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刊｜大溃败，兵散云落流沙

建军90周年专刊

经过汤坑几个昼夜的激战，起义军主力贺龙、叶挺部的伤亡非常大，却没有击破敌人的进攻。贺龙9月28日深夜离开汤坑前线回汕头，9月29日随周恩来前委指挥部自汕头到揭阳，准备再南进流沙（今普宁市政府驻地）。9月30日中午，当叶挺率汤坑之战后撤退的第11军第24师、第20军第1师和第2师到揭阳时，革委会和前敌指挥部已经南进流沙。

叶挺、聂荣臻率部自汤坑撤下来之后，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前委指挥部、革命委员会并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当初起义军本来打算进占汤坑、丰顺，既然连汤坑都没有能占领，在紧急情况下又无法请示前敌指挥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叶挺、聂荣臻自行决定只好改变主意，经揭阳先向潮州撤退。这也就有了前文所说9月29日傍晚周逸群所接贺龙、叶挺电示：令第3师死守潮州，并派第24师第70团之第1营协同死守。

9月29日，起义军主力自汤坑败退之后，知揭阳不可守，遂决定坚守潮州，然而待部队将近潮州时，前委指挥部忽然又改变原计划，改向海陆丰方向前进，计划速取惠州，以与张发奎、黄琪翔的部队相接近。潮州遂在9月30日失守。延至10月1日，起义军主力复行在西距揭阳约20公里之地的炮台渡河。待渡河完毕，即已天晚，故这天仅在东距炮台约7公里之地宿营。

可是，半路上，叶挺、聂荣臻遇到第20军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汕头也不能保，前敌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转移了。叶挺和聂荣臻商量，潮州不能去了，那究竟撤退向哪里？

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因为第24师伤亡太大，第25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向海陆丰撤退，越走就会离第25师越远，这样不行。叶挺建议：“向福建撤退，那里的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又可以找到第25师，带上他们一块走。”聂荣臻觉得叶挺的主张是对的，叶挺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在福建搞过武装斗争，熟悉那里的情况。叶挺的主意是个好主意，但是聂荣臻作为党代表，又不能不作进一步的考虑，这就是要请示前委指挥部后再做决定。经过再三思索，最后聂荣臻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随后，叶挺、聂荣臻率部掉头向西，决定经揭阳南行去流沙找到前委指挥部后再说。

10月1日上午，叶挺、聂荣臻率起义军主力部队由原赴潮州的路上返回到揭阳，恰好贺龙带其指挥部人员正等候在这里，于是决定一起率部南行前往流沙。鉴于揭阳至普宁一线及西侧敌军重兵云集，贺龙、叶挺决定不走大道到普宁，而是从东面绕行，经炮台、关埠、贵屿到普宁。起义军主力从揭阳沿江东下，叶挺部到达揭阳之东南19公里的炮台宿营；先行的贺龙部再南走10公里在关埠宿营。连续的几天战斗和行军，部队一停下，除派出哨兵外，全都酣然大睡。

起义军的行动，很快成为传到敌军李济深总指挥部的情报：起义军一部正向潮汕地区撤退，主力由沙笼、炮台渡揭阳江后，拟向陆丰、海丰前进。李济深发出命令：新编第2师薛岳部向潮汕地区追击；第11师陈济棠部经揭阳、流沙向陆丰、海丰追击。

10月2日，起义军主力叶、贺两部分别从炮台、关埠出发，在贵屿宿营，竟日无战事。炮台到贵屿30公里，关埠到贵屿20多公里，叶、贺两部的行军距离并不算远，一切都报平安。

然而，就在这天黄昏前，敌陈济棠第11师抢先抵达普宁县城附近要隘，横挡在了起义军到惠州的前行要道上。陈济棠命令第32团（代团长黄涛）到普宁城宿营，其余部队在距普宁城之西北约5公里左右的地方宿营。夜间，陈济棠下达命令，以第31团为前卫，于明晨（10月3日）拂晓时由普宁经流沙圩附近的山坳向陆丰前进，其余为本队在前卫之后2公里跟进。而这一切，贺龙、叶挺得知得太晚，还在按原计划向前行军，迎面硬碰上了强敌陈济棠师。实际上，此时的陈济棠对起义军的行程也并不了解，也是在懵懂中撞大运了。

