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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时间:2012-5-9 21:47:52  作者: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170  评论:0
内容摘要:编后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印,对于我们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研究建国后二十七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加深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理论,将会是一件很有助益的事情。

旧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共产党人如何领导人民革命,夺取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面临的全新课题。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中国革命的自己的理论。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创造——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的有力证明。

建国以后,共产党人如何领导人民在旧中国遗留的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面临的又一个全新课题。现成的答案仍然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新的艰难的探索。人们本来希望,同革命道路的曲折相比较,在建设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实践的结果,曲折未能避免。毛泽东领导下建国以后的二十七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又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恢复和发扬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始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九年来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就是这个理论的真理性的初步证明。

但是,我们的实践还不够,我们的路线和理论还有待于成熟,还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经受检验和不断丰富发展。要深刻理解和坚持发展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一是要面对现实,研究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一是要研究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不研究历史,就不了解今天的现实是怎样发展而来,对现实的了解就缺乏历史的深度。历史上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或是挫折的教训,都是极可宝贵的思想财富。只考察一个侧面不行,必须考察成功和挫折、正确和错误两个侧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才能如实地了解历史,从比较中加深对历史的认识。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既收入那些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文稿,也收入那些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文稿,就是要适应为了现实而全面研究历史的需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编入的文稿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到一九五○年底止,共523篇。计: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480篇,经毛泽东本人或中央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14篇,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的文稿(包括贺电、复信、命令和接受国书时的答词等)29篇。有159篇公开发表过,其中60篇是当时或毛泽东生前在报刊上发表的,99篇是毛泽东逝世后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书信选集》等书籍中发表的;其余的364篇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其中57篇已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在目录上用黑体字排印的,是编者认为较为重要的文稿,共120篇,其中26篇公开发表过。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批阅文件时写的“照办”、“照发”、“某某阅”一类的简单批语和零星修改的文字,以及应酬性的简短书信和电报,没有编入。至于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根据本书的编辑方针,一律不编入。这段时间保存下来的这类记录稿,数量不多,主要内容大都在本册文稿中可以见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反映了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的最初一年零三个月里,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所进行的国内国际的重大政治活动,所思索的问题和形成的政策与理论观点,历史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完成大陆解放,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土地改革,加强政权建设,进行抗美援朝所走过的一段光辉历程。

一、开国的历史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经过了充分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从建国纲领的准备来说,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向这次全会所作的报告,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从整体上勾画了清晰的蓝图。七月一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从理论上论述了新中国的政治纲领。这些虽然属于建国以前的文献,对于从总体上理解建国后的毛泽东文稿和中央文献,是必须熟知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开国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的开幕词,他为会议起草的宣言,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以及毛泽东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上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开国的文献。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用一句话概括起来的雄伟壮丽的开国宣言,它凝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革命斗争的历史成果,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历史使命感。人们在印象中常认为这句话是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上宣告的,其实,这句话出现在政协开幕词中,而不是在天安门上宣读的政府公告里。《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它以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为基础,特别是以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主持了纲领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纲领草稿,并作了修改和写了一些批语,本册第一篇的五个批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共同纲领》这个名称,就是毛泽东提出的。

一九五○年六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开国不久党的最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和讲话《不要四面出击》,阐明了党在这个时期的基本策略方针和具体行动纲领,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建国初年历史的一个纲。毛泽东那时在中央领导第一线主持工作,收入本册的文稿大都是他起草的具体指导各方面工作的电报,数量甚多,头绪纷纭,只有掌握住这个纲,才能纲举目张,提起这段时间文稿的全网。

