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通手令——密切监视杨虎城在西安的行动
【手令编号】下卷009
【时间判读】1937年5月8日
【正文标点】
钱主任:电话问顾主任,杨虎城今日有否离陕来沪?如其不来,应特别研究其原因详复,并切实注意其以后行动。中正。
【原件品鉴】
竖排8行套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1页,原件信笺红色现沁润较重;毛笔书写。原笺右上角盖紫蓝色条形章“侍秘第5240号手令”,序号为钢笔填写。
【原文解读】
本通手令编号“侍秘第5240号手令”,另有书写于1937年5月9日的“侍秘第5243号手令”(参见本书“整顿侍从”篇“规定英文与射击为每人必修之课目”手令),及杨虎城于本月底始到上海等综合信息,可推断本通手令书写时间应为1937年5月8日。
手令中的“钱大钧”,指钱大钧,西安事变后他在此时养伤基本痊愈,仍在侍从室随从蒋介石。“顾主任”,指顾祝同,1937年1月受任命为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
(一)蒋介石逼迫杨虎城最终出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的军政职务全部被免。虽然没有像对张学良那样判刑,但要求杨虎城尽快离开西安,以“出国考察”的方式让他淡出中国军政界。
蒋介石对杨虎城的处置,表面上看好似以宽宥待之,实质上是希望杨虎城从速离开西安,以便能尽快从速完成西北的善后工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请假休养期间,密切关注杨虎城的行踪,曾手令钱大钧,“电问杨虎城病”;又两次令他打电话给西安顾祝同主任,询问:“近日杨虎城情形如何,及其何日来沪?即覆。”“杨虎城今日有否离陕来沪?如其不来,应特别研究其原因详复,并切实注意其以后行动。”
此时,顾祝同在西安事变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坐镇潼关,指挥陕北军事。
1937年3月28日,杨虎城抵达南京机场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3月间,杨虎城离开西安,28日抵南京。29日上午8时43分,宋子文陪同下,杨虎城、于学忠、邓宝珊、李志刚等人,自上海乘车赴杭州,会见蒋介石。一行于中午12时40分抵达杭州。钱大钧代表蒋介石,偕朱家骅、周象贤等往迎。下午,杨虎城与于学忠造访朱家骅、钱大钧,并一起游览西湖。
杨虎城到杭州后曾3次面见蒋介石。
3月29日晚7时,蒋介石在行辕宴请杨、于等人,钱大钧和宋子文作陪。“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一落座,杨虎城便问候蒋介石。“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蒋介石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紧接着蒋话锋一转,说道:“我向来对人宽大,没记旧怨,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语气骤然强硬起来,指桑骂槐地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还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蒋介石愈说声音愈高:“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说着,他大发脾气。不动声色的杨虎城心里很明白,蒋介石是在向他发威。晚宴上的气氛忽冷忽热,于8时半散会。是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载称:“下午,杨虎城、于学忠来杭会晤。对杨宜宽宥,不加谴责,惟劝其离陕辞职。但对张私通匪之行为,近始发现,不禁愤燥系之。”
3月30日晨9时,杨虎城由宋子文陪同,再赴行辕拜见蒋介石,汇报办理陕西省善后的经过。蒋介石当面逼杨虎城辞职出洋,对杨虎城说:“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在讨论完第17路军的安置问题后,蒋介石将矛头直指杨虎城,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启程的时间暂且不定,可以从容准备。”
