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墨家的十大主张

墨家学说主要包括了十大主张。胡适把墨子看作是一个创建宗教的教主，并将这十大主张称之为“墨教”的信条，这些信条的具体内容如下：

其一，天志。

《墨子·天志上》中有言：“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每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我有上天的意志，如同制车轮的工师有圆规，工匠有了方尺。轮人与工匠以规矩度量天下的方圆，说：“符合规矩的东西才正确，不符合的就不正确。”

如今天下的士君子的著书多得载不完，言论多得无法尽计，上说列国诸侯，下说四方士子，但他们离仁义还差得远。何以见得？（墨子）答：我是用天下的明法（即上天的意志）来判断。

那墨子口中的“天志”又是什么呢？据《墨子》记载，“天志有两个内涵：“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也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希望人们互相残害；“顺天之意何若？日：“兼爱天下之人”，墨家的兼爱信念就是对“天志”的效法

其二，兼爱。

胡适把“天志”当成“墨教”的根本理念。他说：“天的志要人兼爱，这是宗教家的墨子的话。其实兼爱是件实际上的要务。”对此绝大部分学者则认为，墨家思想真正的总纲就是“兼爱”。

兼爱思想容易被理解为佛教的“普渡众生”或儒家的天下大同。但三者其实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墨家的兼爱要求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像爱祖国一爱他国。在墨子看来，如果每个人，每个国都能做到这点，世上就不会有战争与苦难了。兼爱说的核心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为墨子不光希望天下“兼相爱”，还要求“交相利”。他认为，只有互惠互利才能长久地保持兼爱。

佛家并不讲“交相利”，而是追求以佛法点化众生。儒家虽以“大同”为理想境界，但其仁爱存在由亲到疏的先后次序。故而，孟子批评墨家的“爱无等差”主张。

其三，非攻。

春秋战国是个战乱频发的时代。墨子痛恨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故而坚持高举和平主义的大旗。胡造指出：＂（墨子认为）不兼爱是天下一切罪恶的根本，而天下罪恶最大的，莫如‘攻国’天下人无论怎样高谈仁义道德，若不肯‘非攻’，便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

在《墨子》一书中，墨翟与各色人物展开辩论，反驳一切支持战争的言论。他不仅仅是从“兼爱”的角度立论，还结合各种事例论证攻打他国有害于天地鬼神与国家人民，不同于寻常的和平主义者，，墨子反战并不靠演讲与游行，他一面游说诸侯，一面训练墨家弟子的军事技能。

由于墨家守城术的威力，天下人可以不相信“兼爱非攻”真能实现，但不能不正视墨家学派的战斗力。

其四，明鬼。

尽管古代社会普遍迷信鬼神，但上流权贵与底层百姓的信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儒家的根基在上层，重视“不下庶人”的礼，敬鬼神而远之。墨家学说则集中体现了中下层劳动人民笃信鬼神的特点。

胡适指出：“墨子是一个教主，他恐怕人类若没有一种行为上的裁制力，便要为非作恶。所以他极力要说明鬼神不但是有的，并且还能作威作福，‘能赏贤而罚暴’。墨子明鬼的宗旨，也是为实际上的应用，也是要‘民德归厚’。但是他却不肯学儒家‘无鱼而下网’的手段，他是真信有鬼神的。”

其五，非命。

听谓“非命”，即否定“有命”论。墨家笃信天志与鬼神，却偏偏不承认人生的贫富贵贱荣辱由天命注定。因为墨子对“天”的认识不同于老子、孔子。老子认为，上天对万物没有亲疏差别；孔子则把“天”看作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而墨子眼中的“天”是兼爱精神的最高化身。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到：“墨子以为天志欲人兼爱，不欲人相害，又以为鬼神能赏善罚暴，所以他说能顺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祸。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

若祸福都由命定，那便不做好事也可得福；不作恶事，也可得祸了。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说，便没有人努力去做好事了。”

