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三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大会结论等两天就可以做。

第四个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一下。

一　选举的标准

我们要选举一个全党的领导机关，即在大会闭会以后、两次大会之间的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这次要选举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就是说，有两批人要选进中央委员会来。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人数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十七年了，这十七年中间，经过三中全会[2]、四中全会[3]、五中全会[4]、六中全会[5]几次的选举，现在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二十五个人。这二十五个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再就是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五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于是就提出:(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可以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这个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总之，在选举方面有这样三个问题。

关于第一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跟过去历次大会都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大会我参加过三次，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我来讲一点我们党的历史。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6]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7]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我们党也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在最近的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8]到现在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委员会主要的成员，是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选举的，六次大会选举的现在只剩下五位[9]，就是说现在的二十五位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全会选举的。六中全会也选了三位。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呢?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次是六届六中全会，大家知道，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当时如果不克服那么一种倾向，即对放手动员群众这样一条路线不赞成、有所畏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缚起来的倾向，如果不赞成放手动员群众，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扩大解放区，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所束缚同时又不脱离统一战线这个原则，那末，今天的局面就不一样。参加六中全会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还不就是这么一批人。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但是，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至于到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的这三年中间，情况就更加起了变化，到七大前作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个变化更大。相信经过七大这样重要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以后，我们党会更加向好的方面前进。我们的这种信心与估计是有根据的。这十年中，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比较顺利，比较内战时期犯的三次路线错误(连张国焘[10]的那一次就是四次)就不大相同。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情况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这些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有信心、有根据断定将来是要好的。如果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该选举，我看就不如采取这样的原则，即: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去选他。这个原则和不选的那个原则不同，那个原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凡是犯过错误的一概不选举，这是理想。但只确定这一条还不够，还缺少一条，就是说，人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要选举他。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犯错误是不好的，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好的。一定要把这后一条加上，这样才是全面的。这两条一定要结合起来，不然就要出毛病，我们就会丧失好处，就可能产生缺点，甚至可能造成错误。我们只有制定一个很好的选举方法，才可以避免过去的错误。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这就是现实主义，这也是一条原则。这两条原则看起来好像是不一致的，但只有使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才能够办好事情。这才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不完全正确，就搞得不好，就会犯错误。我看没有哪个同志想犯错误，说“我一定要犯错误”。如果对一些同志犯错误这个问题不加以分析，对历史不加以具体的分析，不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那就不行。就是说，如果不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造成缺陷、缺点，甚至造成错误。这一点，是必须向同志们提出来的。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从感情上是不愿意选的，但从理智上我们可以选。感情和理智这两个东西，现在我们要统一一下，也是可以统一的，就是在理智指导下的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现实主义的方针。过去对陈独秀，对李立三，痛快明了，从感情上说倒很痛快，没有烦恼，但结果搞得不痛快，很烦恼。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你不大来，我就去；你口里有许多闲话，我长了耳朵，这个耳朵听不完那个耳朵听；你说那边窗户开得不够，我就连这边也打开。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所以感情和理智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例子，国际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第一国际时，为着团结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群众，曾经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也曾经同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合作，同马志尼[11]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这样的榜样，这就告诉我们要避免宗派主义，因为实质上是一个广大群众的问题。那个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有很多的群众，因此要同他们合作，逐渐来改造他们，感化他们。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出去了，意大利民主分子也不干了，但这并不损伤马克思主义，你不干就不干吧!

中国的和外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党内要尽可能的团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团结、合作。我在报告里已经说了，任何一个同志，只要他愿意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我们就要和他团结起来。我们的团结也是有原则的，就是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决议，要在这样的原则下，和所有同志团结起来。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第二点，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要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昨天傅钟[12]同志在这里讲了一篇很好的话，我全篇都赞成。在选举上，应不应该照顾山头?应不应该照顾到各方面?我看那个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它有什么坏?清凉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因此，对这些问题要分析，任何一块根据地中，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山头主义。山头主义的情绪，也有各种各样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军就有不同，一方面军里又有好几个部分，昨天傅钟同志讲了。有一、二、四方面军的区别，还有三军、七军、十军等的区别，因为在各个地方工作，情况不同，关系搞得不好，这就有山头主义倾向，但有些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昨天傅钟同志讲了山内山外的关系，彼此间关系好，山头主义就可以消灭。但许多事情还带着盲目性，工作就做不好，这就要先分析一下。现在我们在这里搬石头，搞关系。现在我们来他一个总结性的办法，把大小石头纷纷搬开，这样关系就会好一点，山头就少了，山头主义也就少了，这样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关系搞好一点，那一半也没有了。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所以不要怕。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发展了，根据地也更多了、壮大了，如果我们去掉盲目性，比较善于处理矛盾，那末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得比较好。

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完全避免缺点恐怕也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要它少一点，也可能使它少一点。

