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洪：从遵义会议地址到遵义会议会址的演变

距1935年1月中共党中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之后14年的1949年11月21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再次解放了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地区刚刚解放，紧锣密鼓地建立起党政军机构之后，遵义的党政军民就开始在民间寻找“遵义会议”开会的地址了。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告诉我们：“红军长征在遵义开过一个‘遵义会议’，一解放就知道这个事情，从党史资料上知道这个事情，但这个‘遵义会议’在哪开的呢？于是开始寻找。”

据1951年7月5日的遵义地委机关报《遵义新闻》报记载：

“大家决定在遵义老城的桑园（过去‘遵义会议’的地方），修建革命文物陈列馆……”

也就是说，遵义地区的党政军民，在遵义老城找到了一处“过去‘遵义会议’的地方”。

那么，这个遵义老城的桑园在哪呢？

据1952年上海出版的周刊杂志《展望》第23期里的文章《红军在遵义的时候》中记载：

“在解放路一家朱黑色的大门里面，有一排黑色的瓦房，屋前长着高大的槐树，这就是17年前毛主席住过的房子。房子没有改样，就是屋前的园子由桑园改成菜园了。”“现在，几乎每天都有陌生的客人要求到这个院子里来看看。因为中国共产党曾在这个院子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个在遵义老城解放路的桑园，是怎么被确认为“遵义会议”开会的地址的？我们还无从考证。但这说明，在1951年7月1日之前，遵义人民已经找到过一个有文字记录的“遵义会议”开会的地址。

我们通过多方查找，终于在孔宪权三儿子孔庆堂的介绍下，于2003年3月认识了一个在遵义老城土生土长的、95岁高龄的李永颐老人。她告诉我们：“遵义老城的桑园，在解放路的大井坎巷六号，就是她的“干外公”王家烈在遵义的住所，小时候她经常去桑园玩耍。桑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被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遵义市商业局。”

1951年，胡乔木同志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全国公开发行，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阐述了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伟大意义！195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之际，在遵义地委和和遵义专署的领导下，遵义地区11个县的各族各界人民，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从此，遵义地区轰轰烈烈的纪念“遵义会议”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据遵义市的老人费侃如、曾祥铣、田兴咏、关黔新等告诉我们，通过访问当时的众多遵义老人和老红军，大家都说红军在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天主堂开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会，于是，干脆就把曾经在1951年7月1日成立“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时认定的“红军高级干部开会的地方”，认定为“遵义会议”开会的地方，并挂出了“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这是遵义人民通过民间寻找到的第二个有文字和图片记录的“遵义会议”地址。

由中央革命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于1958年9月出版的《二万五千里》一书中，还把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堂经堂内景标注为“遵义会议会场”。

根据费侃如老馆长提供的一张“‘遵义会议’地址”的老照片，以及我们收集到的一张表明“‘遵义会议’地址”的很模糊的老照片，我们复原了当时挂有“‘遵义会议’地址”牌子的遵义杨柳街天主堂经堂正面的图片，以此纪念第二个“‘遵义会议’地址”。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老人告诉我们：“虽然在天主教堂挂出了“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还是觉得不踏实，那会群众开会不见得中央开会也在那里，就继续在查问，继续在调查。”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老人告诉我们：“当时调了一个老红军——娄山关战斗负伤的孔宪权，他在遵义地区留下来养伤。一解放他和组织连上关系以后，就叫他当枫香区的副区长。这建设委员会筹备起来，就调他来遵义会议筹备委员会负责。”

遵义市对台办公室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到了大概是五二年，就到处找‘遵义会议’筹备处来主持工作的人选，有人说枫香有个老红军噻，就把孔宪权点到，点名了，他是这样到的筹备处。”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田兴咏老人告诉我们：“就让他到‘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来工作，很明确的，遵义会议纪念筹备委员会秘书，这大概是52年的事”

筹备会的秘书班子，也就是孔宪权他们几个，一方面继续在遵义民间寻找“遵义会议”地址，同时，发挥孔宪权是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的干部，与当时红三军团的各级首长熟悉的优势，开始向中央高层询问“遵义会议”开会的地址。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老人告诉我们：“这当中也问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他们在回函的时候说，在一个文件里面看到是在黔军军阀柏辉章家开的。”

根据这个档案线索，孔宪权随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家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并请工程人员画平面图和拍照，把这柏家公馆的照片、位置、平面图，送到北京去请有关人员审，请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去审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老人告诉我们：“柏家公馆是1931年开始建的，1935年红军来时刚刚建好一年多，还是比较新的时候。大门是柏家做生意的门面，卖酱油、醋、纸张等的门面，六个门面，一边三个。”

