

在43岁的时候，他又不屈不挠地参加遴选各地乡试主考官的考试——试差。就在这次考试失利后五年，龚自珍愤然辞官南下；又两年，客死丹阳。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考试中度过的，无情的考题一遍又一遍地鞭挞着他。

在龚自珍屡屡踏进考场的同时，他也在北京衙门里谋些职位作为生计，好歹也算官场中人。他那时的“官”，其实不过是“文员”、“秘书”之类的职业。比如他在几个政府部门都干过的“中书”，就其级别来说只是“从七品”的小秘书，连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

从“副贡生”、“同进士”到“从七品”，龚自珍一路走来，都是副的，其间的尴尬和窘迫，是异乎寻常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龚自珍在当个肃肃小吏的同时，在屡屡失意科考的同时，以诗文之雄独占京师、名动天下。

对主持一家生计的何吉云来说，文章写得再好，又能换来几斗米呢？何况，龚自珍又是个不会经营的人，尽管他曾赋诗说“著书都为稻梁谋”，事实上他根本没想过要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去换几个银钱。

自道光六年（1826年）春季33岁的何吉云随丈夫入京开始，在长达13年的京师生活日子中，何吉云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期间，他们几次搬家，从热闹的地方搬到人迹稀少的所在，从宽大的院子里搬到狭小的房子，因为房租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除此之外，何吉云还面临断粮的窘境。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锅了，何吉云只好向一家孤儿寡母借贷，结果那苦命的寡妇拿出自己的首饰交给何吉云去卖钱，后来母子二人双双病故，此钱竟未能还上。道光十八年（1838年）龚自珍因为不检点被罚去俸禄一年，这让家庭顿时周转不开，龚自珍哀叹笔砚书籍都有可能保不住。看着一筹莫展的龚自珍，何吉云只好让他去找老朋友借贷，结果龚自珍跑到保定去求直隶布政使托浑布借钱，总算度过难关。

本来，龚自珍并不缺钱，因为他那做苏松太兵备道的父亲宦囊颇丰，不断有大笔银钱寄到北京来，但此钱基本上被龚自珍挥霍一空，最大的开支是购买古董，真的假的都买，大把的银子花出去眼都不眨，很受古董商人的喜爱。他曾花七百两银子买了个据说是汉代赵飞燕的印章，如获至宝，不断邀请人来鉴赏。他本人虽然书法不好，却喜爱买法书碑帖，自然所收也是良莠兼半。以诗人的气质搞古董收藏，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后来杨守敬讥笑他眼光欠佳。他曾买个石刻拓本，自叹为精良，可杨守敬说那只不过是“土人学扑墨”而已，比这好的多的是。

不善收藏的龚自珍同样不善治产，他始终居无定所，以至何吉云在一首诗里说自己是“无家者”，只能“看山结缘”。相比之下，和龚自珍齐名、号称“龚魏”的魏源，却在扬州买了一处园林，号“挈园”，在里面种树栽花，饲鸟养鱼，日子十分滋润。

和她的“前任”相比，何吉云的一生是不幸的，可谓多灾多难。她和龚自珍结缡（lí，古代妇女出嫁时所系的佩巾）26年，前13年她一直住在龚自珍父亲龚丽正的官署里，虽说衣食无忧，但毕竟是两地分居，难免一份寂寞。因为龚自珍自28岁中举后，就进京准备参加会试并留京谋事。后13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但生活拮据，这期间，一个女人所能遭受的不幸，她大概都尝遍了。

她要忍受丈夫考试失利的打击，要忍受由此带来的生活的困顿，还要忍受饱受考试制度摧残的龚自珍性情上的变化，甚至也要忍受因丈夫生活不检点而招致的流言蜚语……这样的婚姻，算是幸福的吗？

然龚自珍成为一位名满京华的大诗人，但是，诗人的才情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必需品，对何吉云与事无补。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0岁的龚自珍在丹阳暴卒，四年后，何吉云也息却人世的苦难，追寻她的先夫去了，享年52岁。

龚自珍有一首诗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犹护花”。不知道何吉云化做春泥后，是否还能像生前一样护着那个不成功的丈夫。

（3）灶下婢：古狂的冲动

这个女人没有名字，关于她的记载也只有充满蔑视的四五个字。她如荒径上的一颗草，被人折起，旋即殒命，然后随风飘落山野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仁和龚氏族谱》说她是龚自珍的妾，但龚自珍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却称呼她为“灶下婢”。

所谓灶下婢，也就是烧火丫头，但她却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为龚自珍生下一个女儿阿莼（chún），按照龚自珍信中的说法，她在生下阿莼后不久即死去，阿莼由何吉云抚养长大。

龚自珍在书信中谈到这个女人，总是用“灶下婢”或“灶婢”的称谓，并说她“已死”，言语冷酷无情，似乎在她生前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龚自珍在阿莼出生后被罚俸一年，具体原因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也不排除与此事有关。

果如是，这就是个始乱终弃的悲剧。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还原这个可怜的“灶下婢”的眉目和身世，只能推测出她大概在1835年左右被龚自珍引诱，第二年诞下一女，随即死去。她的“地位”是否已经由“灶婢”上升为“妾”了呢？恐怕还没有。因为龚自珍在诗文中称呼别人的侍妾都是用“姬”这个词，只有在说起她是，才不屑地使用“灶婢”来形容。

1835年，对龚自珍来说，算是个不错的年份，因为他有一次职位上的提升，即从内阁中书擢升为宗人府主事。六月十九日，他作有《洞仙歌》词，讲述一盆兰花枯而复生的故事。原来，他妻子何吉云的一位女友赠送给他们一盆兰花，但很快枯死，于是他们把枯盆扔在厨房。龚自珍在《洞仙歌》的小序中说，没想到三年后，有个“灶人”来告知花儿竟然复活。

这个报信的“灶人”，是否就是那个女子呢？这是仅存的关于龚家厨房的文字，我们也只能做此猜想了。

1835年对44岁的龚自珍来说是个关键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

此前一年（1834年），他参加“试差”考试，名落孙山。这是他争取官场职位的最后努力，因为一旦通过考试，他就成为主考官，进而有可能做学政，或是外放知府等实缺，当年，他的父亲、叔叔都是通过这条路获取高位的。此次考试的失败，彻底断绝了龚自珍继续在官场混下去的念头，因为以他的年龄，根本没有希望了。所以，后来的龚自珍，就不再谋求政府正式的职位，而是委婉地向老朋友林则徐、梁章钜等谋取幕僚职业以混碗饭吃。

此后一年（1836年），他因事事不顺、积郁成疾，竟然在春天吐血半升，至此身体多年受到的损害终于爆发出来，因而也动了归思。这种思乡的情绪，从他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阿莼”也可看得出来，所谓莼鲈之思，辞官南归意也。

所以，1835年的龚自珍，虽然看似平淡，但一切潜在的变化都在酝酿中，充满着寂寞、苦闷、无聊。

1835年的龚自珍，已经是京师士大夫圈子里有名的狂人，时号“龚疯子”，也有人称他为“古狂”，他本人也接受了这些称谓，并且一有机会就佯狂招摇，以此来发泄对自己仕途不顺的愤懑。比如，有文字记载说，龚自珍每每在参加宴会时，手舞足蹈，高谈阔论，而且是口不择言，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对此，老朋友魏源有一次写信劝他，让他学得滑头点，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既要“择人”，又要“择言”。

有人这样描述龚自珍：头顶凸出，目光如炬，短小精悍，口出滑稽之语。龚自珍对自己一些惊世骇俗的行经还是有所认识的。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吾辈行事，动辄为人笑”。可是，他没办法控制住自己，不如此，就无法抒发胸中的块磊。有的时候，他简直就是故意为之，破罐子破摔。