3月31日上午,杨虎城第3次去见蒋介石,钱大钧、邵力子、汤恩伯等人均在座,每个人都各揣心思,表面上却也表露出“亲爱精诚,信戴领袖”之热情。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写道:“详告其个人之利害与以后之出处,讽其自辞离陕。以诚待彼,彼亦无可奈何也。”受再次表示希望杨虎城辞职出国,且认为此乃以诚服人之表现。是月,蒋介石的日记之“反省录”,又写下召见杨虎城感想,谓:“杨虎城遵命来见,讽使自辞,令其仍回西安,不追其既往,并训导其利害与是非,到此地步,彼虽不服:亦服矣。召来,使之复去,示以宽大,实为统一之张本。”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态度比张学良顽强,蒋介石心知肚明,却决定宽宥杨虎城,乃出于为国家统一大局着想。
当日晚6时半,杨虎城与随员等离开杭州,前往上海。杨虎城临行前,对人说:“谒蒋委员长,结果甚圆满。蒋委员长宽大诚挚之精神,惟有使人无限感奋,今后惟有矢忠拥载领袖,以报万一。”虽然如此,蒋介石仍时时注意杨虎城以后的行动及如何处置,还把“电顾(祝同)催杨速辞”列为预定处理的事项。此后的3个月里,蒋介石多次催促杨虎城出国。
在催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CC特务机关)开始谋划暗杀杨虎城。就在杨虎城抵达杭州的前几天,特务先后找到褚龙吟(褚的父亲褚小毖在杨虎城坚守西安时,因暗通刘镇华,主张投降而被杨枪毙)和甄芝彦(甄的父亲甄士仁曾抗命图谋作乱,被杨虎城下令枪毙),鼓动他们暗杀杨虎城,以报杀父之仇,结果,被两人回绝。许多年后,褚龙吟回忆说,陈立夫曾亲见他,表示只要他肯承认杀了杨虎城,事实上不一定要他动手,绝对保障其生命安全。为了遮人耳目,坐5个月牢后,中央会提请政府特赦他,再让他出洋留学。
4月24日,时蒋介石在上海治牙,仍不忘把“催杨虎城离陕”列为下周预定工作。杨虎城被迫于4月27日提出辞呈。4月28日,除预定“问杨虎城何日来沪出洋”,蒋介石复提醒自己要“力促杨虎城出洋”。其所以如此在意杨虎城辞职出国,都是他希望西安事之变善后工作尽快从速告一段落,国政及早正常运作。4月30日,杨虎城“获准”辞呈。
至5月初,杨虎城虽然已经辞去各种职务,但对“出洋”尚无动作,蒋介石要求国民党特务机关密切注意杨虎城迟不离陕的原因。
5月底,杨虎城迫于蒋介石的反复催促,只好答应立即成行“出洋”。当杨虎城离开西安时,西郊外的机场人山人海,哭声震天。登上机舱口的杨虎城转身,摘掉礼帽向人群挥别。
1937年6月28日,杨虎城出国前在上海国际饭店饯行会上合影
蒋介石离陕到了上海,蒋介石仍不免觉得拖延,在日记中写道:“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事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但蒋还是认为此举与东北军移防、整理办法商妥,为国家的一大进步。
蒋介石为筹办暑期训练团,于5月27日到达庐山牯岭。钱大钧主任、王世和组长及汪日章秘书随行。6月4日,杨虎城夫妇等人在宋子文与蒋夫人陪同下,由上海飞抵庐山,谒见蒋介石。杨虎城在机场告诉记者:“本人赴庐山晋谒蒋委员长,报告绥署结束经过外,并对出国考察事有所请示,预订留三四日返沪。”6月5日,蒋介石约杨虎城吃饭。可以想见其欣慰之情。6月7日,杨虎城等飞回上海,等候出国。6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派杨虎城为欧美军事考察专员。6月28日,陕籍同乡于右任等200余人为杨虎城举行盛大欢送午宴。6月29日上午11时许,杨虎城偕夫人谢葆贞、次子拯中等乘美轮“胡佛总统”号,自上海启程,赴美欧考察军政。宋子文被指定为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惟一联络人。南京《中央日报》用“杨虎城今日放洋”斗大标题报道这一新闻。至此,西安事变之善后总算告一段落。当然,故事并未就此完结。