是日晚，起义军前委指挥部在贵屿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次日的行军计划。参谋人员报告说，前面到陆丰的路，普宁附近白马圩（今普宁市东4公里流沙东）是一个重要关口。此时，敌人和起义军都距离白马圩约30公里。于是，前委指挥部决定，明天必须立即强行军先过白马圩，突破敌人的包围。先遣部队提前出发，前往白马圩，先期占领阵地。

10月3日，拂晓前2时，前行侦察部队急信送到起义军前委指挥部，前方普宁附近已出现敌军大部队。前委指挥部迅即改变休息计划，命令前卫部队在深夜3时即由贵屿出发。行军梯次部署是：第20军第1师为前卫，第2师次之，前委指挥部、革委会机关人员及随从护卫部队又次之，第11军第24师负责殿后。然而，因为官兵们没有听到枪炮声响在耳边，认为此时的敌情也仅仅是情报而已，特别是由于连日征战，官兵们睡下后很难再说马上集合出发，各级军官对贪睡的士兵也就有所放纵，本来是作为前卫的第1师部队至凌晨6时尚未开拔完毕。

天亮时分，起义军全军官兵集合。贺龙站立在队伍前面讲话，他简短而有力地挥手说道：“我们要去陆丰、海丰、惠州，改道进军广州，今天要过白马圩。我们需要强行军先过白马圩，不然就要遭到敌人的截击。现在出发！”

太阳已经升起在东方半空中，各部队加前委指挥部、革委会机关人员几乎都是在这个同一时间开始出发行军，以致是日上半天的行军路途，非常拥挤。费时半日，殿后的第24师后卫部队亦不过离开贵屿10余公里。

上午9时，起义军第20军前卫先行部队到了白马圩。那天正逢赶集，沿街摆有上千桶稀饭叫卖，那是当地民众的一种生意，但老百姓见起义军官兵不喝不抢，都惊奇地谈论着：“竟有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起义军前卫部队也没有发现有敌人和异常情况，也就顺利通过而向前继续行军。热闹而繁华的集市，呈现着一片闲适安逸的和平景象。然而，老百姓哪里知道，就在眼皮子底下，已经聚集了敌对双方的重兵，这里瞬间就变成了火药桶。

这一天，发生在普宁流沙圩及附近白马圩、乌石圩等地的故事太多了，“花开多朵”，不“各表一枝”还真的是理不清楚。

10月1日，周恩来等率领前委指挥部和革委会机关人员从汕头市连夜撤退后，向南走65公里，于10月2日晚先期到达普宁流沙，前委指挥部的多数领导人和机关人员也先后聚集到这里，在此召开了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即著名的“流沙会议”。

“流沙会议”旧址原为基督教堂，建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建筑面积350平方米，为贝灰木平房结构，有前厢房、天井、后大厅、侧厅等建筑物。

10月3日，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和机关人员在流沙停留的第三天中午，贺龙、叶挺、聂荣臻等率部也来到这里。由于情势危急，前委指挥部的领导人正聚集在流沙教堂里一间细长的侧厅里开会，作最后的决策，安排善后工作。

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与由汕头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决定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

周恩来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来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他还在发疟疾，脸色铁青。

在这个有20多人参加的会议上，中共前委会下达了挂红旗的决定。彭湃讲话特别指明，今后要挂红旗，彻底抛弃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周恩来宣称：“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

10月3日召开的流沙会议，是在南昌起义部队行将失败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南昌起义前委指挥部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廖乾五、贺昌、张曙时、姜济寰、吴明（陈公培）、杨石魂等。

午后2时左右，流沙会议正在激烈争论、大家表态走向何方的紧张时刻，镇边的枪声突然打响。一名哨兵急促地闯入会议室报告说：“村外山头上，有敌尖兵出现，敌人冲上来了！”这个消息本来是在意料中的，大家在这两天所担心着的也正是这件事情，但毕竟来得太快了。于是，流沙会议被迫草草收场，众人分头撤退。各个单位还来不及充分疏散，有些改了装的人员也还来不及和向导接头，也只好先迅速整队出发，准备往云落宿营，撤退方向是取道流沙向海陆丰转移。

