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年谱长编》后记

本书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这对我来说，既是荣誉的激励，更是责任的担当。

红军长征，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中国西部一条很长的路上的长篇大故事。路长达两万五千里，用时较多的红4方面军走了两年，用时稍短的红1方面军（中央红军）、红2方面军、红25军走了一年左右。当年这条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路上，塞满了各色人群，有各路红军和各地游击队，还有前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番兵、马家军、西北军、东北军、地方军阀等各路武装力量，共约有百万大军拥挤在这条漫长而艰险的路上。如此广阔战场，如此大规模兵员，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可想而知，如此“人挤人”的路上，天天都有神奇的故事发生，最终影响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人类历史的进程。

作为大学专业和终身职业都是学习研究军事历史的我来说，已经有10多次贯通长征路，更说不清有多少次重上长征路了。说是缘分，显浅了；走长征路，研究长征史，已经化作了我人生的重要部分。贺晓明大姐（贺龙元帅之女）曾多次调侃地说：“一说长征的事儿，陈宇就会两眼放光。说走就走，拔脚就上长征路。”每当长征研究有了新课题、新问题，我的确总会来到这段神奇的路上，寻求答案和精神力量。红军在这条长路上走了两年，我在这条“长路”上算来已经走了40年，看来还要继续走下去。

自1976年在川西当兵置身于大雪山、大渡河、大凉山区域，我即开始了抄记、实地瞻仰和学习研究红军长征的历史。当初未曾想到，在这片盛传红军长征故事的川、滇、黔热土上，不仅度过了近20年的青春岁月，还初始决定了终身学业的奠基和研究方向。1985年全国隆重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届历史系本科生，在学校演讲，在大会上发言，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算是正式踏入了这个研究领域，对长征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全国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前夕，解放军出版社的准备工作可谓充足和有远见，提前近两年就策划出版选题，调集了当时在全军有所谓才子之称的数位军旅作者创作“长征文学纪实丛书”，本人也充数其中，承担《草地龙虎》一书的写作。记得出版社给的稿酬相当高，但要求也更高：一是以《三国演义》为体例，明言这也是质量标准和要求；二是此书出版后本社20年内不再出版同题材书籍。为此，我们几个人接下任务后就上长征路采访。现在看来，也总算没有辜负出版社的期望。那年还写作出版了《长征精神万岁》《蒋介石败战长征路》等著作，悟得研究长征还必须从“精神”和“蒋介石”两个维度深化。那年，我在军事科学院还承担了组织全军纪念征文活动，出版了《英雄史诗•丰碑永存》一书。又是10年过去，2006年纪念长征，本人作为“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活动的总顾问、总策划和副总指挥，带队圆满完成了贯通长征路的任务，对这段路、这段史的感情更加深刻，出版了《谁最早口述长征》《长征：一本读不完的书》《长征精神论》等专著。

纪念长征，今年再逢“十”之大庆。拿什么著作出来作为纪念呢？有朋友对我说：“就把你那个的研究和写作长征史的看家底本拿出来吧！”这个“看家底本”实际上就是自己积累多年的“长征年谱”，这是我多年来研究长征史的史料库“压舱石”和著作之纲领主线，但仍感觉还不够完备和理想，自己使用还凑合，若正式出版，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史料考证和下很大的整理功夫。“年谱”基本等同于还原当事者的“日记”， 不同于粗线条的大事记。这个“年谱”记录者应该是国共两军的领率群体，“年谱”主体内容应该是那个时空下书写的原汁原味的文字，即是经过辨伪存真的电文、作战报告等历史文献资料。本“年谱”应是将此“日记”与“大事”“要事”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宏大叙事，这就是“年谱长编”。在20多年前解放军出版社召开的那次创作会上，大家就曾提出了过这一选题，然而，当时我本人虽然也说得头头是道，强调应先做一个编年体的“大事记”，以便整体把握创作，但做起来又谈何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此难题一直未取得突破，至今没见有独立成书的红军长征“大事记”或“年谱长编”类书籍出版。撰史写传，圈内的同仁们都清楚，厘清“大事记”是最基本的案头工作。但因长征时期艰苦的自然环境及复杂的历史问题等原因，这段历史的一些细节至今仍处在混沌状态，如目前史学界所说的“大遵义会议”“大渡河战场”“大巴西会议”等新概念，既说明因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对一些原定说法必须重新认识。正是因为对一些基本事实和细节的模糊认识，以往对长征史的一些研究也就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在细节上很难再深入下去，只能用“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所谓原则来搪塞。而若以“年谱日志”方式去锐化细节，更显其难。为此，关于长征大事记或年谱的编撰，一直停留在粗线条的大而化之中，如目前所见多是框架性的“条目体”。仅看字数，一般在数万字左右，多者也仅6万余字，可见其简单、浅显。至今更没有“纪事本末体”的年谱长编问世。今年，红军长征已是整80年，史学界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已经到了比较全面、深入的阶段，所发掘的有关档案文献也基本到了封顶阶段，尤其是近10多年来众多重走长征路者获得了第一手的人文地理资料，纠正了以往停留在论文研究中“闭门造车”的一些失误。在80周年大庆的日子，撰写“年谱长编”的历史时机业已成熟。本书于此也就先趟个路，再待后来者的补正和立史。

