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席卷大陆黄金、银圆转运台湾

马继援走后，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至少从马军长紧张的情绪和所谈军情中推测出两点：一是西北难保，连依靠那片土地土生土长的马家军巨魁马步芳，都收拾细软派其子携来重庆，说明西北是没有指望了；二是共军在西北方向有强大军事实力。据马继援讲，咸阳一战，对手竟不是声震大西北的共军猛将彭德怀部，而是长途奔袭来自太原城下，与胡宗南、宋希濂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徐向前麾下的第十八兵团。加之又有徐远举的情报说，共军名将贺龙也将到西北，这就更说明了西北共军力量极强。根据这些情报，蒋介石更坚信自己所预测共军将以川北为主攻方向进军西南的预测了。

蒋介石在反复推测验证自己的军事部署无误后，又从马步芳转存金条的事联想到运走存在重庆的国家资财的事来。在此前后，蒋介石花了很大功夫把大陆的金银财富搬运到台湾去。现在他到了重庆，一方面公开叫嚷“保卫大重庆”，另一方面也要设法秘密将重庆国库中的金银硬通货转运台湾去。

蒋介石由大陆向台湾转运黄金银圆及外币的行动是从1949年上半年上海大撤退前开始实施的。5月初，他暗中下手谕交亲信、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吴嵩庆，让他到中央银行总库将全部黄金、银圆和外币转运台湾。

具体负责转运金库财富的人，除吴嵩庆外，还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由吴嵩庆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其他人只管完成吴嵩庆所交代的某一具体工作，对全部工作及其内幕并不知晓。据吴嵩庆的中校机要秘书詹特芳的文字材料，蒋介石这次由国库中转运的黄金计有92万两，都是每块重近10公斤的金块，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银圆计有3000万元；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另外，还有以蒋介石私人户头存放的黄金4200余两。

这些凝聚着中国人民世代血汗的国家财富，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全部以军费名义提走，仅黄金和银圆就装了满满一艘大军舰，其他国家财富也被装上了另外几艘军舰，在重兵护卫下，由上海先运厦门，很快又移至台湾，巨额黄金存放在台湾后勤司令部金库内。

这些硬通货提走后，蒋介石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元券了。金元券不能在台湾流通，台币又直接与美钞挂钩，因此台湾的金融市场完全与大陆脱离了关系。国民党政权发行的如同废纸的金元券，丝毫冲击不到台湾的金融经济。蒋介石这一着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从大陆把黄金银圆全部窃走的决心。

为了动员部队守土反共，蒋介石也对一些嫡系部队或认为必须应付的单位或个人，适当给予一点黄金或银圆作为诱饵。如对西北的“二马”，一次便各批了两万块银圆，而对反共态度不明朗的程潜和卢汉，虽也批了一点，但仅限于帐面上而未启运。当然，此刻的蒋介石心中也清楚，批下去的这些金银，在这局势瞬息万变之际，有许多落入了各路“诸侯”的私人腰包，马步芳转运来重庆的金银中，说不定就有一部分是刚批下去的军费。

蒋介石明知军费有漏洞，但为了反共养兵用兵，花再多的钱，也是舍得的。这天，一个活跃在湘粤桂边区的土匪头子来到重庆，因其反共调门很高，竟使得蒋介石刮目相看。那土匪头子声称曾当过军长、师长，目前自己掌握有相当数量的地下武装，将来共军打过来了，他可在当地拉起几万人的地方武装打游击，只可惜缺乏武器和给养。蒋介石闻言大喜，当即批给一万银圆并准给武器。而实际上此人仅是一个仅有喽罗兄弟10多人的“光杆司令”。他骗得钱后，便顺江而下到香港做寓公去了。

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暇顾得许多，他这次来重庆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把重庆的金银席卷一空。他把中央财政总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关吉玉叫了来，叫他从速统计好在渝的金银和外币的数量。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关吉玉不敢问，蒋介石也没说。关吉玉很快报来在渝金银库存数额，计黄金10多万两，银圆23万多元。蒋介石当晚即指示将黄金迅速转运台湾，由吴嵩庆亲自出马办理此事。肩扛中将军衔的财务署长也不惜躬身当起了搬运工。吴由渝飞台时，便与秘书詹特芳一起将重2000多两的7块黄金，搬至小卧车上驶向机场，带去了台湾。

至于在渝的110多箱银圆，蒋介石却并没有急于运走，因为他已计划用这些银圆支撑大西南近100万的军队。到此，蒋介石由大陆运向台湾的黄金已高达100多万两(台湾还存有22万两)。这天晚上，蒋介石还明令催促将马步芳的黄金速转台，因为蒋认为这些黄金在私人腰包里也比落入共军手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