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jiǎn)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9个孩子。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梁氏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前身)首届院士,航太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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