他出人意料地把自家大门命名为“积思之门”；把自己的卧室名为“寡欢之府”，又在自己的书桌题了“多愤之木”。从这些充满“控诉”性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龚自珍的确饱受折磨，若不是心中极为困苦，他是不至于如此的。

1823年，龚自珍在32岁的时候，已经感到自己命途多湍，时运不济。他在一首题为《漫感》的诗中写道：
绝域从军计惘然，
东南幽恨满词笺。
一箫一剑平生意，
尽负狂名十五年。

从17岁意气风发游览孔庙，到32岁满腔幽恨辜负平生，15年过去了，一萧一剑的少年风华，已经化做江湖夜雨的萧瑟青衫。

1827年，人到中年、已经36岁的龚自珍，依旧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年轻时所憧憬的“万言奏赋、千金结客”的洒脱生活，已被现实无情地打碎。此时他有诗形容自己：
中年何寡欢，心绪不缥缈。
人事日龌龊，独笑时颇少。

这种寂寥的心境，形诸文字，读来让人辛酸。内心的起伏不平也直接影响着外在的容颜变化：
中夜遽然惧，沉沉生鬓丝。
开门故人来，惊我容颜羸。

鬓添白发的人，尚未能获得一个满意、稳定的生活，逐个对心高气傲、才大志远的龚自珍来说，是一件深深的耻辱。

1832年，龚自珍以1700文钱买到一本习字帖，这个字帖他小时就临写过，看着熟悉的字迹，他酩酊大醉，在字帖上写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

第二天清晨酒醒，看见字帖上自己写的文字，41岁的龚自珍悲从中来，不禁嚎啕大哭。

在那个时代，41岁的人，要么功成名就，要么心安理得，不会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人生路途已经走完一半，接下来的路，即便没有方向，也知道该如何对付。然而，龚自珍似乎还在迷惘之中，他仍像个愤怒的青年，还要做最后的努力，品尝最后的失败。

龚自珍因何至此呢？按说，以他的家庭背景，本应该有个光明的前程。

龚自珍的童年、青年时代，父亲官运亨通，龚自珍在徽州知府、安庆知府和苏松太兵备道的衙门里长大，父亲的培养，周围幕僚文士的呵护，使他度过了养尊处优的少年时代。家庭的优越感加上少负才名，逐渐养成他目空一切的性格。

　　　　

21岁的时候，龚自珍将自己的诗文作品呈给外祖父段玉裁，段玉裁的评语是“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慨”，后来又说自己老了，能在死前看见这个天下奇才，是一大幸事。

段玉裁如此夸赞自己的外孙，自然有提携的意思。不过，段毕竟是大学者，老眼阅世，还是对龚自珍的前途表示了一定的担忧：他对龚自珍说，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大儒，不要做一个大名士。

这让段玉裁不幸而言中了，虽然龚自珍后来的儒家典籍研究《大誓答疑》被清代官方定为学术经典，但龚自珍还是没有在他外祖父弘扬光大的朴学路子走下去，相反，倒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桀骜不驯、不歌即哭的大名士。

所谓名士，说得通俗点，就是不拘小节、放浪形骸的诗人习气，不同于学者的谨严，有别于官场的圆滑。任性使气，褒贬人物，目空一切，不拘小节，是典型的名士风气，也是龚自珍招牌式行径。

26岁时，龚自珍奉父命又把自己的诗文拿给一位当代大儒、苏州人王芑孙请求指点。与段玉裁的含蓄不同，王老先生对龚自珍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诗中有太多的伤时之语、骂座之言，一个真正的大家是不应该如此的！你嘲笑一般人蝇营狗苟、胸无大志，但不应该认为别人一无是处，凡高谈阔论之人，都颠沛而死没什么好结果；乡愿小民虽终生无大成就，但是能保全自己，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恐怕连这点都做不到！我宁愿你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乡愿”，也不希望看到你成为一个与世格格不入的“怪杰”……

63岁的王老先生给了风华正茂、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头一棒，全盘否定了他的诗文，要他洗心革面。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两位老人给龚自珍的建议和教训，应该承认，老于世故不完全是错。事实上，他们说得太准了，简直成了龚自珍一生挥洒不去的谶言。

在龚自珍38岁考进士时，已经是名动京师的大诗人了。当时考卷是匿名的，只按照籍贯分省装订，其中，一位叫王植的考官看见浙江有份卷子语言不同常人，赶忙告知同僚。同僚一看就说：如果是浙江省的，必定是龚自珍。此人好骂人，卷子在你手里，如果不推荐上去，恐怕要被他骂。于是王植录取了龚自珍。按照当时的习俗，王植即为龚自珍的座师。到了发榜那天，有人问龚自珍：你的座师是那位？龚自珍一脸迷惑地说：稀奇，稀奇，是个叫王植的无名小辈！

这就是龚自珍睥睨一切的名士风格，也是招致他屡经挫折的缘由。后来，那个被他瞧不起的王植，也做到巡抚的高位，而龚自珍依然没什么起色。

晚清大名士王闿（kǎi）运，曾经入过曾国藩的幕府，也进过袁世凯的总统府，是个周游官场、兜售学问的老名士。他曾经自嘲地说：大凡做名士的，身上总免不了带几分秋气。

龚自珍也是这样，一方面他倚老卖老、嬉笑怒骂，另一方面，也行事怪悖，以狂泄愤。

所以，考虑到龚自珍在1835年前后生活的变化、性情的因素，他若是对自己厨房里的烧火丫头做过什么事，也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

虽然那个厨房中的女子很快离开人世，但她的女儿阿莼的结局还是不错的，这也算天道尚公吧。

1839年10月，龚自珍大大咧咧地来到曲阜，至前，做诗一首：
少年无福过阙里，
中年著书复求仕。
仕幸不成书幸成，
乃敢斋祓（fú，古代除凶去垢的仪式）告孔子。

阙里，本是孔子聚众讲学的地方，汉以后专指孔子故里。诗的意思是说，自己虽然在官场上没混出什么名堂，但还是写有几本像样的书，就凭这个，也可以跟孔子告白一番。

到曲阜后，除了向孔子报告自己“著书”的事，龚自珍还打算与孔家结亲。他提出要把年仅五岁的阿莼许给朋友孔宪彝（yí）的儿子孔庆第，孔家应允。阿莼的终身就此定了下来。

离开曲阜时，梅花忽然开了，孔家人折了一枝送龚自珍北上。龚自珍心有所感，想到了同样是一生颠沛流离的苏轼，他觉得，相比苏轼在岭南看见梅花，自己还算幸运的，毕竟“此是森森阙里花”！看得出，他对与孔家结亲心里是充满自豪的。

定亲后两年，龚自珍去世，但孔家并未悔婚。等孔庆第长大成人后，孔宪彝即遣他南下杭州去迎娶阿莼。

阿莼有了自己的归宿，比她的母亲要幸福。不幸的“灶下婢”九泉有知，也该含笑了。

英：我未成名君未嫁

这是一段凄伤、迷离的往事。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七月初九，龚自珍终于回到杭州。从四月二十三日出京到现在，他一路游山玩水，用去了近四个月的时间。

他在沿途所写的诗，早已流传开来，当他到杭州时，发现那里已经在传诵他的作品。对“诗先人到”，龚自珍不无得意地说：“赖是摇鞭吟好句，流传乡里只诗名。”

龚自珍在杭州住了大约两个月时间，期间，他写下十六首悼亡诗。这组诗写得极为华丽流畅，但所悼念的对象又颇隐约朦胧，乃至后人对此始终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说龚自珍所追悼的是他的表妹，但也有说是一位妓女。不仅此女子的身份难以辨认，就连她去世的时间，也各有说法。根据这十六首组诗中诗句，有人说他去世于龚自珍归家的十一个月前（“误我归期知几许？蟾圆十一度无多”），也有人说她去世于十三年前（“一十三度溪花红，一百八下西溪钟”）。

