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办军校(4)

苏联高层领导人最初考虑，把专门培养中国军人的军校全部设在苏境内，后来权衡中国学生来回耗资和交通等问题，才决定由苏方派出军事顾问，也可在中国境内建立军校。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与苏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谈时，蒋介石再次要求苏方向广州即将开办的军事学校增加派出人员。对此，斯克良斯基回答：“开始需要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成立所设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反对增加派出人员。”虽然口气仍很含糊，但终于答应除在苏联国内为中国人开办军事学校外，也可考虑派苏联军人到国民党控制的地方创办军事学校，如在广州开办军校。这令蒋介石顿时喜笑颜开，兴奋不已。据苏方当时文件记载，蒋介石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斯说：“不要张罗疗养院、医生等事了，因为他自我感觉好多了。”

代表团在苏维埃俄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政党的组织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组成、训练，同时也大大加强了两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对蒋介石个人也触动很大，他在途中天天写日记，把风光、地名、人名包括每路过一个车站的站名都记了下来，还不时地大发感慨。但是，新兴的苏维埃国家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许多负面的印象。从后来蒋介石对中国的治理看，这些负面印象使他在走向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反面中，起到了极不好的先入为主作用。

黄埔军校校总理孙中山蒋介石喜欢苏联的建军经验，却反感苏联的政治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仇恨。在访问中他感到：“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后来，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这种看法进行了批评，说他“未免顾虑过甚”。

这次出访，代表团内部矛盾突出，争执不下，连苏方都认定“中国代表团内部在打架”。但在特殊时期的这次访问，却使蒋介石的政治身价倍增。11月29日，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12月15日晨9时抵达上海。代表团回到上海，蒋介石并没有急于向孙中山汇报出访情况，而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恋人陈洁如。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赶到船上迎接蒋介石时，并劝蒋赶紧回来处理党务，然而蒋对此毫不理会，仍是悠然地“往会洁如”去了。

当然，蒋介石的摆谱在这时是有分寸的，也是别有用意的。他为了防止孙中山对自己的不满，把归国途中草草写就的《游俄报告书》寄往广州，他本人于当天下午乘船赶回溪口老家，理由是第二天是他母亲的60岁冥诞，又是为他母亲墓地建筑的“慈庵”落成之时。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孙中山极为不满。12月30日，孙中山发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一些政府要员对蒋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很有意见，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等人接连发给蒋介石6封电报，催促他速赴广州。廖仲恺直接写信批评蒋介石，说他一再延期赴粤，“事近儿戏”。

孙中山题词这时，苏联政府应邀派驻中国的常设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和筹办军校。蒋介石闻听此讯，再不敢怠慢，于1924年1月16日迅速返回广州。

蒋介石想起了访苏期间从托洛茨基那里得到的消息：“一个以鲍罗廷和加伦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很快就要到中国去，帮助孙逸仙先生进行革命。”蒋介石意识到，可以此为契机，提高在党内的地位，掌握军队，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这次苏联之行，是孙中山同中共和苏联共同商定筹划的一次重要的访问活动，更是蒋介石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所以，他在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时常提及此次访问，认为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