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假托军医之口说长征

以在中共党史上，红军将士口述亲历长征历程的最早文字报道，目前所知道的无疑是1936年3月在国外公开发表的“廉臣”所作《随军西行见闻录》。往日对作者“廉臣”究竟是何人，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廉臣”即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陈云。他在1935年8月写作于上海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较为系统记述长征的范文。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红色史著中，多把此文当作经典文章刊载，一度成为校正长征史的坐标性著作。文中所讴歌的长征精神和红军领袖的精神风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假托“军医”评说红军领袖

陈云不苟言笑，公众在镜头前看到的他，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20世纪末，他的秘书萧光华曾这样描述说：“我们在为首长编《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时，特地挑选了一帧他大笑的照片，以改变往常人们对他过于严肃的印象。”陈云其文也如其人，他的著作，大部分是关于经济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多是政治论文的严肃笔调。然而，正如那帧他大笑的照片一样，《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用生动活泼的笔调所撰写的经典文章，这在陈云著作中并不多见。陈云在文学方面有较高的修养，《随军西行见闻录》的遣词造句比较讲究，这可能是由于他从小受到家乡评弹剧目的熏陶。

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陈云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时，不仅用“假托”的笔法来写，而且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廉臣”。开篇称，作者“廉臣”先生是一位国民党部队的军医，“服务于南京军者四年，前年随南京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红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

“廉臣”先生在这么一大套假托之词后，便描述他以“军医”身份，如何为毛泽东、朱德治病，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描述道：“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赤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

由此也看出，这位“军医”对毛泽东等红军领袖是了如指掌的，同时也是由衷钦佩。“廉臣”的政治立场，也就非常鲜明地展示了出来。

对长征的生动描写

《随军西行见闻录》现经整理，共有29890余字。陈云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红军长征的主要经过，描述了红军长征翻山过河、英勇作战等感人的场景。

本文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红军长征中过老山界时的情景：老山界这座山高得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25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12个高峰，才到山顶。在山之最高顶，大家兴高采烈，精神振奋。时间已经下午4时。80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陈云还细腻地描述了红军渡金沙江的情景：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红军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陈云站立路中时，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脚而被吹倒于地上，因此，陈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次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陈云感叹，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只，自宜宾以至泸州，才通木船，泸州以下则通轮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东川、巧家以下则船只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10余只。龙街以上则只通皮船。船以兽皮制造，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极多，木船易破。红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6只船，大船可渡30人，小船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从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须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红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这里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彻夜渡河。

红军渡过金沙江，仅凭6只破烂之船，如果不是亲自目睹，很难让人相信。事实上，红军的确仅靠这6只木船渡江。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军、滇军中了红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的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国民党的追军才到，所以红军的掉队落伍者也极少。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红军有较好的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稍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所以，红军在各方面的组织能力，的确远优于国民党中央军及各省的军阀部队。

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经过，在本文中也有详细描述：红军在获得两只船之后，即挑选了17名勇士，他们携带梭标、步枪、驳壳枪、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河之南岸，红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

本文中所记述的红军在渡过大渡河后到天全县城的一段经历，与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内容基本相同，在叙述上则更为详细，写道：红军大部抵水子田时，前锋已击退天全河岸之杨森6个旅，而占领天全、芦山两城。陈云等人由水子田出发，经过一座高山，几乎无路，也无石阶。两旁竹木丛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上下此山有30华里，但从天明时走起，后卫部队半夜才达山顶。这里无人家居住，当然也就找不到火把，所以红军大部站立于泥沟中，待到天明后才走到山下来。周恩来副主席也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陈云在次晨看见周恩来，周仍神清气爽，但已满身污泥。下山至山麓，有居户六七家，见红军至如天而降，群相惊奇。他们说世代居住于此山麓，虽听祖先说过此山有路可通，但荒山野地，野兽成群，从无人敢走此小路，大家争相询问红军在山路上的奇遇。

文章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写道：“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材，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红军中之上级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大部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红军作战已多年，对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产党有坚决之信心。刘伯承、彭德怀、罗炳辉及以后之二十六路军之赵博生、董振堂辈均为北伐前后之国民革命军中之共产党员，举行‘兵变’而为红军者。他们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在红军中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对抗这七八年。”

陈云还记述了毛泽东在途中救济贫穷老妇的感人一幕。当红军行经剑河县附近一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问后得知是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地租，自己则终日讨饭，因今日气候骤寒，并且从早晨就没有进食，故饿昏倒在路旁。正询问时，红军领袖毛泽东经过这里，得知这一情况后，毛泽东当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并从行李中又取出布被单一条，送于老妇，并让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陈云在文末总结了红军之所以有顽强战斗力的原因：一是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士气旺盛，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二是红军所以不被击败，反而日益扩大，是由于民众给红军以大力支持和帮助。三是红军虽然经过了许多困难，但终于在红军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克服了困难。“红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故我谓红军之几年苦战与红军之所以逐渐发展，确由于红军中有天才之领袖，有能为之干部，红军中及共产党中之许多人材，确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材。”

陈云假托“廉臣”这么一个“小百姓”的眼光，记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由于陈云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又善于抓住种种细节，所以写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极具可读性和感染力。

《随军西行见闻录》盛传于世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巴黎《救国时报》和《全民》杂志相继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广大读者纷纷建议结集成一册出版。1936年7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苏联首先出版单行本。《救国时报》编辑部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这个要求，又决定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和同在《救国时报》连载的杨定华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及《由甘肃到山西》共3篇文章合集为《长征记》一书。1937年8月5日《救国时报》为此刊登出拟出版《长征记》的启示，同时刊登“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

廉臣（陈云）在版权启事中写道：“拙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曾在《全民》杂志上连续登载，嗣后《全民》停刊，全稿由巴黎《救国时报》社接收，并已出有单行本。现接该报来函，谓应读者要求，拟将该书与杨定华先生之《雪山草地行军记》及《由甘肃到山西》两大著合刊为《长征记》一书，征求同意。鄙人对于此种盛意当然乐予同情，且该报为海内外同胞共同之喉舌，其救国主张为国人所一致赞同，但常遭经费困难之厄，难于发展。鄙人为侨胞之一分子，为该报之同情者，尽力之所及以维护该报，实属应尽之义务。因此特自动声明，愿将拙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版权移赠巴黎《救国时报》，作为我对于该报的捐款，以后该书不再在他处出版，凡爱读该书者请径向该报订购可也。”

《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和《长征记》合集本的出版，在当时引起轰动。果真如同陈云所料，这本以“小百姓”身份写的书，很快走俏于当时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广为流行于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明月出版社出版时，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时，书名用《长征两面写》，除收入“廉臣”的文章之外，还收入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两万五千里长征》（《红星照耀中国·长征》一章）一文。

新中国成立后，《随军西行见闻录》被多种书籍收录。如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读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开篇文章即是《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仍是“廉臣”；1983年出版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收入此文，署名“廉臣”。198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单行本，这时才将署名改为“陈云”。

编后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史专家陈宇授权中华智库园公众号连载其新著《长征故事传奇》，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共100余篇，40余万字，220余幅插图。为方便阅读，经作者同意，特推出微信简编版。除历史照片外，文中彩色照片均为本书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