前委指挥部在村头紧急集合，临时整顿好了的武装人员约有一营人左右，编制还基本算完整。这一营人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殿后，一部分由叶挺领队打冲锋，争夺那必经的西南山头。走中间的是庞大的非武装人员，这一队伍比那一营人要庞大得多，集中着由武汉、南昌、上海、长沙及其他各城市疏散下来的一切男女同志，更加上不少的勤务和挑伕。仅政治部就有多名挑伕挑着装满当时流通的一种银元“袁大头”的担子。

2时半，敌陈济棠率第11师第31团赶到了普宁县流沙圩附近乌石圩山坳（普宁城西2公里，流沙镇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陈济棠得知起义军队伍贺龙部在前，叶挺部继后，将通过乌石圩山坳向陆丰前进。陈济棠立即又命令第32团代团长黄涛率部迅速抢占该山坳险要地区，待机出击。

这时，山坳下的起义军正成一列纵队由东向西从此通过。革委会的队伍中还时常传出男女混合的悠扬歌声。这天是阴天，气候已经有了很深的秋意。起义军虽然打了败仗，但在田野中行军，迎接着山上吹下来的凉风，有人低声唱起了《国际歌》。行走中的起义军官兵对山坳上的伏兵并不知情，还在大摇大摆地行军。

前委指挥部率领部队和机关浩浩荡荡走出流沙。前委指挥部、革委会机关人员走在队伍的中间，匆忙西行，都是沿乡间小道，走走停停，向西南面横亘着的山头进军。山很高，长满茂盛的林木，远望去并看不出有什么异状。这里是四面环山的一片小平原地，稻田一望无边，晚稻有些还未收割。两边远远的都有连续不断的小山头，一个接一个的城堡式的屋场。大路前面旷野田地中有20多户农家，自成一个小村落，村外到山脚是一片开阔的田地。

3时，当第20军部队已过乌石圩山坳，前敌指挥部及第24师尚在乌石圩附近时，在乌石圩前方山坳高地，偶尔发现敌人，向起义军途中的部队射击，响起零碎的几声尖锐的枪声。人们猜测是先头部队的人枪走火或故意乱放，或是小村落里的地主武装向起义军袭击，还是敌人的正规部队占据了山头冲了下来。参谋团有参谋人员从零星而尖锐的枪声分析判断，认为这是一些地主民团向起义军袭击，不足为虑。其实这就是敌第11师第32团的伏兵，在试探拦阻起义军部队的前行，他们一方面发出信号，一方面在等待后面的大部队上来后一并发起进攻。

约3时半，敌第11师第31团在陈济棠率领下抵达乌石圩山坳口。时起义军队伍的贺龙部已全部通过山坳。陈济棠率第31团与第32团会合后，当即与继续前进中的叶挺部第24师部队展开激战，乌石圩战斗打响。

此役是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的最后一仗，尤显特别而重要，在一些回忆文章和史书中称为“乌石之役”，说“流沙会议”必提此役。又因这天的战线较长，从流沙到云落12公里的路途中都有战斗，有回忆文章和史书又统称此战为“流沙之役”，其实最激烈和关键的战场就在乌石圩山坳。

乌石圩山坳垭口的激烈枪声打响时，走在队伍中间的前委指挥部先头队伍即将快要到田野中那个小村落，在后面殿后的叶挺部第24师部队距离这个村落约有2公里。

山坳垭口突然的密集枪声来得太突然，原因虽然模糊，但枪声响后的效果却非常显著。空旷的山野中有回声，也有附近村民在野地中、密林中的惊呼声，敌军好像是从各个方向袭来。以至于有亲历者在回忆文章中说：“密集的枪声是突然从道路两边茂密的稻田里打出来的，原来敌军早已埋伏在稻田中。开始还以为是反动民团的袭击，接着再听枪声很密，知道是遭遇了敌人。”

枪声来得太突然，主要还是连日来失败的消息太多，人们已经从内心散架了。队伍霎时大乱。先自乱阵脚的是革委会的非战斗部队、机关行政人员的队伍，立地就成了乱了阵的蚂蚁窝。挑伕把担子扔下便乱跑，勤杂人员也乱跑，非武装人员更是乱跑。部队也很乱，殿后的第24师部队在往前冲，想冲上前去迎敌，与革委会的行政人员混在一起，反而被这走在队伍中间乱了阵的人群冲散。各单位被插得稀烂，有的插进别的队伍，有的落在后面，一片混乱，一个成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想调一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却又找不到枪架。

