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故事之六：一介书生一场运动

康有为几乎是等同于一段历史的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回荡着他焦灼、宏大、激越的声音。他在许多方面开时代风气之先：在中国实践君主立宪制，是“百日维新”的主角；发起“不缠足运动”，迈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公然上书向科举制度发难，探索和创设“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兴办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他的《大同书》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峰，用西学改造中学，用改造过的中学来传播西学。

而当他企图将自己的先进思想付诸实践的时候，绝大部分迎来的却是失败，大如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以悲惨的“戊戌政变”为结局，被迫流亡国外；1900年的“勤王”大业，还没布置就绪，就被张之洞打了下去；以保皇会的名义办公司，最后师生反目，公司破产，支持者大量流失。他的祖辈多有骁勇善战之才，他也生就了南人北相的威严面貌，可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介书生。虽然他能够开出解决时政的“上中下”三策，但是现实永远比他想像的更加现实。在变法生死关头的一筹莫展和对袁世凯的轻信，将书生救国的可怜和可叹暴露得一览无遗；而企图利用封建军阀张勋的军事力量，实现其“君主立宪”的宿愿，更是表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异想天开。

优越的家庭出身、宏伟的抱负和过人的才气，使得康有为一直保持了一种天生的自信。他从小就远离村里的伙伴，兴趣全在书上，落了个“憨为”的绰号；而与人交谈时，三句话不离“圣人”，因此又落得“圣人为”的雅号。他读的书太多，社会实践太少。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身上激发着迷人的书生气质，一种宏大的理想主义。这是我们默默丢失的东西。当我们路过中山四路的万木草堂的时候，是否会想起，那里曾经有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在一位杰出老师的引领下热烈探讨国家民族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