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关黔新告诉我们：“实际上那个房子不是柏辉章一个人的资产，是他主张修这个洋楼，拿了几百块大洋，主要是靠他的大哥和他父亲的财产来修的。柏辉章只有两间房子，堂屋的右边两间，其他都是他大哥的，楼上全部是他大哥的，他们是个家族的产业，是他们父亲和他们大哥做酱园生意的产业。”

在遵义老城土生土长，今年95岁的李永颐老人告诉我们：“遵义会议会址，建成之日至确定为“会址”之前的三十多年间，在遵义民众的口中，叫“柏家新房子”或“柏家公馆”。柏家公馆的一楼，是柏杰生的二儿子柏辉章与其妻子王光敏、儿子柏思礼居住。楼上为柏杰生及其妻张正觉、柏杰生大儿子柏裕章一家居室，其余房屋各有所属，柏宪章、柏锦章等具体住处以他们的后人回忆文章为准。”

我们想，既然“遵义会议会址”的前生，老遵义人都称它为“柏家新房子”或“柏家公馆”，而柏辉章又是被我们镇压并至今并没有平反的，所以，不应把会址的前生称作“柏辉章公馆”，还是应该尊重老遵义人，称会址的前生为“柏家新房子”或“柏家公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想法，以供商榷。

“1954年8月，中共遵义地委接到中共贵州省委电话，转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长、当时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并参加遵义会议的杨尚昆的来电指示：“遵义会议是在黔军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至此，“遵义会议”开会的地址正式确定。”柏家公馆的大门上方，端端正正地挂出了“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这是在遵义老城找到的第三个“遵义会议地址”。

在遵义老城土生土长，今年95岁的李永颐老人告诉我们：“‘遵义会议’会址，1950年至1952年早期，借用为“遵义剿匪委员会”办公地。柏辉章为剿匪委员会副主任，柏家人仍然居住在里面；1953年后，柏家人迁出。”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老人告诉我们：“这个办公厅回话以后呢，贵州省委就通知我们遵义要筹备。原来柏公馆还住得有遵义地区公安局在里面办公，就迁出去，做为遵义会议的旧址，开始筹备的工作。”

“1954 年11 月，中国文化部批复指示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1955年1月，贵州省文化局转中央文化部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进行建馆筹备工作，着手对“遵义会议”地址原貌进行修复工作，并收集文物、资料、采访，筹备展出。

1955年2月，贵州省文化厅批复同意孔宪权同志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的馆长，“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

孔宪权由“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备会”负责主持工作的秘书和兼任的遵义市图书馆副馆长，正式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的馆长，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

由民间找到的天主堂经堂的“遵义会议地址”，恢复1951年7月1日认定的“遵义会议纪念堂”。

遵义会议开会的地址确定以后，孔宪权带领着纪念馆筹备处的几个工作人员对腾出来的首先进行了复原工作。

为了了解红军住在柏家公馆时的情况，包括可能在哪个房间开的会，孔宪权找到当年红军离开后首先进入公馆的柏家一位亲戚，以及与柏辉章家来往密切的人和街坊邻居，了解房屋原貌情况。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老人告诉我们：“会议室是根据柏辉章的表哥余大勋回忆，他是红军走后第一个进楼的，他说在东客厅，东边的小客厅里面像开过会的样子，其他房间都是住的人，有床铺啊什么的，只有二楼东侧小客厅这个地方，长方形木桌仍在原处，四周还有一些从其他房间搬来的木椅、木凳和一张藤躺椅，像开过会的样子墙上还挂了个大胡子像。柏家奶妈及柏家帮工刘仲康等也说，红军走后他们回柏公馆时，楼上的长方形木桌等都在原处未动，楼上的挂钟等也在原处。”

由此，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对会议室进行了初步的复原布置：中间并排放置两张方桌、周围散放着十几张各式各样的椅凳，还有一个嵌瓷花的茶几。当时，还没有找到那张长方形的木桌。

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关黔新告诉我们：“会议室那些东西都是慢慢地找齐的，包括它那个钟，一到时间它就叮叮当当的唱歌，很好听。”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费侃如老人告诉我们：“光是这几个个人证明还不行，后头又找那些中央领导人。”

1955年，孔宪权专程去北京访问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说：“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1955年和1956年，孔宪权带着纪念馆工作人员国瑞臻去了三次北京，到中央办公厅去找杨尚昆，国瑞臻做了很多记录，也向杨尚昆核实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最后定了十八位，都是杨尚昆他们几次核实以后，才挂了那十八位的像。”

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关黔新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有一张长桌子，那个桌子有点怪，其他哪家会用那么长的桌子嘛，就他们柏家有那个桌子。”

