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密令破解》之西安事变【1】

编者按：时值“西安事变”80周年，本网特别连载著名军史专家陈宇新著《蒋介石密令破解》中有关“西安事变”的部分章节。这些手令非常珍贵，从另一个侧面可看出蒋介石等人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处理方式。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亲历者蒋介石及侍卫长钱大钧终身铭记的大事。本组手令共有6通，内容主要涉及蒋介石修改《西安半月记》，密切监视杨虎城在西安的行动，连电催促杨虎城到沪后出国，召见著名特工康泽，密查东北军旧部情况及关注东北军整编，约访“捉蒋行动总指挥”刘多荃，催促参与事变的部队开尽早离西安等内容。

 

第1通手令——定稿《西安半月记》

【手令编号】下卷011

【时间判读】1937年2月10日

【正文标点】

电话：程参谋总长：明日下午四时，在沪寓见。

电话：陈主任布雷，回忆录中所改正之“民主政治”四字，应改为“三民主义”。

电问杨虎城病。

【原件品鉴】

竖排8行套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1页，原件信笺红色现沁润较重；毛笔书写。

 

 

【原文解读】

本通手令文中的“程参谋总长”，指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陈主任布雷”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正奉命整理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即后来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西安半月记》。

本手令中有“在沪寓见”4字，并与修改“回忆录”同时，可佐证此手令写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到上海修养期间。此时段，蒋介石在上海的时间为2月中上旬。1937年2月9日，蒋介石从杭州到上海治疗跌伤。次日上午，在医院治疗腿伤结束后，即安排工作，写下了此手令，要求明天下午见程潜。2月11日下午4时，蒋介石会见程潜，2月12日从上海到南京。说明此手令写于2月10日。

本手令文末之“杨虎城”，即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他是民国陕军的著名高级将领，刀客出身，参与了蒲城起事、反清抗暴、讨袁护法、转战关中、坚守西安、出师北伐、回陕主政、被迫内战、呼吁抗战等重大事件。自护国起义以来，百战沙场，历经二虎守长安，雪夜奇袭唐生智，在潼关截断西北军后路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终至第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陕西省主席，势力遍布于陕甘两省绝大部分地区。后因与中央的矛盾，暗中联络红军，联合张学良发动“双十二事变”，抓捕蒋介石而被囚12年。1949年9月6日，在重庆戴公祠被国民党特务所杀害，终年56岁。

蒋介石在本手令中“电问杨虎城病”，字面上看似关心杨的病情，实际上是在关注杨在西安一举一动。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夕，的确曾到上海治病，那次回西安后仅几天，就发动了兵谏。1937年初，杨的旧病是否复发，还是痊愈，其实都并不是蒋介石真正关心的事。蒋介石在此时盯紧杨虎城的最终目的，是催促其离开西安并“出国考察”，以便尽快善后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

 

（一）西安事变始末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这次事变的主角是张学良、杨虎城，缘由还得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一二•九运动”说起，是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机缘聚合，又合力造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二）陈布雷代笔《西安半月记》

1936年12月，陈布雷随蒋介石在洛阳巡视，因身体衰弱，患了肠炎，被迫允许乘车回南京医治。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陈布雷闻讯，心急如焚，特写了一短柬托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此次职未及随侍，疚戽实深，昨日闻悉后，遥念钧座起居，寝食难安。”表达了对蒋介石生命安危担忧的急切心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就立即命令陈布雷捉笔，写了《对张杨之训词》。陈布雷将蒋介石打扮成心灵纯洁、人格高尚者，而将事变的和平解决归功于张、杨受蒋介石“精神之感召”，试图挽回“领袖”的面子。

1937年1月12日，陈布雷随蒋介石到浙江奉化。这时，关于西安事变的传闻很多，有的已经传得十分离奇，陈布雷感到有责任为蒋介石撰写西安亲历记，以正视听，而蒋介石也有意把在西安的经历用笔墨固定下来，这就是蒋介石后来撰写《西安半月记》的由来。只是当时蒋介石惊魂未定，伤势还在治疗疗养，事务繁杂，只待稍微清闲下来后，才开始此项工作。

2月2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别墅休养，开始口述《西安半月记》，由陈布雷负责整理，也即此手令中的“回忆录”。不到一周时间，陈布雷即整理出了初稿，交与蒋介石审核。蒋介石对此整理稿，反复阅读修改，字斟句酌，此时仍感到个别字句不妥，将已经改过一遍的“民主政治”四字，再改为“三民主义”，说明此时的蒋介石感到他的执政纲领“民主政治”，还应归宗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能别出心裁“造句”，以标新立异于新的指导思想，更不能另起炉灶；在民族危难之非常时期，还应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团结全国各派军政势力。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记述12月12日的经历，说：“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拥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余问“叛兵如何行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猿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军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发表的张、杨举行兵谏的报道

 

陈布雷虽然奉命勉强写出《西安半月记》，但内心痛占不堪，他曾给知友写信说：“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深深地体会到：领袖“文胆”真不好当。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就是这篇《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青年张学良

 

（三）事变主角张学良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国民革命军著名爱国将领。

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开始恢复人身自由，1991年获准去美国探亲，才算全面获得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与其妻赵一荻安葬于夏威夷檀香山。

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佳话。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1957年初，张学良遵从蒋介石之意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介石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8月3日，张学良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称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介石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张在此期间受访时曾表达：“在25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38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张学良

 