二、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向经济的战略转移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从全国主要的地域来看,军事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华南、西南还有大片国土仍在国民党政府残余军队的占领之下,中国人民要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就待解放地区而言,进军仍是主要任务。这个时期毛泽东指挥进军的文电,约有40件。由于敌军崩溃之势已成,毛泽东提出“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它的基本内容,就是不理会敌人的临时部署,远远超越他,占领他的后方,堵住他的退路,以达到全歼国民党残敌于中国大陆的目的。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彻底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阳)宝(庆)战役、广西战役的胜利,和彻底歼灭胡宗南集团、宋希濂集团的贵阳战役、重庆战役与成都战役的胜利。在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要求全军引为深戒,严重注意克服轻敌急躁情绪。在他提出的“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的作战原则指导下,于一九五○年四月取得了海南岛战役的胜利。在席卷中国大陆的军事胜利的形势下,又相继用和平方式解放了云南和四川、西康的广大地区。到一九五○年六月,共歼灭敌军130万人,完成了除西藏外的全国大陆的解放。

随着军事任务的完成,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任务立即提到全党工作的首要的、中心的位置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从现在起,开始了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开国的政协会议上,他又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随着中南全境的解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给林彪的电报中指出:“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一九五○年五月二十日,他在给饶漱石等的电报中,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并说“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是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这段时间所写的文稿,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工作的,包括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统筹外贸、安置就业、治理淮河、生产救灾和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等许多方面,提出了渡过暂时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了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由此可见,全党工作重心并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才转入经济建设的。在建国初,随着军事任务的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领域的转移即已开始。当然,这个转移有一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工作重心虽已转入经济,但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是相并行的。只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才有条件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三、建国初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和战略策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社会情况,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在一起。一方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经成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还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尚待进行,还有复杂的阶级斗争继续存在。所以,把握建国初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变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个分析对于我们考察建国初期诸多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给予了基本的指导。

大家知道,从工人阶级取得政权、领导社会经济生活开始,他们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逐渐突出起来。如何判断和对待这种矛盾,关系极其重大。很容易出现这种倾向:注意力被这种逐渐突出的矛盾所吸引,不能从复杂交错的阶级关系的全局看问题,而把这种矛盾看作主要矛盾,把反对资产阶级当作主要任务,急于把资本主义经济搞掉。一九五○年四月,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针对其中表露出来的这种倾向,写了几段重要批语。他强调指出:我们“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我们”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他还提出国营商业不要垄断一切,除食盐以外,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应当同私营商业划分经营范围。在纠正急于排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倾向,谨慎地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毛泽东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给陈毅的复电内,肯定了上海市在处理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时采取征得各方同意后妥慎进行的正确做法,并从原则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在一九五○年六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这个鲜明的指导思想。所谓“不要四面出击”,就是说,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任务,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他强调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为此,他提出了合理调整工商业,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并且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以孤立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地主阶级。这是对于建国初期主要社会矛盾问题的精辟分析和关于战略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在修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时候,回顾建国初年我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四、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在三亿一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最大任务,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毛泽东把土地改革的完成列为实现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本册收入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毛泽东文稿,有十多篇。

建国后土地改革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同建国前相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大陆基本结束,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某些过去反对人民革命和土地改革的阶级的政治态度一般地也有了改变,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适应这一基本形势和基本任务,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不但应当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而且在政策方面也应有所调整。

主要的政策调整,是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而实行保护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动的政策。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一次有华东局、华中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考虑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的问题。一九五○年二月,他在苏联访问期间,曾和斯大林讨论这个问题。二月十七日,他和周恩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转达了斯大林关于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阶段来做,目前不要征收富农土地财产的建议。访苏归来后,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发电报给邓子恢并各中央局、分局负责同志,征询他们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意见。他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是:第一,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彻底孤立地主,防止土改中发生过左偏向;第二,减少土改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使党和政府在政治上更有主动权;第三,可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巩固同他们的统一战线。此外,在阶级成分划分上,中央还提出将主要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少量土地的(不超过当地人均土地数的百分之二百),划为小土地出租者,进一步缩小了土改中的打击面。经过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一九五○年六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在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同时确定各省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将这些政策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是党系统地论述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在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审阅了这个报告稿,作了重要修改,并有信件给刘少奇讨论报告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总结发言,还就讨论中涉及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土改中的“左”倾错误的估计和产生的原因的争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主要思想表达在毛泽东修改刘少奇报告时加写的一段话中。