不知道以诗证史是否可以还原那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能，那么综合这十六首悼亡诗和龚自珍写于道光六年（1826年）的一首诗来看，龚自珍所哀悼的女子，是一位妓女，她住在杭州西湖的北岸，湖水对面就是青翠的凤凰山。他们在道光五年（1825年）相识，第二年，龚自珍携家眷北上入京，与女子失去联系。十三年后当龚自珍意欲再续前缘时，才意外发现她已在前一年的秋天香消玉陨，只留下十三年来的相思，托付家人转告龚自珍……

她没有名字，我们姑且称她为云英吧——因为龚自珍在悼亡诗中曾把她比作云英：
云英未嫁损华年，
心绪曾凭阿母传。
偿得三生幽怨否？
许侬亲对玉棺眠。

云英是明时的一位营妓。罗隐北上赶考时，在钟陵曾遇见云英。后来罗隐在长安一住十年，始终未考上进士，只得落魄返乡，没想到在钟陵又遇见云英。云英略带嘲讽地问罗隐：怎么你还穿着原先的衣服？看来没混出什么名堂吧？罗隐既羞愧又伤感，题诗一首：
钟陵醉别十馀春
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
可能俱是不如人。

我虽然没考上什么功名，可你不也是未能嫁人依旧在做着昔日的营生吗？看来我们两个都有不如人的地方啊！

这首诗虽是嘲讽云英，但充满自伤情绪，笔调间流露出读书人落落不得志的悲哀。有意思的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十分喜爱此诗，在阅读罗隐集时，曾在诗边留下评语。

龚自珍悼亡诗中的“云英未嫁损华年”一句，直接运用罗隐的典故，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两个史实：其一，这位挚爱龚自珍的女子，是出身“乐户人家”；其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等待龚自珍的归来。

　　　　

此外，龚自珍也和罗隐一样，在京师整整考了十年，从28岁到38岁，始终也没能弄个正榜进士出身。所以，龚自珍借用罗隐和云英的故事自况，也多少有点身世相同的感慨。

龚自珍的云英是位秀外慧中的女子，她身材娇小，性情温柔，尤其是针线活极佳。她在临去世前，还对妈妈念叨着期盼龚自珍的归来，又把亲手做的“汗巾钞袋枕头衣”托她转交给龚自珍。睹物思人，龚自珍为她写下了“艺是针神貌洛神”赞叹诗句，用魏王曹丕宫中的著名美女来比拟她。

当1839年九月龚自珍重新来到她的闺房时，这里已是人去楼空。她的小丫鬟从一堆旧物中翻出一枚她生前用过的戒指和一个小小的印章，上面刻着她的字号。“小字高华出汉书”，这名字，还是龚自珍当年从汉书中给她取的，如今它的主人已经驾鹤仙去，冰冷的字符空代表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龚自珍泪眼朦胧地说：“原是狂生漫题赠，六朝碑例合镌无？”

这个美丽的名字，能镌刻在六朝的碑版里吗？为什么此时的龚自珍会想到六朝呢？原来，快乐幸福的罗敷、莫愁，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和她们相比，云英是不幸的，这里，只是龚自珍伤痛至极的美好祝愿罢了。

小丫鬟们还在商量着是否要把那戒指送给龚自珍，但龚自珍却只想要一幅她的画像：“但乞崔徽遗像去，重摹一帧供秋山。”“崔徽遗像”，也隐约透露出云英的身份。崔徽本是唐代河中府的妓女，和裴敬中相恋，分别时，把自己的肖像赠送情人，以表示相守想望之意。唐元稹、宋苏轼等都有诗咏其事。

十分伤感的龚自珍让小丫鬟领着去云英的坟前祭拜，面对一冢荒坟，他写下凄婉哀艳的句子：
一十三度溪花红，
一百八下西溪钟。
卿家沧桑卿命短，
渠侬不关关我侬。

诗中说，花开花落，自他们相识算起，已经有十三个年头了。从1839年龚自珍悼亡来看，十三年前（1826年）正是龚自珍入京赶考的日子。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京师居住。

有人说（见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华书局版）她去世于十三年前，此悼亡组诗是追述他1827年回杭州祭扫坟墓的旧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龚自珍自1826年进京后，就再也未回过杭州，而且，他在1827年也没时间回去。因为按悼亡诗中说她病逝于十一个月前的“前秋”来看，那么龚自珍探望的时间，必然也是秋天。但1827年的秋天，龚自珍根本无法回杭州。因为那年的九月，他在清东陵参与道光皇后的安葬事宜；十月回京后，又编辑整理自己的诗作，找人誊录缮写，直到十月二十七日才弄完。因此，他如若返杭，只能在十一月间出发，但其时已近年底，这个时间，没有大事，显然不宜出行。况且，那时他的父亲尚在上海，杭州并无家人。再者，在下一年（1828年）的二月上旬，他又找人给他的《大誓答问》一书做序，从这时间段来看，即使龚自珍于1827年十一月初返杭，要想在三个月时间内往返，也是不太现实的，何况其中还有春节。

龚自珍是1826年年初到北京的，因为他三月份要参加会试。在那年，龚自珍写过一首《梦中述愿》，回忆和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湖西一曲坠明珰，
猎猎纱群荷叶香。
乞貌风鬟陪我坐，
他生来做水仙王。

从诗中的“猎猎纱群”看，他们欢聚的日子，可能是在春夏之际，那么，这段恋情发生的时间，就只能是1835年。

发生在1835年即道光五年的情事，对龚自珍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他必须去尽力隐瞒、遮掩，让它不为人所知。这也是今天我们对这段往事难觅踪影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呢？

原来，那时的龚自珍，尚处在丁忧期间。

道光三年（1823年）七月初一，龚自珍的母亲段驯去世，其时龚自珍正在内阁中书任上，他立即申请丁忧，于九月返上海他父亲的官邸奔丧，在第二年（1824年）的三月送母亲灵柩返杭安葬。

按照清制，丁忧时间一般在三年左右，在特殊情况朝廷下可以“夺情”起用，但对龚自珍这样的从七品内阁中书，是不会“夺情”的。所以，他必须要居丧满三年。在此期间，任何嫖妓、取妻、取妾或其他娱乐行为，都为法度和习俗所禁止。龚自珍此时私会云英，一旦为人发觉，必将引起一场喧然大波。

但爱情还是发生了。龚自珍与他的云英来到苏堤第四桥畔，这里曾经有过一座水仙祠。她穿着绣有荷花的纱裙，裙裾在风中飞舞。看着美丽温柔的女孩，龚自珍希望自己能够变做花神，永远栖身于湖山之间，陪伴自己心爱的人。

十三年来，龚自珍对她身上的荷花纱裙一直念念不忘。那个领他去扫墓的小丫鬟也穿着一件荷花裙子，但在龚自珍眼中，已是“婢如夫人难复难”。

如今，龚自珍终于把这段深藏在心中达十三年之久的秘密，淋漓尽致地吐露出来，并为这个痴情的女孩写下十六首哀婉的诗章。

不过，抒发完这段情感，龚自珍又将上路，去寻找新的欢爱。

　　

太清：风华绝代往事勾沉

清代诗人，若论词章瑰丽、吐属璀璨，龚自珍当为第一；依声填词，则首推纳兰成德，其次是顾太清。

不过，作为一个续写过《红楼梦》的著名才女，顾太清的身世却是一个迷。

按照她后人的说法，顾太清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本是雍正名臣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之孙女，姓西林觉罗氏，后来鄂昌因为胡中藻诗案被乾隆赐死，家道就此败落下来。道光四年（1824年），26岁的顾太清被贝勒奕绘纳为侧室，因要将名姓报宗人府备案，所以不得不隐瞒罪人之后的身份，而冒名侍卫顾某的女儿。