从1956年至1958年，张学良于回忆材料中揣摩蒋意流露出“悔意” ，但鉴于张彼时仍期盼重获自由，上述回忆材料所言应非张真意。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谈到恢复张人身自由问题，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张学良曾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政权）夺不夺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四）张学良回首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当年的报纸都有详尽报道，更有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回忆录、宋子文日记、钱大钧《西安蒙变日记》、张学良多年后的口述历史及“反省录”等相关人士之记载，足以还原事件真相。但其中的一些关键真实细节，局外人未必清楚，蒋介石、周恩来、张学良终生都未说，只是从张学良晚年的一些话语中可窥见蛛丝马迹。

本书作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军事历史》杂志工作，一个机缘巧合的场合，听了张学良关于回顾西安事变的多盘录音带，这些录音在当时实际上是总参有关部门的情报资料，汇集的相当完整。出于职业上的敏感，在请示了相关部门之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了文字稿，再经脱密处理，后编辑发表连载在《军事历史》1999年第3、第4期上。以下文字中张学良的回忆，即是这些录音的段摘。

 

晚年张学良

 

1990年6月1日，由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人发起，在台北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为张学良将军举办90岁生日庆典晚宴，有200多名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和张学良的故旧亲朋出席，这是西安事变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学良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他结束软禁生涯的标志。90岁高龄的张学良无经搀扶，不拄拐杖，身板硬朗，精神很好，步履稳健地走进庆典大厅。在宴会致词里，张学良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啊。”庆典期间，张学良首次说起了西安事变中的一些秘闻。

1936年12月4日，由于东北军“剿共”没有进展，蒋介石失去了耐性，亲自率领高级官员飞抵西安。12月7日，张学良来到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试图说服蒋停止与中共的内战，一起合作抗日。然而，蒋介石一句也不听，引发激烈急吵。张学良回忆说：“政见之争，就是蒋先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那么蒋先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子。从来差不多我们俩就有这个意见，可是没有后来这么尖锐。”

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华清池激烈地争吵两天后，12月9日，适逢这天是“一二•九”运动1周年纪念日，西安1万多名学生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学生向西安市内的政府机关四处请愿，要求停止和中共的内战，一起抗日，请愿得不到满意答复，学生转而向时在西安的蒋介石直接请愿，由西安市向郊外的华清池出发。张学良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现场和学生沟通，答应一周内会以事实答复，这时张学良决心以武力说服蒋介石，因此他前往新城大楼会见西北军指挥官杨虎城，表达自己的意见。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在新城大楼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主要干部，下达了“兵谏”蒋介石的决定。张学良谈到“兵谏”行动，在回忆时慷慨激昂地特别强调说：“我一做军人那天，我父亲就教导我，教训我，说你要做军人吗，这是我讲我父亲，他说你做军人，你知道这个话是我们东北人很出名的，他说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你裤腰带上，就是你随时准备死啦！我做军人以后，我就是随时准备死。不过我后来对内战非常地厌恶。”

 

蒋介石与张学良

 

张学良回忆说：“假如我们把蒋先生扣留，我岂不是扩大内战吗？我们是要反对内战，所以我跟杨虎城闹翻就是这个。……当时有主张内战的人，甚至不愿意蒋先生回南京，南京方面的空气，不管有什么人主张这个，所以我自己，我愿意负起一切责任，不要再牵连别人。我的思想，他要问这件事情，勾起我很多事情，当时我们是主张不要内战，可是杨虎城先生他下不了决心，对这事情，最后我们起了很大的争执。我就说，你这种做法，那跟我们开始的意思违背了，如果我们要是照着你这样做，那不是扩大内战了吗？”

当记者问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张学良回答说：“这个很简单，当时政见之争，就是蒋先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是主张攘外安内，就是这样子。”记者又问：不管是“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对中日历史都很重要，你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攘外应该先于安内的呢？另外，你对蒋先生的“安内攘外”有没有什么意见。张学良回答：“这个我很难说了，从来差不多我们两个就有这个意见，可是没有后来这么尖锐，那么，当然目的不同喽。这个很清楚，就是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那么，蒋先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子。我自己现在说也许我的这个政策，也是我的思想是不对的，现在我承认，也许我这个思想不对，但我当时就是那种思想。”

记者问张学良：“你在事变后和蒋先生同机飞抵南京，接受处分，请问你决心同行的理由是什么呢？”张学良回答：“我过去说了好多事情，我这个人是，我自己做事情我负责，尤其是我是个军人，我这种动作，我自己负责任，所以我到南京，我自个儿去请罪，我这个请罪，包括了我预备把我枪决的，我不管当年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不管，我临走把自个儿把我的家交给一个部下，我自己的学生，是当时的军长，我把家交给他。不过在这里我要说，等我到了洛阳的时候，我没下飞机前，等于蒋先生保护我了，他就告诉我了，等于他保护我，我到那儿他都要特别保护我，他怕旁人对我不好，可是蒋先生对我很好，差不多他保护我。我以我跟蒋先生，讲到这个地方我有几个字我给你写出来，就是蒋总统去世的时候，我私吊祭他，私人吊祭你懂不懂，我并没有发表。我写的简书……，‘关情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讎。’我们彼此啊，两个人关怀啊，关怀的殷切，好像自己的骨肉一样，就像自己的骨肉一样，可是政见的争啊，政见，因为政见不同之争好像仇讎一样。对这个情形，外头人很少人知道，只有蒋夫人，还有蒋经国知道，所以蒋总统去世之后，还没入殓，蒋夫人叫他秘书带我去看看。所以说起这些事情，在政治上很有意思的，像我们这种关系很有意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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