本书力图全方位、全过程用原始档案“还原”一个原汁原味的真实长征史。这些资料包括：上自国共两军统帅部、各级指挥部、地方政府的文电、战报、阵中日志、检讨总结，下至个人亲历亲记的《日记》，还有当时报刊的新闻报道、时评等文献，以及史学工作者的实地考察、科研成果等。为了确保史料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本书尽量不用、少用回忆文章。因战争环境艰苦，数十万大军留下的个人日记极少，如红军方面保存下来的“日记”，现见到的有10余人的“长征日记”；国民党军方面有胡羽高的“日记”等。其“日记”因人不同曾冠以不同的标题，本书统一以书名号冠名《日记》， 在个别避免引起歧义的地方用引号标注“长征日记”。有的“日记”有日后修改痕迹，为尊重事主，本书不作考证修改。这些日记如同人之血肉，补充于“电报”骨骼中，使长征史更加丰满充盈。读者立身于这些平铺展开的众多文献时空中，可真正读通、读懂长征史，以至可从一些互相矛盾的史料中分辨哪一个更接近史实。如古今中外战史上作战双方各自的战报肯定都有夸大之词，读者可从展现在面前的这些“史料”中，品味出读史、研史的门道来。

本书收录了10多名红军将士的日记，他们是：伍云甫（中革军委无线电总队），童小鹏（红1军团政治部），赖传珠（红1军团第1师、第2师），萧锋（红1军团第1师）， 陈伯钧（红5军团、红4方面军），林伟（红9军团、红4方面军），关向应（红2军团、红2方面军），张子意（红6军团、红2方面军），王恩茂（红6军团、红2方面军），吴德峰（红6军团、红2方面军）等。写有“长征日记”的红军将士，还有中央纵队的林伯渠（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总供给部部长），中央红军的韦国清（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红军大学特科团代理团长），徐梦秋（红3军团宣传部部长），李黎林等，他们也写有断续的“长征日记”，因篇幅较少和与其他日记重复较多，本书未再逐条收录。

本书名为《红军长征年谱长编》，主语是红军，其实本书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同时记载了正、反双方，即红军与国民党军的“长征史”。当然，本书仍是以红军为主体，约占全条目的十分之七，国民党军约占十分之二，其他（包括全国抗日形势及侵华日军情况）约占十分之一。同样的路段，同样的时空下，国、共两军同样走过。显而易见，战争史必然是两大阵营刀枪相见的对立军事斗争行动，而把敌对双方同一时空留下的文电、文献放在一起阅读和比较，更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直接从史料中厘清“毛泽东凯旋到陕北，蒋介石败战长征路”的深层战略战术原因，这正是本书所力求达到的史学境界。

为此，撰写“长征年谱长编”的难点，主要是对国共双方“长征”史料档案的全面掌握，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甄别校正，然后“堆沙成塔”；其次是对长征史研究的整体把握，本领域的研究存在许多空白区，甚至是“雷区”，必须统筹全局，搞好内（党内斗争）、外（方面军之间）平衡，搞好学术和政治（国共两党两军）的平衡；三是完整记述长征全过程以及事件本末的细致过程。不仅记录大事，还需不遗漏要事，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并适度点评；四是对一些难以定论的争议问题，本书不可回避的必须亮出自己的观点，加以证实或证伪，并根据档案资料，力求澄清以往的一些“历史谜案”。为说明某一段历史，本书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档案文献资料。

本书的编著，几十年来极尽广泛搜集档案历史资料。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长征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已近“大功告成”阶段，总量约有650多万字（不含回忆文章及传记）。本书囊括了这些文档的基本内容或标题。本着侧重红军、相邀国民党军、附带地方政府（报刊时闻）的编撰原则，对国民党军方面的长征文档，本书收录了主要节点上的电报、日志，对一些内容重复、交叉的档案资料作了删节或替代收录。国民党军方面的长征文档，大部汇集在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内部发行）中，重点有中央、湖南、云南、四川、陕西等部分，总量约320万字。为突出重点，本书没有收录这些档案资料，有志深入研究者，可选阅其书，以及本书附录“主要参考文献”。此外，还有少量待考证、不便公开的电报文档，只能待来年本书再版时再作充实。

本书转引了许多来自当年长征路上的文电、日记、文献档案资料，能保存到今日并继续传承下去，弥足珍贵，这里汇聚着亲历者和众多档案资料保管者、整理者的辛勤劳动和成果；本书还吸纳了当前长征史研究领域众多同仁们的学术观点和成果，在书中注释中标注和在书末加以说明，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全面记录长征史的第一部“年谱长编”，无可供借鉴的体例参照，正如书前“凡例”所言。本书的编写体例虽然遵循通常编写“大事记”和年谱长编的惯例，但也有一些为适应这段特殊历史而“量身打造”的特例，是否合适？还有待读者和同仁们的评判；这本书也是本人多年来进行长征史研究的一个史料大汇集和学术总结，可能在一些文献史料取舍和观点上存在偏颇和错误，在此恳请大家指正，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