其六，节葬。

儒家远鬼神却主张厚葬久丧。对于富贵人家而言，儒家倡导的三年丧礼对身心损耗不轻，对于贫穷百姓来说，厚葬久丧可能让他们陷入破产的困境，

在这个问题上，墨子坚决反对儒家的主张。他认为，厚葬久丧有三害：国家经济衰退，人民财产浪费，社会秩序混乱。

墨家宣扬“明鬼”说，却又不提倡儒需家式形式主义，用繁琐的仪来祭祀鬼神，而是更强调精神层面的信仰。

为此，墨子提出“节葬”说。制定了节葬短丧的墨家丧礼，以便减轻人民的负担。

其七，节用。

《墨子·节用上》曰：“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圣人治理一个国家，该国的财富就能加倍增长：圣人治理天下，天才的经济就能加倍增长。财富的翻倍并不是对外扩张领士，而是结合国情民生而削减无用之费，从而使得财富加倍，圣王治国，无论发布政令、兴办事业、役使民力、使用财物，都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去做。因此，财富没被浪费，人民生活不劳苦，国家所创造的利益就增加了。

可见，墨家“节用”说针对的是古代统治阶级铺张浪费，不将财富用于实际产生的弊端。

其八，非乐。

胡适说：“墨子所谓‘乐’，是广义的‘乐’。如《非乐上》所说：‘乐’字包括‘钟鼓琴瑟竽笙之声’，‘刻镂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可见墨子对于一切‘美术’，如音乐、雕刻、建筑、烹调等等，都说是‘奢侈品’，都是该废除的。

这种观念固是一种狭义功用主义的流弊，但我们须要知道墨子的宗教‘以自苦为极’，因要‘自苦’，故不得不反对一切美术。”

这个批评不无道理，但也要看到在古代社会中，这些广义的乐（胡适说的“美术”），都是上层贵族与豪商大贾才能享受到的东西。普通的劳动人民基本上只负责制作这些奢侈品，而无力享受。恰如为富贵人家织锦绣的巧女只穿得起粗布衣。墨子反对“乐”，主要还是为了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

其九，尚贤。

春秋时代各国依然保持着强大的“世卿世禄”传统。贵族垄断一切资源，出身卑微的平民人才难以获得官爵。胡适指出：“那时的贵族政治还不曾完全消灭，虽然有些奇才杰士，从下等社会中跳上政治舞台，但是大多数的权势终在一般贵族世卿手里，就是儒家论政，也脱不了‘贵贵’‘亲亲’的话头。墨子主张兼爱，所以反对种种家庭制度和贵族政治。”

墨子的“尚贤”说要求彻底打破世卿世禄制。他主张“上贤下不肖”和“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认为有才德者不分出身居于高位，而无才无德者纵然出身高贵也要打入社会底层。墨子的这一思想是一种进步的用人观念，对后来的战国变法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十，尚同。

在胡适看来，墨家学说始于“天志”，终于“尚同”。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他说：“天志尚同的宗旨，要使各种政治的组织之上，还有一个统一天下的‘天’。

所以我常说，墨教如果曾经做到欧洲中古的教会的地位，一定也会变成一种教会政体；墨家的‘钜子’也会变成欧洲中古的‘教王’。

从本质上讲，墨子的“尚同”理论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统一思想，将世人分歧百出的价值观通通“上同于天”，最终归入墨家“天志”；二是统一政治制度，用一套层级分明的“政长”制度重建天下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的“尚同”制度是以“尚贤”为基础的。尽管在这套具有墨家特色的体制中，下级总是要“上同”于上级，但每一个层级的领导者都是按照能力选出来的。

《墨子·尚同上》中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由这段记载可知，政长制度的天子、三公、诸侯国君、正长都不是采取世袭制，而是从天下贤能之人里选拔。这个主张在古代中国谓独一无二。

胡适总结道：“他（墨子）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他主张一种‘贤人政治’……他又是一个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张把‘天的意志’作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于天’。因此，哲学家的墨子便变成墨教的教主了。”

总之，墨家就是凭借这十大主张不断发展成战国一大显学的。墨子去世后，墨家分裂为三派，但各派依然从不同角度继承了这十大主张。尽管这些治国主张与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高度一致但对统治阶级存在颠覆性的影响。故而，各国诸侯虽然尊敬墨家，重用墨家士子，但并没真正接受其大部分治国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