顾氏上述经历，见诸其后人金启孮的文章《满族女词人顾太清》，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和集》的前言和启功序言，张菊玲所著《旷代才女顾太清》一书，及《晚晴簃诗汇》“闺秀”卷对顾太清的介绍。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诸文皆为严谨的学术著作，非小说家言。

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无法了解真实的顾太清。因为这些著作在一些关键事实上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一笔带过，或是流为泛泛之谈。关于顾太清的身世、经历，依然有许多迷点有待解开。

迷点之一：顾太清本人姓西林觉罗氏，名春，字梅仙，号太清。按照满人以名为姓的习俗，她应该自称“春梅仙”或“春太清”才对，但事实上她有时自称为“太清西林春”或“太清春”，似乎与满人习惯不太符合。

迷点之二：按说她隐瞒身份成为贝勒侧室，这种“保密工作”应该做到底才对，何能进入贝勒府后又恢复原先西林氏名姓呢？这样不是泄露改名换姓的隐衷吗？

三，关于她认做父亲的那个姓顾之人，有说是府中护卫，又有说是外地的“庄头”。认人为父，不算小事，若在这个事上都含混不清，则不能不使人有所生疑。

迷点之四：按启功的说法，贝勒奕绘的正室是顾太清的堂姑，那么顾太清成为侧室，就是姑侄二人同事一夫，此若在满人未入关前或许还可以（如孝庄太后），在晚清的道光年间，在满人普遍接受汉人习俗的情形下，恐怕多少会有点难度，即使礼法不问，民间物议也是要防的。

迷点之五：启功说顾太清是“依姑为媵”，即陪嫁的婢女或侍妾，但也有说顾太清最初是贝勒府的家庭教师。可见关于她的身份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

点之六：顾太清的经历，出现大段空白——即她在26岁前的少女时代是在哪里、如何度过的，她何时进入贝勒府等，目前已不可考。从她自己的诗文中，可以发现她十一岁后，流落江南，到过福建、广东，在苏州和杭州住过很长时间。这段经历是她的后人尽力回避的地方，往往一笔带过或是根本不说。正因模糊不清，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就有人认为顾太清本是苏、杭一带的妓女，后来才展转到北京。按照此种推测，那么她是冒认顾姓还是冒认满洲西林氏，都存疑问。

顾太清身上的“江南情结”十分明显，她对江南的生活，一直念念不忘，曾用极其优美的词句描述过：
烟笼寒水月笼沙，泛灵槎，访仙家。一路清溪、石桨破烟划。才过小桥风景变，明月下，见梅花。
梅花万树影交加，山之涯，水之涯，淡宕湖天、韶秀总堪夸。我欲遍游香雪海，惊梦醒，怨啼鸦。
——《江城子·记梦》

顾太清进贝勒府后，和南方人士交往密切，尤其是和京中杭州人的眷属往来频繁，她对江南人情风物的偏爱，也说明她的确有可能在那里长期生活过。

不仅顾太清的身世迷离恍惚，就连她和龚自珍的那段“丁香花公案”，也始终未能“水落石出”，以致沸沸扬扬直到今日。

此事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采用胡适的办法，做个大胆的假设：先相信它确有其事，然后再一一提出证据。

证据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提出：先看看那些坚决否认的，论点是否有破绽；然后再提出肯定其事的一些佐证。

启功的态度比较有意思。“丁香花公案”的始作俑者是冒广生，但启功质疑他“何从而目遇”？即你又不是亲眼看到的。冒广生当然无法看见，他提出此说时，龚自珍已死去70年了。不过，启功的辩解（死无对证，反正你也没看到），也显得没有多少力度；在文章中，他另外的说法就更让人觉得滑稽：寡妇再嫁受法律保护，恋爱自由也无干律令——这究竟是为顾太清辩护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除了启功，影响较大的辩解文章，有两篇，一是孟森写的《丁香花》；二是苏雪林的文章。苏雪林没什么学术根基，可以忽略不计，孟森的文章倒是常常被研究者引用。

孟森文中主要的论点有两个：

一是龚自珍诗词中涉及男女感情的如“无著词”等，都是早年旧作，大约写于道光元年（1821年）左右，若龚自珍是因为暧昧事发而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出京，那么，这段感情怎能持续二十年（实为十八年）并不为人所知呢？

另一个论点是，龚自珍诗“临风递于缟衣人”中的“缟衣人”是指龚自珍的妻子何吉云，而不是顾太清。所以根本不是龚自珍有什么信物要送给顾太清。

孟森的这两个观点都站不住脚。关于持续二十年的感情，以世界之大，未必就不可能有。事实上，龚自珍在1839年南下杭州后，曾去悼念原先的恋人，而他们就是十三年前认识的。十三年前的旧事，龚自珍尚且哀痛不已，再多七年（其实是五年），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恐怕孟森以老夫子之心，无法揣度诗人炽烈的情感世界。

第二点，孟森拘泥古训，没有弄清楚“缟衣人”的典故。按此处的“缟衣人”，是援引苏轼、钱谦益等人梅花诗，用唐赵师雄罗浮梦梅的典故，指的“梅花仙子”，而顾太清的字恰恰就叫“梅仙”，所以，“缟衣人”是龚自珍在诗中使用的隐语。（关于此点，笔者有文详细论述，感兴趣的可以参阅《龚自珍丁香花诗破译》）

显然，认为“丁香花公案”是子虚乌有的，在论点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破绽。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段龚顾之间的感情纠纷确乎存在，除了已辩明龚自珍诗中的“缟衣人”是指顾太清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

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二日，龚自珍带女儿阿辛游览镇江焦山，归来时天降大雪，龚自珍赋诗一首：
古愁莽莽不可说，
化作飞仙忽奇阔。
江天如墨我飞还，
折梅不畏蛟龙夺。

诗中有梅，有仙，还说要“折梅”，不怕蛟龙来抢夺。这梅、仙是谁？要抢夺的蛟龙又是指谁？耐人寻味。

龚自珍在诗中一再暗示出顾太清的名字，那么他们二人之间有没有可能认识呢？完全有可能。

顾太清有一个十分密切的诗友朋友圈子，大部分都是杭州籍官员在京的眷属，她们经常聚会，唱和往来，龚自珍的妻子何吉云本来就会写诗，所以也参加过聚会。当时聚会的人都有彼此交叉的朋友，顾太清和何吉云或龚自珍互相往来认识也是情理之中事。当时的诗人，名声最大的，非龚自珍莫属，从顾太清的交往圈子来看，她和龚自珍有所往来，诗歌往还，并不令人意外。

有个小插曲，也可侧面说明顾太清和杭州文人的交往。有位杭州籍陈姓官员，羡慕顾太清的诗名，于是自己写了首诗向顾太清索和，以抬高自己身价，为顾所拒，结果他竟然自己捏造一首顾太清的诗，收在自己的集子里，此事遭到顾太清无情地耻笑。

顾太清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前后的遭遇有点不同寻常。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贝勒奕绘去世，三个月后，即当年十月间顾太清就被撵出贝勒府，不得不带着两儿两女，卖金钗租房子住，她自己在诗中说是奉奕绘母亲之命迁居出来，还说这是“亡肉之冤”。所谓“亡肉”，是指婆婆冤枉媳妇的典故，那么顾太清肯定是认为自己被错怪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她并没有说。按人间常理，一个人若是真的有什么冤情，那肯定是会大声地说出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为什么顾太清一方面说自己被冤枉，而另一方面又不为自己申冤呢？