我们顾及到前面所讲的第一点，则对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可以选举；顾及到第二点，就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这样，我们的缺点就会少一些。

关于第三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我说的是尽可能的照顾，各方面都照顾得那样周密、完全，就可能是一种凑数，那就不好，完全不照顾也不好。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对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无原则地选他们，他不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我们还要选他们，这是右；但是人家已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还说不要选，就是“左”。对知识的要求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

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我们要完全或者比较完全一点才好，但是再过几年我们的中央又会是不完全的。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13]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因为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也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鉴于过去的中央不完全，再选一个中央将来也还会不完全，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学习的任务。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是不是很高明呢?早两天林彪[14]同志讲，我们比国民党的某些方面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也有比不过他们的，比如我们就不会驾驶坦克，不会驾驶飞机，不会打大炮。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不完全，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建设上也不完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一个比较完全，搞一个现实主义，再来一个学习。选举中央委员会，就要选有学习精神的人，他不懂得这不要紧，我们选他，让他去学。我们的选举，就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求完全。

总起来讲，我们大会的代表同志们应该有一个希望，希望有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包含有大批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这里不是讲没有犯过错误，而是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也要包含一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今天表示放弃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的同志；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就是出了名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也要包含大批过去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要提拔他们到中央委员会来，把他们提高，因为将来我们还要发展。我们现在有近一万万人口，将来还要发展，很快也许就有两万万人口，也许还要多一些，因此我们现在就要训练领袖，首先要训练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领袖，全党都要拿眼睛来望着它，这就是训练；拿嘴巴哇啦哇啦地讲，这也就是训练；打开窗户，要空气透进来，这也就是训练。我们的中央过去虽然不大，只有二十几个人，也做了事，现在应该扩大一点。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训练领导干部，这倒不是说现在要故意地搞“成名干部”，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还要搞，以便适应发展着的中国革命。这个中央还要包含有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也包含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或者专门通晓某一方面的同志。总之，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包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说，这个新的中央要既能弄通思想，又能团结同志。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就要选出这样的中央。我们的代表多得很，有的同志送给他一个代表名义他还不要，有许多同志要求不要当选中央委员，这种态度是好的。孔夫子讲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15]不要说什么革命没有胜利就是因为我没有当中央委员，这样说是不好的。我们要慎重地选举，慎重地就职，这样才是好的态度。这样的中央，才能够保证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样的中央，就可以避免或者大体上避免重复历史上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中央，才适合于我们党目前发展的情况及适应于将来的发展情况；这样的中央，才能够给全党同志、全国人民以好的影响。这样一个中央，就是一个缺点比较少的中央，一个比较更有保证的中央，一个使人比较放心的中央。历史的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是这样。

还要解释几个问题:有同志说这样的中央岂不太庞杂了吗?还有同志担心，有一批人难免要落伍、要掉队，就是说要再犯错误怎么办?能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还有人说，这样的选举不大公平，名单规定的人数只有那么多，又要照顾这个方面，又要照顾那个方面，就势必使得有些同志甚至是能力比较强的同志不能当选，这就不公平。

首先，关于庞杂问题。我们党过去就是庞杂的，现在我讲一下庞杂的历史。我们党在大革命的后期是庞杂的，存在着一条错误的陈独秀路线没有被清算。结果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宠杂大革命失败了，是一个不良的结果。革命一失败，使成千成万的人民受了损伤，党也大大地缩小了，被打入了地下。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在我们党内曾经存在盲动主义路线与立三路线，后头虽然清算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且还有长期没有被清算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与后头的张国焘路线。这种情况庞杂不庞杂?庞杂，而且是路线的庞杂。受了损失没有?受了损失，而且受了很大损失。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已经写了。第三个时期是从遵义会议到七大。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已经结束，但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凡是一个东西不搞彻底，就总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又出了一些乱子。第二段，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时逐步地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左”倾路线。以上三个时期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时期不庞杂呢?第一个时期有路线的庞杂；第二个时期有几次路线的庞杂；第三个时期，六中全会以前还有点庞杂，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三年整风以后，庞杂问题解决了，人还是那么多的人——二十五个中央委员。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所以对过去犯过错误、翻过筋斗的人，现在要以新的眼光去看，犯过错误是事实，但说现在还犯错误就不适当。遵义会议以来，十年工夫，六中全会以来，七年工夫，整风以来，三年工夫，逐步改变了过去庞杂的历史，现在比较不庞杂了。一个庞杂，一个不庞杂，有性质上的区别。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区别?是质的区别，性质上的不同。这个质我们要抓到，不抓到这一点就不好。我们要记得这个历史，关于庞杂这个问题不必害怕，再选他们，不会使我们新的中央搞得很危险。