幸好枪声没有再继续，乱了阵的队伍又渐渐稳定下来。还在行军队伍中的人已经猜知大事不好，但也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

一些军事指挥官带少数警卫人员在这时趁混乱之机，脱离队伍，向战区外奔去。

各部的情况报上来，第20军部队均已通过，只有第24师及前卫指挥部、革委会机关为敌兵隔断，战场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前委指挥部遂决令第24师第70团、第71团、第72团分前、左、右三个方向占领道旁阵地，掩护前委指挥部和革委会机关通过前面山坳的垭口。

前委指挥部、革委会机关人员迅速通过小村落，在村落前面的田梗中一段浅浅的高地上，对临时集中起来的武装人员进行编队，分配作战任务。这片小高地是一座并不大的坟地，向着山的一面的墓碑也不高。第24师师长古勋铭指挥这些持枪的武装人员掩护前委指挥部撤退，古师长这时也正在发疟疾，冷得全身发抖。

武装人员集中有100人左右，略加整顿后，古师长命令他们每10人为一小队，每一小队相隔10分钟左右出发，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这样分批次分遣人员到一半的时候，古师长本人也随着一个小队出发了。接着由周恩来指挥，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在发着40度的高烧。

临时整顿起来的队伍，部署自然不十分周到，特别是通信联络工作，没有规定清楚。先头部队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后续部队每一小队上去，也立即失掉联络，就像一支支射出的箭一样，到后来差不多就只剩下一些非武装人员。

附近整个田野、山地，在此刻都变成了战场，起义军正规部队在成建制地突围，而革委会的行政机关非武装人员基本上是没有组织地散向四面八方，数千人的大突围，敌我混战在一起，山垭口上的陈济棠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到后来也就只能是看着山坳下的人群在夜色中逐渐散去。随着山中暮色的降临，枪声渐稀，至天完全黑透后，乌石圩战斗基本结束。

突围之战如同绞肉机，能冲出重围就是万幸了。好在当面之敌也担心起义军部队反戈一击，在进行阻击战后，并没有组织追击。前委指挥部和革委会的大部人员终于冲出了敌人包围圈。

然而，惊魂难定。在枪声未完全停止的情况下，逃难的人群只管向前跑，不管有路无路，径往前冲。有的丢了担架跑，有的丢掉背包跑。沿途只见丢弃的东西，甚至枪支，狼藉在地上。

直到跑得再也听不见枪声，四散的人群才逐渐放慢了脚步。时已黄昏，环顾四周，同路的几个人，彼此都不认识。虽然枪声已止，又怕敌人追来，尽管十分疲累，仍然继续向远离战场的地方散去，一夜未停走路。天明见到熟人后，结伴同行。原来是朝西南方向行进，计划到陆海丰去。后得到消息，在离开汕头的途中，革命委员会已经确定只保留一些军事力量，非军事人员各自分散。于是，起义军失散人员和革委会成员及工作人员只有折向东南，寻找海船，去香港转上海，再作计较。

流沙之役，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旋风，似乎就在眨眼之间，从眼前飘过了。一切都匆忙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原负责警卫流沙会场的是第24师教导大队第3队剩下的不到两个班约20多人。到天亮时，教导大队司令部才通知负责警卫的官兵，说：“首长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撤退了。”其实，首长们何止是离开流沙走了，有的人是暂时、有的人甚至是就此就彻底离开革命队伍走了。

10月4日、5日，敌陈济棠第11师仍在该山坳附近流沙一带宿营警戒，打扫战场，未再向陆丰方面追击前进，因为陈济棠得到的情报说，通过该山坳向陆丰退却的起义军叶、贺部尚有3师之众，于是急电催促徐景堂第13师速来会合，然后才敢追击。因而在此地停留两天，仍在原地宿营警戒，迄至10月6日（第9日）黄昏前第13师才与第11师会合。