7月14日,杨虎城一行抵达美国旧金山。杨虎城在旧金山广播电台发表演讲,提出“所谓中日问题实际上就是国际问题”,“抗日是中国的出路”。7月25日,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些教授座谈中,有人问杨虎城:“中日两国因领土多次发生冲突,中国政府何以不请求国际联盟或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却一定要诉诸武力?”杨虎城回答,“如果贵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遭到侵占,不知各位的心情怎样?当年华盛顿总统武力抗英,受到贵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我看不诉诸武力,只靠谈判,恐怕贵国今天不会成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吧!”部分教授甚至提出“西安事变扣蒋是否是一种犯上作乱”,杨虎城听罢,义正辞严地说:“如果说我们犯上,那么不知诸位对克伦威尔如何评价?是否要把这段历史重写一下?”经过此番谈话,美国学者对杨虎城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他们很难相信一个只上过两年私塾的军人对历史问题有如此见解,原来“他并非粗人、土匪”。
在美国,杨虎城的抗日宣传经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美国民众间造成很大影响。而国民党当局对此极为不满。据同行的亢心裁回忆,有一天早晨,杨虎城走进房间,笑着说:“这是刚送来的信,看一下。”亢心裁接过信,信封上写着中国文字的住址和“杨将军亲启”以及发信人的地点,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白色信纸,中间用钢笔画着一支手枪,枪口还冒着浓烟。尽管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杨虎城在欧洲考察时,仍不遗余力宣传抗日,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在西班牙参观访问时,杨虎城对结成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有感而发,即席演讲,他说:“西安双十二运动的动机,在配合民众的要求,而力求国内的统一,其结果即为统一的实现。因为在双十二以前,民众在对日抗战方面极感着统一的需要,再经过和平运动的酝酿,就产生了西安双十二运动。它的经过虽有不少的摩擦,但多年来损耗元气的内战已真正停止,它可算是国际和平阵营、和平运动中的一部分。此后国共合作乃因两方面各有相当的让步而成,其重要前提则为对日抗战。”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携眷赴欧。图为杨虎城、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摄于归国轮船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在前往美国途中的杨虎城听到消息后,十分震惊,他说:“真没想到,还不到十天,就爆发了抗战,早知道真该晚走几天。”他即刻致电宋子文,询问国内形势。宋子文回电称:“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得知这一情况,杨虎城又惊又喜,一番思考后,于7月11日复电请缨回国抗战:“两电均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
在杨虎城刚刚抵达美国旧金山时,宋子文的电报就到了:“依目前情势,请稍缓返国”。这封电报让杨虎城大失所望。以为宋子文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两天后,杨虎城直接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回国抗战。在美国,杨虎城提前结束考察,前往欧洲。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说,杨虎城去欧洲,一方面是应付南京方面交给他的考察名义;更主要的是要设法突破对他回国的阻拦,争取借道苏联从陆路回国。为此,他先后向苏联驻法使馆、中国驻苏大使馆提出回国申请,结果均遭拒绝。但此时,杨虎城已下定决心回国参战。