第二，会不会落伍，会不会再犯错误呢?有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代表都一致地欢迎。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希望在大会代表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我看这讲了一个真理，就是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荷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也需要大家帮助的，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大家帮助，才能进步，才能解决问题。从我们全党现在的情况看，从我们这次大会的情况看，以及从我们过去三个时期的经验、抗战八年中的好的坏的事情和整风中的经验看，都可以证明这一真理。落伍问题、重犯错误问题会比过去少，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更有了保证。那末是不是可以绝对地完全地有了保证呢?也不能这样说，还有落伍的可能，还有再犯错误的可能。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还可能再犯错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更可能犯错误。因为推起车子走路，跌过跤的和没有跌过跤的，会有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不同。推车子没有跌过跤的人更要注意，更要谨慎，说不定正是你高兴自满地说“我就没有跌过跤呀”的时候，恰好跌了跤，翻了车。过去跌过跤的人，往往比较稳一些，眼睛到处望，还有站在两旁的人提醒说:“你要谨慎一点，过去跌过跤呀!”他的帮手也多一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比较先进的、中间状态的、比较落后的这样三种情况，现在我也不能写保字，保证我们这次大会绝不选错一个人。现在看来他是好的，将来他又不好了，这种可能还是有的。我们这次要选举几十个人，可能中间有若干人，走到半路上脚痛蹲下去了，这就可能落伍、掉队。过去没有跌过跤、翻过筋斗的，也许这次跌一下，跌过的可能再跌一次。这样的事，世界上还不是有过?老百姓推车子，并不是跌了一次就再也不跌了，搞不好可以跌好几次。所以几十个人中间要一个也不落伍，这个险是保不了的。我们要选举几十个中央委员推车子，载小米，推的推，拉的拉，可能漏掉一些小米，但只要保证明天早上靠得住有吃的就行了。当然这也要谨慎，不然一大堆粮食都翻掉，明天便没有饭吃。同时也不要怕，丢一两颗、两三颗小米也没有什么，我们生产的小米很多，丢两三颗不要紧。如果个把车夫搞得不好，在八次大会还可以另选，或者在两次大会中间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改选一下就行了。

第三，关于不公平的问题。要照顾各方面，老的里头，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和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两方面，这两方面都要照顾；新的里头，要照顾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即是所谓山头。这种照顾，我在前面讲过，只是尽可能地照顾。知识也是尽可能懂得多一点，但是懂得少一点，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选他。这样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既然老的新的都要照顾，知识又不一定能通晓各方面，我们又不能选举几千几万的中央委员，这就会在选举中使有些在能力上知识上比较好、对党也有功劳的同志没有当选，这岂不是不公平吗?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因为虽然犯了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与没有犯错误的同志有不同，但是我们不选他们，单选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就会有另外方面的缺点，所以一定要选他们。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建议。因为要照顾各方面，就会使得有些同志按他的能力、知识本来可以当选，但是没有被选上，这种情况会有的，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准备。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会有同志说:犯过错误的倒又选上了，没有犯错误的倒选不上；人家知识不及我被选上了，我还不错却没有选上。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在精神上都要有准备。大会闭幕以后，如果有同志对这个选举方针不理解，我们要好好解释，从历史上解释，从历史的经验上说明这个方针。

二　选举的人数

今天要通过选举法，选举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提两回候选名单，第一回是预选的名单，第二回是正式选举的名单。通过选举法以后，大家就要考虑，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明天或后天主席团就要提出预选的名单。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目字的提议，叫做七十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七十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三个方案，一个是一百人左右，一个是七十人左右，一个是三十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七十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一百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两百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七十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三十个人、四十个人左右太少了，一百个人左右太多了，七十个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团提出这些意见，当然最后还是决定于大家。

这次选举，同志们是要为着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要考虑这是有关全党的利害的，对党、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比较没有利?是完全有利的，是完全为着有利的。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我们要注意没有到会的、我们不认识的同志，如果候选名单里有他的名字，我们就要注意；自然，到了会的也不见得都认识，这就要经过各代表团主任的介绍。这样，我们这次选举，就会选举出一个比较好的(当然是比较的)领导机关，作为指挥中国革命的工具。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16]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总之，我们大会主席团希望同志们，全体代表同志，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的。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请同志们考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三中全会，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3]四中全会，见本卷第76页注[12]。

[4]五中全会，见本卷第77页注[13]。

[5]六中全会，见本卷第143页注[4]。

[6]陈独秀，见本卷第101页注[8]。

[7]李立三，见本卷第101页注[9]。

[8]遵义会议，见本卷第102页注[14]。

[9]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关向应。

[10]张国焘，见本卷第101页注[7]。

[11]马志尼（一八○五——一八七二），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派领袖。

[12]傅钟（一九○○——一九八九），四川叙永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13]陈云（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4]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15]见《论语·述而》。原文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16]这是当时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中的一段。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修订的《国际歌》歌词的译文。这段歌词的新译文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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