那张长方形会议桌当时并不在“柏公馆”内，经孔宪权他们多方调查才知道，因为后来柏家办了一所小学，长方形木桌被搬到小学使用。解放初期，柏家办的小学停办，长方形木桌也被移交给了遵义朝阳小学使用。1955年，长方形木桌又被从学校调拨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收藏；为此，筹备处又第二次布置了“遵义会议”会议室。长方形会议桌周围摆放了18把各式各样的椅子和凳子，其中还又一张抽脚藤躺椅，那是专门为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重伤，遵义会议期间尚未痊愈的王稼祥准备的。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会议室布置了，其它地方就搞了一个简单的陈列。”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老人告诉我们：“楼下布置的是介绍红军进遵义城的情况，遵义群众在丰乐桥迎接红军进城哦，很多照片呢，很珍贵的照片，“楼上除会议室以外就是布置红军四渡赤水的情形，有个图，画了张图，另外还有些收集到的红军的文物，斗笠呀，什么枪支啊，这些东西。”

遵义会议纪念馆在筹备时期，还没有正式开放。但是，每天总有人来要求，能不能看一看，于是筹备处便索性敞开大门，于1955年10月1日起，正式半开放，一边供有关领导审查，一边接待有组织的机关单位、部队、民间团体和中、小学生参观。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当时也没得正规的解说员，纪念馆筹备处的人都自己去当解说员。”

初步修复和初步布置完成的“遵义会议地址”，已经引起全国轰动，各省纷纷报道，千里之外的辽宁日报，也在1955年7月4日以《“遵义会议”地址的修葺工作完成》进行了报道：“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城——遵义市，已在最近完成了‘遵义会议’地址和当时毛主席居住地方的修葺工作。原有的一栋古老的房屋，现在已在四周墙壁上涂上了红色的油漆；被损坏的窗户上已装上了彩色玻璃；并按照过去居住在这里的主人所了解的情况，陈设了室内原有的家具。”

这篇报道还提到：同时完成了“当时毛主席居住地方的修葺工作”，这应该是遵义人民找到的遵义老城的桑园那个地方。1955年的时候，桑园那个地方虽然不被认定是“遵义会议”地址了，但当时的遵义人民还是认为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为了丰富纪念馆的展陈，需要收集大量的文物、图片、文字等资料，为此，孔宪权组织纪念馆仅有的几个人，走出去，大量地收集资料。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有几个年龄大的同志，一个叫国瑞臻，一个叫朱式如，一个叫林天锡，一个叫蒋励东，还有个工友江德民，就是他们几个；后来的就是我们三个转业的，一个叫陈尊和，一个叫朱文华，就是这几个人。”

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关黔新告诉我们：“他们是有文化的，搞征集资料、整理资料，你没得点文化基础也不行。后来是因为‘文革’开始了，他们有些就陆陆续续的调离了纪念馆。”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老人告诉我们：纪念馆派三个人出去收集文物资料，人手不够就抽调人，文化局抽人，剧团抽，其他部门抽，组成三个组收集资料，沿着红军长征路线，从黎平、通道开始，占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收集资料。”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全是徒步，又没得交通工具，从遵义出发，一直走，一般都是三十到四十里就住下了，沿途还要访问一些遗留红军，还要做记录。”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老人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文物很好收集哦，我们收集文物的人一到那些地方，老百姓就纷纷拿出红军文物来，红军送我们这个哦，红军送我们那个哦，那是真事不是编的哦。红军送的这样那样都收集起来了，文物还照相。现在纪念馆的文物，都是那个时候打的基础，一千多件文物，以后就基本没有像那样收集过文物。”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孔馆长腿不方便，就坐镇指挥。他很关心同志，我们都出去了，他经常关怀这里家里面怎么样啊，对我们大家都关心很大，大家回来以后都很感动，这就是老红军的作风。”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老人告诉我们：“收集了起码上百万字的资料，就把它整理出来约二十万字的书，叫《红军长征在贵州》。”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那本书主要是这几个老同志在整理和编撰，朱士茹，国瑞臻，林天锡，他们差不多都是52年到54年就来了的。这几个同志年龄都很大了，朱士茹比孔宪权的年龄还大，他原来是国民党的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的督学，老学究，他很勤奋，《红军长征在贵州》主要是他的编纂。我记得我住在纪念馆，经常半夜起来看到他办公室还亮着灯，人还没走，我就说：老朱走得了，回家得了。朱老说：快了快了快了，很敬业的。”