另外，顾太清在诗中一再指责奕绘和正室所生的长子载钧，甚至说奕绘“有子缘何太不仁”！这种批评似乎不像一般的家庭纠纷，而犹如朝堂之上，朝臣互相参劾，若要致对方于死地，非搬出最重要的东西来检举不可。所以，顾太清就抓住载钧不好好照顾父亲陵寝来做文章，既符合她“未亡人”的身份，又能说明载钧的大逆不道。这种仇恨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可以肯定，载钧一定是在关键问题上不利于顾太清，致使顾太清被婆婆赶了出来。

顾太清搬出贝勒府的半年后，龚自珍就离京南下，在时间上显得十分巧合。可以看出，顾太清守寡后和龚自珍南下前，有半年的时间重叠，联想到启功所说的“寡妇再嫁”、“自由恋爱”均受律令保护，恐怕龚顾二人在此期间是有所往来的。

在大致了解了顾太清和龚自珍潜在交往的可能后，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得不提出来：即龚自珍在丹阳的暴卒，是否和顾氏及贝勒府有关。

按照流行的说法，龚自珍是被贝勒府的人寻仇害死。这自然是小说家言，极其荒诞不经，但考虑到流传颇广，也不得不为之一辩。

们可以肯定地说，贝勒府没有能力害死龚自珍。奕绘的贝勒府根本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族。奕绘本人不是有野心、爱弄权的政客，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实权，只是个闲职。他痴迷诗词，乐享清福，是一位儒雅气息极重的文人。奕绘出自乾隆支系，为荣亲王永琪之后。按照清代非“铁帽子王”的世袭规定，亲王之后的袭封，是代代递减的。奕绘的祖父是荣纯亲王，父亲绵亿是荣格郡王，到他这一辈，成了贝勒，他的儿子载钧，封贝子，到了他的孙子（顾太清所出）就成了镇国公，这是典型的“一代不如一代”。

而龚自珍呢？他并不是等闲人等，他的叔父是当朝一品大员、吏部尚书，父亲是退休的苏松太兵备道，也算是曾经手握兵权的人；他本人又集大诗人、大名士于一身，交游广泛，其中不乏钦差大臣（林则徐）、巡抚（粱章钜）、布政使（托浑布）这样的权臣。以载钧一个闲散贝子，想杀如此有极大知名度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何况龚自珍好歹也算朝廷正式官员，尽管品阶不高。

从奕绘的身份来看，他的后人在道光、咸丰朝早已不是皇室正统。道光皇帝的嫡传子息虽也是奕字辈，但是名字里都有“言”字旁，像咸丰帝奕詝、恭亲王奕訢等，包括后来的醇亲王，也是如此，当权的都是言字旁的支系，奕绘只是属于不带“偏旁”的远支。如启功等，虽说是雍正的后人，但也不是嘉庆、道光、咸丰一脉，后来大都日渐没落，生计艰难。

所以，奕绘后人自顾尚且不暇，是不可能去寻仇龚自珍的。还有，龚自珍的南归，十分招摇，旅店题壁，访友赴宴，甚至还取了个小妾灵箫，在扬州更是饮酒作乐、聚众喧哗，受到当地读书人的批评；北上迎接家眷的时候，更以大儒后人及名诗人的身份拜访孔府，留诗纪念。种种行径，一点也没有落魄逃难的迹象。

至于著名学者钱穆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说龚自珍南下是躲避穆彰阿的迫害，也只是一家之言。穆彰阿是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派，迫害过林则徐，为后人病诟，但是，他以当朝一品大学士的权相身份，来迫害龚自珍，未免小题大做——试问打倒龚自珍，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何况，龚自珍沿途受到知县、知府、巡抚的招待和馈赠，如果他为把持朝政二十年之久的穆氏所不容，那些官僚恐怕对龚自珍避之犹恐不及，更不会去交接他。

不管怎样，随着顾太清搬出贝勒府，龚自珍也永远地离开了北京。太平湖的丁香花，贝勒府的大宅院，龚自珍的诗名，顾太清的风情，都给后世之人留下无尽想象空间。

云：商量出处到红裙

年（1839年）五月下旬，龚自珍到达扬州，这在当地是一件不小的新闻。

龚自珍住在老友魏源家里。一时间，魏源的挈园变得热闹起来，扬州的文士，纷纷来访，有请教儒家经典的，有发问史书史事的，有打听京师新闻的，有拿着自己所写的文章、随笔、诗、词、杂著、丛书来索求序言、题词的，有拿着先人的事迹求写墓志铭的，也有前来央求写册页、扇面的，龚自珍应接不暇，忙得晕头转向。

为了躲避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他开始在白天外出访友，他所拜访的朋友，见诸文字记载的，有十二人。这些拜会活动以访问退休大学士阮元最富戏剧性。此时阮元退居扬州养老，平时不见外人，深居简出，生活节俭。有人来访，总是推说耳聋而不见；有人来借钱，也哭穷喊乏，拒之门外。

但只要比自己年轻近30岁的龚自珍来访，阮元就十分高兴，不仅和龚自珍从早谈到晚，还大开宴席招待，临走又少不了赠送些东西，龚自珍后来所珍藏的一个檀香木的佛像，即是此时阮元所赠。有人见此，就编了个顺口溜：阮公耳聋，逢龚必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

不过，龚自珍的招摇，也引来一些非议。他四处访友题诗，那些未见到他的，心中自然不快，觉得自己受到委屈，丢了面子。有人愤愤不平地写了一封信，向朋友抱怨龚自珍从来不去看望他：“别看他口若悬河，但言谈间的漏洞还是有不少的，千万不要被他吓唬住了！这个人新近厌倦仕宦，带着一肚子牢骚南下，恐怕已经没有搜罗文献、提携人才的心情了。你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宾客满门，还以为自己是二十年前的承平公子呢，其实他早已破落了。现在，他被人领着，不是去风月场，就是去和尚庙，可偏偏不到我这儿来，他不来看我，我也断断不去拜访他！”

这个满腹酸水的士人的抱怨，也使我们看出了龚自珍在扬州生活的一个侧影。

龚自珍在扬州的生活，他自己有文章形象地描述：一次，他到街市上去买熟肉，市面一片欢腾。买了肉，就来到一个酒馆，老板又赠送给他一瓶酒，一筐虾，于是龚自珍开怀畅饮，直到夜间，酩酊大醉的他，站在窗前呜呜地唱起歌来，唱的是宋元长短句，结果惊起对面的一个女人……

别人也记下龚自珍在扬州的一件趣事：他住在魏源家，穿着魏源的衣服，但魏源身材高大，衣服到他身上就垂到地面了。龚自珍毫不在意，穿着它四处游荡，遇到下雨天，衣服就拖在泥水中，他回家后脱下衣服，往墙角一扔，倒头就睡。

龚自珍放荡不羁、大歌大哭的逸闻，在扬州流传开来，它传入一个叫小云的女孩子耳中，引起她的一阵神往：“这个有趣的人物，他会来看我吗？不是有人写诗说他“不访名妓即访僧”吗？那他应该到我这里来啊。”

对小云这样在扬州风月场上有一定名气的女子，龚自珍自然不会错过。终于，在六月三日，龚自珍穿着他那不合体的长衫，如期而至。

1839年的扬州，正处在它最后的繁华时期，大运河依旧承担着漕运的任务，徽州的盐商和典当商还在这里大兴土木，市面上瓦肆勾栏遍布，秦楼楚馆林立。

“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就这样，小云以颇有个性的姿态出现在龚自珍的诗里，她能惹恼龚自珍，但不久又能把他哄得心花怒放。“初弦相间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相聚的时间太短暂了，初三才相间，初八就要分离，生花妙笔，还未能把她的杏黄色裙子都题满诗呢！

短短的四句诗，虽然没什么细节，但却也透露出二人交往的不同寻常。

对欢场女子而言，卖笑生涯，以不得罪客人、尽量多赚些银钱为第一目的，为什么初次见面就使性斗气，弄得客人不愉快呢？显然，这层关系已经超越了通常的逢场作戏，而是带有一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