他电函国内:“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10月2日,身在伦敦的杨虎城收到了他原来的部下王炳南从上海发来的法文电报:“请立即返国抗敌。”几乎在同一天,宋子文的电报经日内瓦发往英国:“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宋子文比其妹宋美龄更堪称蒋介石之“贤内助”,其与蒋氏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对杨虎城来说,“自动返国”既为自愿又是“抗命”,让其有苦说不出。此时,何应钦的另一封电报颇耐人寻味:“德驻英大使借口兄在西班牙发表‘左’倾言论,又极力攻击我国,袒护日本,请兄在外言论特别注意。”
在欧洲考察近3个月后,10月29日,法轮“冉•拉保底”号驶离马赛港口,船上的杨虎城异常兴奋。44岁生日这天,抵达香港的杨虎城受到当地各界人士和原第17路军部分将领的欢迎。但同时,他已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两天后,蒋介石的电报送到杨虎城手中:“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两天后的上午,杨虎城乘飞机起飞返回内陆,从此失掉了与外界的联系。
对于杨虎城中止国外考察“突然”回国,以抗日之名重掌兵权,历来说法颇多,评价不一。如按蒋介石的心愿,杨虎城最好“自愿”终老他乡或从此销声匿迹,这样对蒋对杨,尤其对“西安事变”和国民党的历史形象都将是个看来不错的结局。然而,襟怀坦荡而博大、睿智而又执拗、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杨虎城,却偏偏不要这种利己而不利民族大义、利蒋而不利“西安事变”深远涵义的结局。正如杨虎城对其多年旧属部将倾心所言:“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他决心以赴死明志。
实际上,蒋介石以及军统头子戴笠一直对杨虎城的背叛行径不能释怀。1937年初杨虎城到上海、杭州、庐山时,军统特务就急欲置杨虎城于死地。戴笠曾下达除杨指令,如1937年1月的“杨逆阴险,必须徐图设法铲除”、11月的“惟此人不除,终必为患”、“生意仍以在港机密处决较妥”等,但遭到各级的制止。杨虎城虽一时幸免于死,却难逃遭到监禁的命运。1949年9月,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已至日暮时分,李宗仁曾一度有意恢复其自由,但不为下野的蒋介石所认同,导致杨虎城最后被杀的悲惨境遇。
(二)钱大钧“八十自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作为蒋介石侍卫长的钱大钧一生中的大事件,他到台湾后,在80岁时(1973年)回顾往事,其中再对西安事变作了回顾和评说,他写道:
民国二十五年(1936)10月31日,为委员长五秩华诞,举国人民,热烈筹备庆祝。委员长以外患方殷,人民疾苦,不欲铺张扬厉,先已进居洛阳。中间曾一度巡视西安、兰州,于避寿外,亦为部署剿匪军事也。诞日,山西阎锡山、陕西张学良、杨虎城等皆来洛祝嘏。12月4日张学良复以事来洛请示,委员长与张同车往西安,驻节临潼,不料一周后竟发生震惊中外之空前巨变。先是张学良以其父作霖于民国十七年(1928)由平出关时,途中遭日人暗算致死;其视为采邑之东三省,为日侵占有年,国难家仇,时思报复,颇主兴兵抗日。会共党窜陕,势穷力蹙,而委员长一本安内攘外之既定国策,准备进剿,消灭之期,已不在远。共党惶惧,遂利用张学良之复仇心理,百端挑拨,张受其愚;适杨虎城(陕西绥靖主任)部驻西安,左右多共产党人,张、杨与共党乃互为勾结,阴谋联合各方力量,藉抗日为名,企图进而倾覆中央,别组政府,遂乘委员长来陕召集剿匪会议之际,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企图劫持 领袖,号令天下。彼等初拟于9日发动,以委员长方召集会议,中央将领将联袂莅陕,为一网尽计,故延缓至12日实施。
西安事变时,钱大钧的住处