10月6日，陈济棠第11师在前，徐景堂第13师在后，向陆丰追击，是日下午，到达离陆丰35公里的葵潭圩，宿营警戒。

10月7日早晨，敌陈济棠第11师、徐景堂第13师继续向陆丰前进，将到离城约10公里左右地方，起义军第20军第2师第4团团长吴骏声向陈济棠请求收容。陈济棠问叶、贺二人现如何，吴答他二人已走了，起义军所有在此地的部队因无弹药和粮食已经不能再战。陈济棠当即把吴骏声等部的枪械全部收缴，所缴枪支约3000多支，另徐景堂第13师缴去一部分约数百支不在内，惟子弹寥寥无几，大约平均每支枪不到5颗子弹。由此可说明，起义军在汤坑之战后已经是子弹用尽，不得不自动退却。吴骏声团等部被缴械后，收容入陈济棠师。吴骏声在第11师师部任少校副官，以后曾经在第11师第32团任过多年的营长，直至抗战期间做团长时，因亏空兵饷过大，自杀而死。

10月10日，在流沙未遭伏击的第20军第1、第2师约2000余人，由于和前委指挥部机关失去联系，在敌人的包围和少数坏分子的造谣煽动下，在陆丰县也被敌陈济棠师缴械。至此，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遭遇优势敌军围攻，大部死伤或被打散。

潮汕失败，是南昌起义军大多数官兵的终结点，潮汕成为他们终身的遗恨地。总结潮汕失败的教训，也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地理条件的不利，加速了起义军主力的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确定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时，分析过潮汕所在的东江地区的军事地理条件，认为“东江地形较北江平易”“交通之灵便”“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财政之丰裕”，并断定这些条件是起义军能够占据的“军事地理上之优势”，然而事实却恰恰证明，这些条件正是导致起义军主力失败的地理因素。

云——落、流——沙，仅此4个字，美丽得像诗歌一样的句子。然而，对南昌起义军来说，这又是两个像谶语一样的地名。起义军从这里像流沙一样地散去了，像云落一样地飘走了。

流沙激战不胜，起义部队大部溃散。前敌指挥部、革命委员会等起义军领导人被迫分散转移。

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苦战中牺牲很大，但还是有近三分之一的部队幸存下来。然而，这些本来非常宝贵的军事力量却被敌人招降纳叛。贺龙部第20军第1师、第2师还剩2000多人，但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没有党的坚强的领导，在海陆丰被陈济棠部缴械，投降了敌人，只剩下贺龙一人，潜回湖南西部，后发动了湘鄂西农民起义，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

起义军余部也为本地区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叶挺部第11军第24师残部除少数在饶平和朱德、陈毅部会合外，大部约有1300余人由团长董朗（董仲明）率领，在黄雍的接应下到了海丰，和彭湃所领导的工农武装会师，会合入海陆丰农民暴动的队伍，并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辟和坚持了海陆丰根据地，成为后来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骨干。一部分领导干部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同年12月底，再会合广州起义后撤退出来的武装约3000多人，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斗争。还有一小部分退入南山，成为后来创立南山根据地的武装骨干。但因政策和军事的错误，这些武装力量在战术上死打硬拼，后来在东江也被打垮了，但播下了其后在抗日战争中东江游击队的革命种子。在三河坝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第25师，后汇聚从潮汕地区退出的起义军部分人员，在朱德率领下退往闽西赣南。

由于军事失败，由流沙、潮汕溃散的起义军官兵尽管向南已进入革命基础较好的东江地段，但这几年反动武装力量也颇强大。由于路不熟，语言隔阂，各地村民有戒心，不敢接触失散的起义军官兵和工作人员，起义军官兵和工作人员也不敢接近当地村民。一路上，可看到一些逃散的人员都是找船出海。大家认为还是分散走好，因此只好各走各的路。

在南昌起义军南征失败后辗转到上海的，主要有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周南女校校长）等许多人。对于这些人，中共中央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有的分配工作，有的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回到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派南昌起义归来的人员去莫斯科学习，有刘伯承、徐特立、吴玉章、吴鸣和、郭化若、徐以新等40多人。11月底到12月初，他们一行到达海参崴，在那里停留了约半个月，然后乘车去莫斯科。在路上，他们从当地的报纸知道了叶挺、叶剑英、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的消息。到莫斯科后，刘伯承去陆军大学学习，郭化若去炮兵学校学习，徐以新等到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有1000多人，徐以新是其中3个年龄最小者中的一个。

流沙→香港，上海→莫斯科，这是当年南昌起义革命者在兵败潮汕后又能东山再起的一条通关大道，两个阶段，4个节点。走通者，史书留下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没有走通者是绝大多数，从此被历史的大潮湮没了，就像那粤东大海岸边被滔天巨浪推向浅湾荒滩的流沙。

选自陈宇著《八一建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