也许这感情是小云期盼以久的。因为对她而言，多赚些钱，不如为自己寻找一个永远的归宿重要。她一直就在等待着龚自珍这样的人的出现。

1839年前后扬州妓院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在一本叫做《风月梦》的小说里了解个大概。此书由扬州当地文人“邗上蒙人”所写，成书于1848年左右，即龚自珍离开扬州后9年。胡适发现此书后，还专门写文章介绍书中所记载的传唱于妓院的一些小曲。

和龚自珍大约同时的沈三白在其名著《浮生六记》中，也有描述自己游荡妓院经历的文字，从其真实细腻的文笔中，我们大约也能想象龚自珍在扬州风月场中的情形。

对妓院风情和妓女心态描写较为深刻的，是乾隆时期文人李百川的《绿野仙踪》，此书虽然写的是明嘉靖时期事，但成书于乾隆年间，作者又是江南人，其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可谓不输于《红楼梦》。

清代虽然禁止官员、士子嫖娼，但对民间妓院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与地方官员关系过硬，妓院即可明目张胆地开办。不过，那时的风尘中人，和后世以此作为职业的有所不同，不少是无依无靠的贫苦女子，脱籍从良，就是她们最大愿望和最好的结局。像清代名妓柳隐，在被松江府知府驱逐出境后，就千方百计为自己找归宿，几经选择和尝试，终于看上比自己大四十多岁的钱谦益，不惜女扮男装，亲自访问半野堂，向钱谦益兜售自己。

小云的心思，大约和柳隐差不多，她一直希望能遇见一个愿意为自己赎身的人。龚自珍的到来，让她看到了希望，处于激动状态下的她，似乎过于急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愿望，让龚自珍一时手无足措。

她的热情和种种优待，似乎让龚自珍感到害怕。龚自珍觉得，小云之所以这么超乎寻常的对待自己，肯定有所求。可他又能给她什么呢？他又不像钱谦益那样有田地、有园林、有贸易买卖，连旅途花费都靠别人资助，有什么资格来为人家赎身呢？

此外，还有一个难言的苦衷。遇见小云之前，龚自珍刚在袁浦（今江苏淮安）结识了妓女灵箫，他对灵箫几乎是一见钟情，如今再加上一个小云，已经远远超过他的经济能力了。

种种因素，让龚自珍对小云“保持距离”，一方面，他指着自己的白发说不般配，另一方面，他也十分谨慎地回答小云的问题，避免留下什么暗示，以免耽误、伤害小云。

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龚自珍在相聚五天后，离开了小云。这让小云十分生气，后来，她干脆闭门谢客。

告别小云，龚自珍离开扬州继续南下。到达镇江后，他写下那首著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的诗。一百余年后，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农村合作社时，感情饱满地引用了这首诗。

三个月后，龚自珍从昆山北上迎接家眷南归，再次来到扬州。小云旧事重提，希望龚自珍能够把自己带走。她不知道，此时的龚自珍，刚刚把旧房子整理出来，他心里所想念的，是袁浦的灵箫，他想把灵箫脱籍赎身，安置在昆山。

为了躲避小云的执著，龚自珍采取的方式是：不告而别。他留下一封信，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就上船逃之夭夭。

船离开扬州，龚自珍似乎感到有点愧疚。他觉得自己这样对待小云未免无情，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秦邮驿近江潮远，是剔银灯诅我时”。他想，此时的小云，肯定正坐在灯下，对着一纸书信，一边剔着灯芯，一边恨恨地咒骂自己。

回顾龚自珍的“扬州情事”，我们并不是为了重温那一段醉生梦死的繁华，也不想去为过去的青楼时光做一个旖旎的注脚，其实这是一个颇为凄凉的故事，正如它的结局一样令人感到无奈。

杜牧写过：“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龚自珍在扬州在离别小云之际也写过：“谁肯甘心薄幸名？南舣北驾怨三生”。龚自珍一生南来北往，到头来始终受困于科考和官场，虽然才子诗人的名气令人景仰，但一种浓浓的失败感一直在他心头萦绕。不仅自己的希望一个个地破灭，也让家人、世人对自己的希望相继破灭，对一个人来说，还有比这更无情的吗？

这种幻灭感首先来自政治上的不得志。

1821年，29岁的龚自珍写出《西域置行省议》，为了这篇论文，他整整构思了两年。西北边防一直是国家的心腹大患，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政府在西部一直用兵不断。除了内部分裂势力，境外沙皇俄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均把各自的黑手伸向西域。在这种情况下，龚自珍大胆地提出要把西域纳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可惜的是，这篇闪耀着远见卓识的论文，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龚自珍只得气愤地说：“五十年后言定验”！

其实，不到50年，新疆的战火就燃烧起来。同治四年（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阿古柏军事势力在英国支持下，侵入南疆，进而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1871年，趁火打劫的俄国占领时为新疆军政中心的伊犁地区，开始与英国争夺中国西北边陲。与此同时，中国东南、西南和南部边疆也面临列强侵略威胁，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1884年11月17日，清政府在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正式决定建立行省——此时距龚自珍首议新疆设省整整63年。

1889年，李鸿章为《黑龙江述略》一书做序：“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盖先生经世之学，此尤其荦荦大者。”

在文章中，李鸿章首先肯定新疆设省是“雄伟非常”的事，同时也指出龚自珍的“经世之学”是“荦荦大者”。

现今新疆境内，大道边多胡杨林，据说那是左宗棠平定新疆时一路行军、一路栽种的，后人号之为“左宗棠柳”。清人杨昌浚在去新疆途中，写七绝一首：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栽树者算是被乘凉的人记住了，遗憾的是，那最初奔走呼号、四处规划倡议“栽树”的人，当时却不被理解，没有得到及时的鼓励。

用薄幸名声来宽慰自己不幸的遭遇，对龚自珍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无奈最终使他沉沦于胭脂红粉之中。

“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处到红裙”。这两句诗正是龚自珍凄惨心境的真实流露。皓首穷经又有什么用呢？对历史再熟悉，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与其在官场上不合时宜，还不如和红粉佳人商量一个个典故的由来。

中国传统士人向来有避世的心态。有人回到山中，有人归于田野，无处可归的人呢？欲归不能的人呢？也只好面向红裙，去寻求暂时的安宁。

1949年以后，进入新时代的陈寅恪，也面临这种苦闷。“著书唯剩颂红妆”，他不得不面对一颗红豆，写起河东君和牧斋的故事来。

箫：最后的浪漫

这是一座极为热闹的集镇，夺淮入海的黄河和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在这里交汇，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畸形的繁荣。

这就是在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赫赫有名的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也叫袁浦，因为当年袁术战败后曾来过这里。在乾嘉时期，袁浦的繁华甚至超过了苏州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它不仅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也是盐商的聚集地，此外，它一度还是河道、漕运及提督衙门的所在地，小小的市面上竟然聚集了三个“省级单位”，难怪当时有人形容那里是“官比士民多”。

舟楫云集、帆樯穿梭；官商不绝，夜宴笙歌——这是袁浦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外在的诱惑。一时间，前来淘金的人，追求醉生梦死的人，充斥着袁浦的大街小巷。

能够在袁浦官商之间周旋下去的人，肯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本事——风尘女子灵箫也不例外。灵箫是苏州人，她什么时候来到袁浦，在袁浦住了多少年，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不过，我们清楚的是，这个风尘女子在袁浦小有名气，否则，在当地士人招待龚自珍的宴会上，就不会出现她的身影。