对待富农的新政策,无疑有利于建国后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进。至于新区土改中富农经济的变动情况,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廖鲁言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写的《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一文说,新区富农经过土改后保留的土地,一般仍相当于当地农民平均占有土地量的二倍。不过,整个说来,中国的富农经济本不发达,在农村经济中占的比例很小,封建性又较强,雇人耕种的部分比重不大。老区土改消灭了富农;新区土改,按新的土地改革法征收了富农大量出租土地的全部或一部,许多地方还征收了富农小量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大部。这样,保存下来的富农经济并不多,在农村生活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成为大问题。

五、民主政治建设和民族团结问题

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开端的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真诚合作,共商国家大计的新格局。新中国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在中央一级政府机关中,有相当一部分党外人士担负领导职务。从一九四九年十月起,毛泽东在给叶剑英、陈毅、彭德怀等地方领导人员的一些电报和信函中,提出要组成中共占比较多数同时团结各方面民主人士在内的地方政权机构。毛泽东非常注意发挥民主人士在政府工作中的作用,亲自同他们商谈国家大事,还经常把党中央的一些文件和地方机关的一些报告送给他们阅看,使他们了解情况。对于他们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及时批转有关方面认真调查研究,作出负责的处理和答复。一九五○年五月,他在收到黄炎培关于反映苏南川沙、奉贤等县征粮工作中存在偏差的意见书后,两次发电报要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派专人或亲自去调查这件事,叮嘱他“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

毛泽东把普遍召开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为此先后发了八份电报。他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全国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在他的指导和推动下,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以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很关紧要。编入本册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电报》,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执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强调“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个电报,对少数民族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本册还收入了毛泽东指导和平解放新疆、西藏两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十多件电报,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处理各种复杂矛盾、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不得侵扰人民,不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统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在给彭德怀并西北局的电报中说,维吾尔族人口三百多万,是新疆地区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在强调人民解放军要同人民群众搞好关系的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一九五○年五月他在审阅西南局草拟的同西藏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十项条件时,只作了一处带实质性的修改,这就是在第八项条件(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中,“由西藏人民”之后,加写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个字。

六、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

本册编入的毛泽东有关论述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及具体指导进行建交谈判的电报,和他出访苏联期间有关处理中苏关系和其他国际问题的讲话、电报,是研究我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珍贵文献。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郑重声明:“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鉴于建国初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将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二月,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苏联。他在访苏期间的讲演和电报,反映了我国在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关系方面所奉行的政策和取得的成果。关于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两条原则,即:第一,这些国家必须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第二,要通过一定的谈判手续来确定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同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的电报中提出的。

对外贸易既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起着重要作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这说明,闭关锁国并不是我党历来的政策,经济封锁是人家强加给我们的。至于在对外开放方面指导思想发生偏差,那是以后的事情。

七、关于文化教育工作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致力于推进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这方面的文稿,也有十多篇。

他强调文教工作要协助中心工作并为其服务,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既反对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也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对于知识分子中的思想问题,毛泽东提倡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来解决,帮助他们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一九五○年八月,他在给研究少数民族史的陈寄生的复信中说,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违反党的文教工作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倾向,毛泽东一经发现即进行严肃的批评。一九五○年七月,他看到一份材料,反映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人违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排挤压制研究和讲授摩尔根学说的教授。他两次批示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出适当处理。后来教育部、科学院对这位同志进行了严肃批评和处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以后党确定的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政策的发轫。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中德智体三方面的全面发展。一九五○年六月,他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富有远见地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这对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提高我们民族的身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

为适应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必须提高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一九五○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颁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组织指战员参加初小、高小、中学或专修班等文化学习。这个指示,后来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没有完全实施,但它对全军掀起学文化的热潮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八、抗美援朝的决策和两次战役的胜利