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关黔新告诉我们：“所以说我觉得，初创时期，孔老馆长的功绩、贡献、功劳很大，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建设。” 1957年7月1日，“遵义会议”地址正式对外开放。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老人告诉我们：“到57年就正式挂牌，牌子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这就正式对外参观。参观要登记，也不收费。”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挂纪念馆的牌子，挂的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老人告诉我们：“一直到文革期间才把筹备处三个字取掉，才正式叫正规纪念馆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五八年的时候，中央来了些领导同志，最早的就是胡耀邦，胡耀邦是五八年的四月来的，那时正好是植树节。是地区领导李苏波书记陪到他来的。胡耀邦来参观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有些纪念馆的人都不晓得。”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老人告诉我们：“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刚解放的时候比较忙，直到58年，58年的11月，邓小平和杨尚昆来了。”

遵义市对台办退休干部唐猛老人告诉我们：“到了五八年十一月，邓小平和杨尚昆到遵义来视察，参观纪念馆，也是地委宣传部直接通知孔馆长的，只他和我两个负责接待，还有个工友江德民，江德民负责烧开水的。当时只说中央领导同志来，当时没讲哪一个来。其他同志就放假了，就不到馆了。”

“那时候杨尚昆和邓总书记，他们从遵义宾馆走着来。陪同的有西南局的李井泉，有省委书记周林，地委书记李苏波，那时遵义市委书记都没有参加。他们一直走路走到纪念馆来，纪念馆参观完了以后，又走去参观小十字的红旗幼儿园，一直走到丁字口大坝店，都是走路，最后车子从大坝店把他们接回宾馆。”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老人告诉我们：十一月三号，邓小平和杨尚昆来了，他们一进这个跨院，杨尚昆和邓小平都说，这个地点是找对了，一进来很有特征嘛，那个有牌坊，这个房脊又很突出，那时五十年代尽是些破房子，这个房子还是算比较好的。后头他们上了会议室，邓小平还说，我坐在那个角落头，最后这会议室就这样子肯定下来了嘛。”

“所以遵义会议，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这个会址，确定了过后没有人提出疑议。开会时间有疑议，参会人员有疑议。直到今天，但是这个地址，是没得疑议的，任何人没有提出任何疑议，当时也好，后来伍修权来了，李富春这些都来过，那些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来了也没有提出异议。”

1961年3月，“遵义会议地址”列入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2月，“遵义会议”地址进行全面维修；在保证外形恢复原状的原则下，采取整体拆卸，用钢筋水泥结构替换了原来的青砖结构，其他的原件安装，重新修复的方法。并且把整个小楼抬高了50厘米，大修前，“遵义会议”地址小楼比小楼后院的地面要矮一些，大修后就持平了。使“遵义会议”地址的小楼显得更高大了。

（大修前）

（大修后）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老人告诉我们：“维修要结束的时候，省里面的领导在门口议论说，这个房子倒修好了，这个门口缺块匾，如果能够请毛主席题个匾就更好，他们几个在议论。……他们说，那试一试吧。”

据具体经办请毛主席题匾之事的当事人、时任贵州省博物馆办公室秘书的罗会仁告诉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周国珍说:“会址落成后的一天，我们好几个人站在会址大门的门面处……记得省里面有张叔成，文化局长田兵，遵义的有李志奇等在一起，研究时大家认为这个匾理所当然应该请毛主席题。当即决定具体事由我办，我即着手拟好了报告，交由省委宣传部长张世珠审定，张部长将报告送省委办公厅，由省委办公厅写信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请毛主席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

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为“遵义会议”地址题字：“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老人告诉我们：“这个题字拿起回来了，孔宪权就去找木工做匾，找很好的楠木，再组织人员把字放大，他是有功劳的。”

1965年1月，被遵义人民称之为“天下第一匾”的毛主席题匾，端端正正地挂上了遵义会议地址的大门上，这是全国所有的红军长征纪念馆中，唯一的一块毛泽东主席题字的匾额。从此，“遵义会议”地址，正式升华为“遵义会议”会址，并延续至今……

1965年4月3日，孔左是纪念馆秘书张由之，孔右是纪念馆工作人员田兴咏。一次接待任务后合影——孔老红军离开纪念馆前最后一次在纪念馆留影，1965年11月，孔馆长调离遵义会议纪念馆。

（注：希望能在此文之外刊登这张照片，以此缅怀孔老红军。）

（此张照片是注明）我们收集到的一张注明“‘遵义会议’地址”的很模糊的老照片。参照这张照片和费馆长提供的“遵义会议地址”的老照片，我们复原了当时挂有“‘遵义会议’地址”牌子的遵义杨柳街天主堂经堂正面的图片，以此纪念第二个“‘遵义会议’地址”。（注：画面左边的亭子是没有的，可能年久失修而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