道光十九年（1839年）五月，48岁的老男人龚自珍来到袁浦，显然，用“一见钟情”来形容他见灵箫时的心境是显然不够的，事实上，他简直是欣喜若狂。老诗人若发起少年狂来，其吐属也必然璀璨。“他年青史烦点染，定公四纪遇灵箫！”——那些国史馆行走的人要注意了，将来你们写大清史，可别忘了重重地记上一笔：他龚定庵在四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了苏州女士灵箫！

看来这大清史也真的没什么可写之处。这不是龚自珍的诙谐，而是他的无奈与愤懑，是他对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当权者的嘲讽。

龚自珍对灵箫的痴迷，源于他心中数十年不散的“箫剑情结”。钱牧斋在一首诗里有“灵箫倚宿缘”的句子，这话对龚自珍很实用，他本人对箫就有不解的爱与恨。

龚自珍在很小的时候，得过一种怪病，不能听到箫声，否则就会犯病。儿时的病痛使他对箫有种格外的感触。后来，在他的诗文里，箫与剑就成为两种理想境界的化身。

剑气凛冽，箫声哀怨。龚自珍“狂来说剑，怨去吹箫”，这一箫一剑，曾经让他“尽负狂名十五年”。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呢？回首最美好的年华，龚自珍不禁哀叹：
检点十五年中事，
才也纵横，
泪也纵横，
双负箫心与剑名。
——《丑奴儿令》

剑心冷去，箫声哽咽。在一首名为《秋心》的诗中，龚自珍写道：“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

“气寒西北”，指在边疆的建功立业，这也是龚自珍长期关注的问题，当然，对他而言，这梦幻早已破灭；“声满东南”的箫声，也许这才是他所能够发出的声音吧。当龚自珍结束在北京的十多年的小吏生涯回到故乡杭州时，针对人未到家、诗名早已到家的尴尬，他只能苦笑：“赖市摇鞭吟好句，流传乡里只诗名。”

早年的龚自珍，豪情万丈，并不满足自己的诗名：“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多，尤其是失败的接踵而至，他渐渐开始“剑气箫心一例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埋首于红裙金粉之间，走上千百年来失意落魄文人的老路：赢得青楼薄幸名存。

心灰意冷是意料中事，终于有一天龚自珍似乎恍然大悟：且买青山且酣卧料无富贵逼人来！既无富贵，不如归去。

在归乡的途中，龚自珍来到人声鼎沸的袁浦；在觥筹交错间，龚自珍发现了活泼大方、玲珑圆滑的灵箫。

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欢宴，一个二十年来不断遭遇挫折的人，一个刚刚走下凄凉归舟的人，一个饱经沧桑两鬓斑白的人，面对那顾盼流转、善于逢迎的风尘女子，不由得心潮澎湃、五味杂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欣喜若狂的龚自珍，被灵箫迷住了。“大宙东南久寂寥，甄陀罗出一枝箫”。龚自珍甚至觉得，富庶繁华的东南形胜之地，已经很久不见这样优秀的人物了。其实，灵箫只不过是袁浦繁华市面上一个惯于风月的女子，但是，在龚自珍眼里，这个玲珑剔透的女子竟然堪比国士。

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龚自珍并非故做惊人之句，只是，他的长期积郁的才气和怨气，让他一开口就语惊四座，一下笔就生出风云气象，这也正是龚自珍诗歌的迷人之处。

灵箫的出现，似乎让龚自珍得到一丝安慰。一直以来，他心中始终有种“天下无人”的感觉，这情绪贯穿在他各个时期的诗中。

“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龚自珍在感慨天下无可用之才，也是他希望有人能识己之才。

“万马齐喑”毕竟由来已久，当时的文人，的确如龚自珍所描述的那样：“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在这种小心谨慎的畏惧心态下，又怎能产生胸怀激烈的人呢？龚自珍不由得感慨：“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在他看来，当朝已经没有勇士：难道田横的五百人都投降了刘邦，过起了富贵日子吗？龚自珍对天下无士的状况发出了询问。

当然，龚自珍的这种观点，还是牢骚的成分多了一些。平心而论，因为自己没能如愿参与国家政治，就说天下根本没有人才，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正是他的这种偏激，才招致当权者的抵触与反感。毕竟，在道光时期，国家不能说没有人才。比如，比龚自珍大八岁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还是做出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与龚自珍齐名、号称“龚魏”的湖南邵阳人魏源，应该也算个人才吧。还有，与龚自珍诗酒往来，后任广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的梁章钜，做官、治学都还是算有成绩的；此外，道光皇帝还启用过一些名臣，如大学士阮元、总督陶澍等，皆可谓一时之选。

尽管如此，龚自珍还是常常流露出种种情绪，这既有他的自怨自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未来的清醒认识和担忧。

考察一个人一生，不能忽视他所生活的时代。也许芸芸众生无法留下什么印记，但是，杰出的人总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互为映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它所记录的，却一直是英雄的身影。不过，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正是失败者云集的时候，往往二者之间并无前生注定的界限，一念之间，可以成就一位大英雄，也会倒下一位失败者。

林则徐和龚自珍就是这样。二人才名昭著当时，诗歌唱往来不断，又都强烈主张禁止鸦片。遗憾的是，后来林则徐成为钦差大臣，节制天南，禁鸦片，修海防，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龚自珍只能“商量出处到红裙”。其实，当林则徐南下的时候，龚自珍也想和老友一起去，却被林婉言谢绝，结果无望归乡，无法看到虎门浓浓的硝烟。

龚自珍的人生悲剧，放大来说，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在龚自珍诞生的时候，好大喜功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已经在位五十七年，康乾盛世在他的经营下达到顶峰，国土空前统一。（龚自珍曾写诗羡慕乾隆之世）在西北，天山南北的叛乱被平息，清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对新疆全境的完全统治。在东北，康熙年间也成功抵御了沙俄的入侵，双方划界而治，现今包括库页岛在内大片俄国领土都还在大清的版图内。北部，内蒙古和外蒙古依然是满洲王室的后院。西部，西藏叛乱也被福康安等大将迅速评定。此外，朝鲜、缅甸、越南等国，也是年年来朝、岁岁入贡。清朝人口也达到历史的高峰，呈现一派升平景象。

然而，历史的抛物线就是这样的无情：站在顶点的人们，脚下面临的，就是下坡路，而且下坡十分容易，几乎转眼间就能到谷底。

伴随着龚自珍的成长，一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开始风行，这就是描述一个“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从繁华极度走向式微没落的《石头记》。小说告诉世人，在极尽繁华奢侈之后，在诗酒吟唱夜以继日之后，在人事纷繁呼风唤雨之后，在美好年华绽放绚丽之后，天空开始阴暗，盛宴中有人退场，一个家族不可避免地衰落。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家天下”的意识，国强则家盛，家衰则国弱。龚自珍所处身的大清皇朝，正面临着衰世的到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沙俄的抢劫敲响了边防警钟；传教士的深入，带来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太平洋的浪涛重重撞击着中国的东南边疆，鸦片深入内地，白银大量流失，民力孱弱，国力虚弱，种种弊端都开始出现，社会不再是一片祥和景象。

1796年，龚自珍五岁的时候，国内爆发了持续数年的白莲教教众叛乱，内乱后来虽被平息，但所谓“乱世出妖孽”，种种迹象表明，龚自珍的时代，满清的国运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龚自珍似乎对“国运”有特殊的把握。

一次，屡败屡考的龚自珍又去参加会试，有人照例恭维他一番，说他此次定能成功。龚自珍两眼一翻，淡淡地说：“且看他国运如何了。”

后来此话传入曾国藩耳中，为老夫子牢牢记住。数十年后，曾国藩挟平定洪杨之乱的余威，前去弹压捻党，事有所不顺，在有人向他探询平捻前景时，曾国藩眯缝着老眼，缓缓地说出龚自珍的名言：“且看他国运如何了。”