时陈诚、蒋鼎文、卫立煌诸将领,皆奉召共商西北剿匪军事,其部队亦将陆续开陕,乃陈等方到齐而变作矣。是(12)日天方曙,张命刘多荃、白凤翔率其骑兵来临潼,劫持委员长。杨部则负责封锁西安,刘、白骑兵行抵半途,与我宪兵接触,至临潼附近,侍卫官及卫士一连,宪兵一连立与作战,余闻警起床,枪声渐密,逆军已行近华清池,急驰赴委员长住所,方登台阶,枪弹密集部得入,据卫士报告,委员长已越墙登山,余反身欲往第二组宿舍,宿舍已被包围,逆军见有人至,开枪迎击,余折回避之,甫升阶而中弹,由背穿右盾出,伏地呼侍者,侍者陈坦至。又闻呼“开枪”之声,坦降级侦之,被拘。余负伤仍指挥卫士作战,上午8、9时间,逆军节节逼近,宪兵已溃,卫士人少,非死伤即被俘。余行至华清池畔,遇白凤翔斥之,白谓:“城内杨虎城兵变,副司令(指张)令我前来保护委员长,其速请委员长出。”又曰:“现在两院有宪兵抵抗,君下令停止,则君可无事。”答以:“我不能命令宪兵。”俄顷,白选士兵4人,各赏百金,命领余往西院,觅委员长,余不行,兵作开枪状,余大声叱之,并曰:“即击毙我亦不行。”相持有间,彼等即劫余至门口车间,有一持木亮枪者坚守。半小时后,一炮兵上校来请余登车,问何往?则曰:「副司令请去。」入城至新城大楼,被押于杨虎城之卫队室,时上午十时余矣。俄而邵力子亦被监者领至,见余受伤,为之叹息。忽张学良来,揖余等道歉。邵语以:“慕尹负伤,盍为延医。”张唯唯,以电话召医,即离去。余时流血虽久,精神尚佳,与邵谈,始知逆军已成立抗日临时军事委员会,通电发表主张,征各方响应。近11时,张又来,谓委员长已寻到,未负伤,即可入城。言毕,复匆匆去,其紧张慌乱之状,至可鄙笑。张去后,何柱国(骑兵军军长)至,柱国为余同学,情谊甚笃,相对唏嘘,急往取云南白药及衣服,并为延医。11时先服白药少许,迨医来,衣为血黏不得脱,剪去始克敷药包裹换衣,施手术毕,竟卧床不能动。至是流血已6小时,医言,如伤口不发炎,不致有危险云。
傍晚,柱国来,请移居其家,谓先已得张许可。余谢之曰:“居君家使君被嫌,且西京招待所诸公同被浮,独余受优遇,皆不可。”旋张至,余责张曰:“委员长过君甚厚,今竟出此,为天下后世唾骂,君将何以善其后。”张不能答,但强余迁柱国家。既移居柱国家,为召陈坦随侍,款待周挚,惟受监视甚严;有时柱国入余室,亦必有张之副官俱来。王以哲:(第105军军长),东北人,张之嫡系,曾肄业保定军校8期,余之弟子也。来视余,竟亦有人监视,仅坐少顷,道老师好而离去,他无一言。某日,柱国告余,宋子文至。又一日,谓蒋鼎文飞南京。至24日,又谓蒋夫人至。其内幕为何?皆无所知。25日下午4时,有飞机数架,飞过余屋,傍晚柱国回,则知委员长飞洛阳,张学良随往。张自言:“吾敢赌头颅以劫持委员长,亦敢赌头颅以伴送委员长回京。”柱国又谓:“明日可恢复自由,候委员长抵京,被羁之人皆可离去云。”
西安事变时,钱大钧受伤处
26日杨虎城来,自道惭愧,自余被俘,此为杨首次来晤。杨去后,余偕柱国访问同难诸公于收容所,彼此皆以事变解决,委员长出险,莫不喜出望外。是时,余创处尚未收口,两星期中,每日以红药水洗之,幸未发炎,内部无伤,只弹穿肺尖,已收缩复原,故可行动。当事变发生时,逆军至西京招待所,同时被俘者邵力子外,有陈调元、蒋方震、蒋作宾、蒋鼎文、陈诚、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诸人,独邵元冲越窗时中弹死,是可哀矣。我警卫组长蒋孝先、卫士队长毛裕礼均拒敌阵亡,另有卫士多人负伤,秘书萧乃华亦不幸中弹殉职。是晚,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宴客席上,知委员长本日安抵首都,余等亦获于27日飞离西安,下午到京。闻委员长到时,群众夹道欢迎,万人空巷,爆竹声不绝于耳。以一身系国家安危,如委员长者,虽编氓亦知爱戴,何张学良不加慎思,狂妄一至于此!而日暮途穷知共党,则藉此事变,得以苟延。其后,抗日战起,共军第八路军在华北一带,新四军在长江下游,日形坐大,处处牵制国军,妨害战局。洎抗战胜利,裹胁益众,为祸益烈,而张学良故乡东北九省糜烂尤甚!及今思之,此一事变之加害于国家,岂张学良百身所能赎耶?
结束语
《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共6通手令,内容主要涉及蒋介石修改《西安半月记》,密切监视杨虎城在西安的行动,连电催促杨虎城到沪后出国,召见著名特工康泽,密查东北军旧部情况及关注东北军整编,约访“捉蒋行动总指挥”刘多荃,催促参与事变的部队开尽早离西安等内容。截止今日已全部连载完毕,感谢您对中华智库园公众号的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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