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同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这一突发的国际事件,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关注,并预见到美军参战后朝鲜战局发展的严重性,及时地采取了对策。一九五○年七月七日,由周恩来主持军委召开了专门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会议,作出调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于七月底以前全部到达东北边境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等五项决议。毛泽东同意照此执行。此后,毛泽东曾几次发电报,要求边防军限期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出动。九月十五日,美军在仁川港登陆,朝鲜战争形势急剧逆转。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自己的邻国不能置之不理的声明,并通过外交途径警告美国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但美帝国主义不顾我国政府的抗议声明和警告,公然于一九五○年十月上旬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大举进攻,同时还以其空军侵袭我国领土,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的请求,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同朝鲜人民军共同打击侵略者。十月二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电报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是否能取得胜利,战局发展可能出现的最不利的情况,以及这一情况对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工作将会产生的严重影响,作了透辟的分析和充分的估计。十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正式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要求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十月十九日开始进入朝鲜,到十二月底,连续进行了第一、第二两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本册收入了毛泽东指导这两次战役的大量作战电报,主要内容包括: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初期作战以先打伪军为主,而后再打美英军,务求初战必胜;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行分割包抄,各个歼灭;诱敌深入,以利聚歼;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反对速胜观点等。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战术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以下一些电报中,即:《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关于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给彭德怀等的电报》,《关于朝鲜战局问题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关于暂时避开美英军先打伪军给彭德怀、邓华的电报》和《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我军作战部署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对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何搞好同朝鲜人民和军队的关系,团结一致,协同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始终极为重视。他在《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谆谆告诫:“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在作战过程中,他仍不断提醒志愿军注意这个重要问题。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要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

在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同时,国内掀起了全国性的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充分估计了这一群众运动的深远意义,指出:全国人民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线,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这场运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打破了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使全国人民增强了抗击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除上述几个主要方面以外,编入本册的毛泽东文稿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这里不一一列举,只提一下关于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方面的几篇文稿。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给延安各界人民的复电中说,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一九五○年九月,他得知湖南正在为他修缮韶山故居和修建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马上写信给湖南省委负责人黄克诚等,请他们立即加以制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同年五月和十月,他先后在沈阳市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关于修建毛泽东铜像的报告上批示,坚决反对这样做,说这样做“只有讽刺意义”。他写给亲朋故旧的许多书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对他的至亲杨开智的工作问题,他严格坚持原则。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他亲笔起草给王首道的电报,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通过王首道转一电报给杨开智本人,叮嘱他:“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最后,介绍一下有关本册编辑工作的一些情况。

编辑这部文献集,我们着眼于为学习和研究建国后的历史,提供有价值的、比较完备和系统的、保持历史原貌的文献资料。为此,编入本书的文稿,凡首次刊印的,都按手稿和原件付排;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这次刊印不作改动,只有个别文稿以前发表时由于历史原因作过删节的,这次刊印恢复了原貌。例如,《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删去了刘少奇的名字,这次刊印时按原件恢复了。再如,《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只收入了其中的三节,这次刊印的是命令的全文,不仅恢复了被删掉的三节,还恢复了原来电报上款彭德怀等的名字。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这些文献,我们作了一些注释,放在每篇文稿的后面。在这些注释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物注释,主要是注出他们当时的身份和任职。由于这个时期形势发展很快,一些人的职务变动频繁,有些人的任职是经过几次甚至十几次的查找资料、调查访问才弄清楚的。对文稿中提到的来信、来电和报告所作的注释,是注释中的又一主要部分。这类注释,依据档案材料,介绍了这些来信、来电和报告的主要思想和主要史实,有些文字较长,对读者理解正文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例如,《转发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报告的批语》,我们根据薄一波的报告,将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的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经验作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注释。在注释中,还有一部分题注,介绍了文稿的背景情况。此外,我们还对文稿中的某些不常见的事件,名称有改变的地名,应当订正的史实,作了简要的注释。对个别文稿中某处文字的疑窦,编者没有充分把握在正文中加符号订正的,也采用加注的方法提出看法,以引起读者注意,并期待着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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