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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中)

时间:2016-10-10 9:25:32  作者:中华智库园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581  评论:0
内容摘要:红军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是,长期以来对这次会议中的一些问题一直模糊不清。

《报告》中的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是,长期以来对这次会议中的一些问题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这次会议召开后的近半个世纪,党史界对会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笔者在大学中学习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犹记20世纪80年代初在课堂中听中共党史专家的讲课内容,热点之一就是讲遵义会议召开时间及内容等争论问题。其实,遵义会议至今仍充满着不少未解之谜。

当代人对遵义会议的了解,最初多是来源于个人口述回忆资料,诸如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但是,却鲜见有文献资料。从文献方面真正了解遵义会议,是从1984年公开发表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1996年公开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中也提到了这次重要会议,接着就是2001年《党的文献》杂志第4期刊发的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俄文记录稿的译文。这是继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公开发表之后,又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史料价值重大。

关于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陈云的《报告》虽然没有展开说,但把会议决定的最主要的内容作了介绍,这就是,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里所说的“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他们在军事指挥上采取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西征”第一阶段作战中受到很大的损失。

陈云在《报告》中指出,“西征”第一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4道封锁线,但是在军事指挥上、组织上存在着错误:部队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上路时带的辎重太多,给军事行动造成了很大困难。红军在开始时的行军路线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结果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敌人,红军成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对象。

《报告》叙述了遵义会议的前奏“黎平会议”。“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

黎平会议争论的结果是:“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黎平会议“转兵”的正确结论,直接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报告》认为,红军在长征开始时连遭挫折,在由湖南转兵贵州后才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军事上的胜利。“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二是招募到了新兵,扩充了队伍。“部队在遵义休整了12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3000名年轻的新战士。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三是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特别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都是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陈云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情况。他说,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报告》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成熟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这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以上可看出,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其目的主要在于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有所了解,并取得他们的支持。

陈云的这个《报告》,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作出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有力地驳斥了王明对遵义会议和对陈云的肆意诬蔑。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需要指出的是,两个决议中使用的“开始了”和“确立了”的表述语言,是有很大区别的,笔者赞同“开始了”的历史定位,而对“确立了”的表述不能苟同。)

中共中央在1945年和1981年关于遵义会议所作出的两次结论,相隔36年,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当时留存的文献资料很少,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情况,特别是如何改组党中央领导的,过去长时间没有搞清楚。1941年12月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入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献只有一件,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而后由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这个决议,主要是纠正博古和李德在反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的,并没有涉及改组党中央的领导问题。直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在1957年1月从苏联接收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发现了一份没有作者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右上方标有页码,即从第21页至第28页。显然,这是整个手稿的一部分。4月23日,中央档案馆将这份手稿的复印件,分送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和聂荣臻辨认。5月10日,陈云认定,这份手稿是他的笔迹。后来,胡乔木对这份手稿的成文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应该是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为此,1984年11月25日,他给陈云写了一封信。陈云作了以下批示:“同意乔木同志的考证。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因为泸定桥会议时决定派我回上海,因此,我只能肯定传达时间不会超过泸定桥会议时间。”

据陈云手稿记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即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党史界也有学者对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质疑,认为从手稿内容来分析,有些地方不像是“传达提纲”,更像是“汇报提纲”。

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要根据陈云的这份珍贵的手稿,经过反复核对和考证,基本上搞清了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情况。同年11月,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一书。

但是,陈云的这份手稿,没有提到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可能是由于手稿的形成是在三人军事小组成立之前。陈云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1978年5月18日,陈云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谈到了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情况。他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指挥小组。决议上没有。”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的《报告》,其中关于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的说明,进一步印证了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结论。

陈云《报告》俄文记录稿的发现,也有力地驳斥了王明对遵义会议和对陈云的肆意诬蔑。1975年,王明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俄文版)的书。书中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以《英勇的西征》未详细介绍遵义会议情况为由,说:“至于遵义会议本身,那么,陈云在文章中(指《英勇的西征》)讲了红军占领遵义后休息12天的情况,而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连提都没提”。还说:“显然,陈云开始意识到了毛泽东在这次遵义会议上及以后年代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关于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也站不住脚这一点,他早就清楚。因此,他只字都不愿提及遵义会议。”(王明:《中共五十年》,第28、30~31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印行)随着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的俄文记录稿的先后发现,王明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即使在王明所说的“连提都没提”遵义会议的《英勇的西征》一文中,只要仔细阅读,也不难发现,该文已经指出,“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然,王明在这本书里也不得不承认,“当时,陈云是支持毛泽东的”。“陈云的文章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它反映了当时的事态。”(同上书,第20页)

陈云在《报告》中所阐述的许多精彩的见解和预见,这不仅是在当时,而且时至今日也可谓是具有先见之明,闪烁着真理的光辉。返回中华智库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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