大清国日渐颓败的“国运”，没能阻止住龚自珍如火如荼的“桃花运”。在袁浦逗留的短暂日子里，龚自珍和灵箫打得火热，二人甚至开始谈婚论嫁起来。

灵箫对龚自珍不可能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可以肯定的是，龚自珍并不比她平常接待的那些官员、富商强多少。对灵箫这样的人来说，如要从良，选择一个官员和盐商——这样的人在袁浦乱窜、到处都是，就世俗观念来说，是顺理成章的；如果选择龚自珍这样的落魄诗人，那就多少有点同命相怜了。

龚自珍也不清楚灵箫是否在和自己开玩笑，当灵箫提出为她脱籍赎身的问题时，龚自珍虽然一阵激动，但无情的现实问题还是制止了他的冲动：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应允灵箫，而是先把房子找好，不仅是为了灵箫，还要安顿滞留在北京的一大家子——一妻、一妾、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这些实际困难，龚自珍都没有对灵箫说，他只是安慰灵箫，定下再度见面的日期。

离开袁浦的日子里，龚自珍心里一直挂念着灵箫。三个多月后，他把昆山的别墅进行修葺，总算有了安家的地方。看者修葺一新的房子，他痴痴地想：灵箫要是在这里该有多好！（“灵箫合贮此灵山”）

不久，龚自珍北上迎接家眷，再度来到袁浦。喜出望外的灵箫旧话重提，龚自珍却面露难色。毕竟，如何解决生计问题，依然是他的难题。正是顾虑于此，他决定像拒绝扬州的小云那样，回绝灵箫。

龚自珍告诉灵箫，你是个聪明、美丽的姑娘，应该过着享受春光，有着明媚的生活，而不应该嫁给孤单、凄清的隐士林和靖；（“牡丹绝色三春暖，岂是梅花处士妻？”）

对龚自珍的拒绝，灵箫并不在意，似乎也早有准备。她的经验告诉她，龚自珍说的不是真心话，她知道龚自珍喜欢他，所以打算以此为出发点，尽量为自己多争取些利益。

她拐弯抹角地询问龚自珍的家庭情况，但龚自珍一眼就识穿了她的心思：我家里已经有一妻一妾了，你要是再来，恐怕终究不过是小妾的身份。龚自珍想，这下，你该知难而退了吧。

不过灵箫本来并没有多少非分之想，做妾也是她意料之中的事。她继续和龚自珍兜圈子，一方面继续打动龚自珍为自己赎身，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将来进入龚家后提早布局，争取一定的名分和地位。或许她听说过老前辈柳如是的故事，柳如是以自己的智慧为自己争取到了绛云楼。（绛云楼上梁的时候，钱谦益在所写的记事诗里，也提到过“灵箫”这个词）

灵箫的狡黠让龚自珍感到头疼，觉得她总是话中有话，心计太多；同时，龚自珍也喜欢灵箫性格中的一股凛然之气，她指挥小丫鬟做这做那，总是透露出干练、利索、果断的气质。龚自珍甚至认为，如果是在乱世，灵箫的刚烈性格，是会像当年的虞姬一样杀身成仁的。（“幸汝生逢清宴时，不然剑底桃花落”）

性格中有勇敢、积极、向上成分的灵箫，似乎对龚自珍的消沉、悲观有所不满，她希望龚自珍能够积极面对今后的生活，她曾用一个小细节来打动龚自珍沉寂的心胸。在梳妆时，她卷起北面窗户的帘子：
风云才略已消磨，
甘隶妆台伺眼波。
为空刘郎英气尽，
卷帘梳洗望黄河。

龚自珍的这首诗曾得到梁启超的激赏，美人红妆，窗外黄河，渲染出英雄迟暮的苍凉心境，的确令人神往。

和灵箫十多天的相处，龚自珍也能感受到她对自己的爱护和眷恋，这已超越寻常风花雪月的游戏，龚自珍郑重地说：此是平生未报恩。

尽管如此，他们的“谈判”还是不太顺利。灵箫诡计多端，总有源源不断的要求，让龚自珍感到应接不暇，他觉得自己常常被灵箫弄得“坠侬五里雾中行”，此时的龚自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聪明辩才，竟然不如一个小女子：“自知语乏烟霞气，枉负才名三十年”。

也许深深陷入感情纠纷之中的人最容易做出激烈的举动，龚自珍一气之下，决定逃之夭夭，像在扬州对待小云那样，来一个金蝉脱壳、不辞而别。

龚自珍离开了灵箫，坐船北上。没走多远，就收到灵箫派人送来的书信。灵箫向龚自珍道歉了，这让龚自珍激动万分：“六朝文体闲征遍，哪有萧娘谢罪书？”

就这样，龚自珍在船上，一边北行，一边通过灵箫派来的信使书信不断。晚年一心研究佛学的龚自珍想必知道，当年临济派大师汉月法藏，在负气离开天童寺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边走，一边信函往返，和他的师傅天童密云和尚辩论不休。

除了向龚自珍道歉认错，灵箫还对他有所规劝，要他沿途不要赌博。赌与嫖总是连在一起，灵箫的心意，龚自珍岂能不知？他一连给灵箫写了两首诗，坚定心意，表明日后定当迎娶灵箫到昆山。（“绾就同心坚俟汝，羽琌山下是西陵”）

终于做出了决定，龚自珍如释负重，也颇心安理得。他觉得自己虽然在功名上没什么出息，但是，诗文已成集，诗名天下传，对一个读书人来说，这也算是有所成就、有所安慰了。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与其说整日礼佛烧香，还不如天天和灵箫厮守在一起。（“从兹礼佛烧香罢，整顿全神注定卿”）

不这样做，又能如何呢？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于是，龚自珍的暮年情事，就此底定。

当龚自珍接到家眷南归，再度路过袁浦时，已经得知龚自珍心迹的灵箫，早已离开袁浦，她回到故乡苏州，闭门谢客，静静地等待着龚自珍的到来。

又过了整整一年时光。龚自珍应朋友之邀，到南京游玩，住在一个荒索的古寺里，门前一湾清溪，百无聊赖的龚自珍，又想到尚在苏州的灵箫，心中一阵凄然。

让龚自珍留下墨宝，于是他书写下去年在州中所写的诗，当写完“温柔不住住何乡”时，忽然觉得心中一片光明，似乎春回大地，温暖肺腑，他立即掷笔起身，坐船前往苏州。

再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龚自珍翻阅把玩自己收藏的古帖，晴窗展卷，一室明媚，龚自珍提笔在贴后写下一段跋语，末了还不忘加上一句：“姑苏女士阿箫侍。”短短七个字，勾勒出他一生绝无仅有的宁静、温馨时光。

按传统的观点，龚自珍被认为是继李白之后的又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若把他去世的时候算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么他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龚自珍本人对李白也是情有独钟，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他曾花20天的时间，把李白的诗集仔细校对一遍，也不知按照什么标准剔除了一些他认为不是李白作品的诗歌，他“钦定”的李白诗集，大约是原集的四分之一左右。

一百年后，另一位住在杭州的诗人郁达夫又通读了龚自珍的诗集，得出一个结论：龚自珍的诗，和李白是一个路数的，是李白的继承者。

郁达夫的这个结论是可信的。在诗歌中的情感充沛上，在语言的恣意汪洋上，在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上，在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上，在仕途坎坷的不幸遭遇上，在最终“猝死”的结局上，二人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所不同的是，徘徊在江边采石矶上的李白，显得孤独、凄冷；相比之下，晚年的龚自珍至少享受了一段最后的浪漫。

灵箫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进入龚家，第二年的八月，龚自珍暴疾猝死于江苏丹阳，此后就再也不见关于她的记载。一个风尘女子，成为龚自珍生命尽头的安慰和寄托，她也因此永远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