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沿途各族人民积极掩护留散的红军伤病员和掉队的红军,使许多红军指战员死里逃生。
红军各部队在缺衣少食的征途上,与国民党军队、地方反动武装展开激烈战斗,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殊死搏斗,有些指战员不幸负伤、染病,为使部队的行动不受影响,他们服从组织安排,分散寄留在群众家里。同时,他们因体质下降、体力不敷,赶不上部队的行军速度,各部在行军中也往往出现掉队落伍现象。一些连队、医院、卫生队、地方工作队、收容队、小股掩护部队等,在瞬息万变的军情中,未能赶上大部队的行动,也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络。
针对上述情况,红军总政治部曾于1935年7月13日发出指示,强调必须减少伤病员和掉队落伍现象,要求各部队对于沿途寄留的伤病员“必须派人去慰问,并解决他们的困难”。但是,处于非常时期、特殊情况下的红军各部,有些战士的掉队、留散现象也终难减免。这些正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红军指战员,一旦与大部队失掉联系而留散下来,便立即踏上了一条死生无定、困苦万端的艰辛历程。特别是在红军大部队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派势力卷土重来,在他们为“清除赤匪余党”所进行的“清乡”“缉拿”“搜捕”中,多数留散红军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少数战士因广大群众的掩护和帮助而得以死里逃生。
红2、红4方面军会师北上时,为了保证部队能迅速通过茫茫草地,委托甘孜、炉霍等地波巴政府妥善安置数以千计的伤病员。川康边藏族波巴政府动员当地群众,积极帮助红军医务工作者克服人手不足的困难。甘孜县白利喇嘛寺格达活佛,牢记朱德总司令临行前的嘱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组织群众,分散隐蔽轻伤员,并把重伤员集中到寺庙中由他亲自治疗,使200多名伤病员全部得救。炉霍县各级波巴政府在主席益西多吉带动下,在发动群众分散隐蔽红军伤病员的同时,将一些轻伤员分批送往道孚县波巴政府,再由道孚县波巴政府设法将他们送回内地。红军老战士李孝华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那时我病了,藏族老乡把我背到他家护养了3年多,他们对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国民党匪军前来搜索时,便把我藏在喇嘛寺里,以后又转移到深山中,经常给我送吃的东西。有一次,国民党部队把大刀架在藏族同胞脖子上,逼着他把我交出来,然而藏族同胞宁肯自己死了也不交,这样才把我保护下来。”
红军救贫苦民众于水火之中,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热爱。在红军高尚情操和团结精神的感染下,长征沿途民众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各族人民在战前报告敌情,在战斗中和战斗后帮助救治和掩护红军伤病员。失散在长征沿途的红军指战员的确吃尽了苦头,很多因受伤、生病、冻、饿或掉队被敌人杀害,牺牲在雪山草地,但也有不少人被各族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下来。仅川北懋功县各族人民保护下的失散红军,20世纪60年代经初步了解认定,健在的还有254人,实际人数肯定还要大得多。
1935年4月的一天,突然有两名掉队的红军战士冒雨来到川北金子山乡大桑村农民宁怀通的家中,要求暂避。宁怀通的父亲是游击队员,立即将红军战士的枪支和手榴弹藏起来,把他俩藏进深山,躲过了敌人的追捕。第二天,两位红军战士拿走枪支和手榴弹,将其余的物品送给宁家。宁怀通的父亲专门烙了两袋面食,含泪送行,两位红军刚走,当地民团头子风闻后,立即带人将宁怀通的父亲捆绑起来严刑逼供。宁怀通全家坚决不吐露实情,敌人无奈,又勒索银元,并扬言要杀人灭族。
川北陈家坝有位掉队的女红军彭明秀,被捕后趁押送人烧鸦片烟的时机,把绑绳磨断,藏进玉米地里苦熬了3天。后因饥渴与伤痛难忍,便潜进当地农民李代荣家。李见她血迹斑斑,遍体鳞伤,急忙把她藏起来,给她挖草药治病。伤势稍好,才转移到山上。后来,彭明秀又被还乡团抓住,绑在罗明山家。罗的母亲不顾自身安危,乘隙将绑她的绳子割断,放走了彭明秀。
红军女战士张秀英在部队北上途中,与另外10余名男女战士落到了大部队后面。一天晚上,她们在梭磨附近遭到土匪的袭击,张秀英身负重伤,当场昏迷过去。醒来一看,其他战友均已牺牲。以后,她带伤东躲西藏,终于被一位藏族老阿妈所救。在老阿妈的精心护理下,她很快养好了伤。当地头人知道此事后,要把她押解理番县府请赏。老阿妈立即给她换成藏装,叫她赶快离开险境。临别时对她说:“我的儿子也是跟红军走的。你快走吧。愿菩萨保佑你们。”
红6军团部队有次宿营后继续前进,一位司号员和一位炊事员因给房东还东西掉了队,在七家田被土匪捉住,土匪将他们五花大绑拉上山崖,准备推到河里。农民赵兴周和陈顺清见了,连忙替红军战士求情。土匪不依,农民便吓唬土匪,说:“红军厉害得很,连老蒋(介石)都奈何不得,你们长了几个脑壳?难道你们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吗?”土匪胆怯了,只好把红军战士放了。两位农民把战士送到响水的红6军团政治部。贺龙特地接见了他们,为了感谢他们,还特别送给每人1块银洋表示奖励。
红军女战士李永珍,因害疟疾跟不上部队,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她白天躲在山上,晚上出来找野果吃,有一天她走到南新乡吉鱼寨,遇到羌族胡大娘,胡大娘很同情她,将她偷偷地收养下来认作干女儿。胡大娘的丈夫支援红军,给红军抬担架、运粮,一去未回。胡大娘与李永珍相依为命,在那里种庄稼务农为生,从此,李永珍就在吉鱼寨安家落户。
在懋功县两河口乡小川的山上,女红军战士王文书受伤后倒在草丛中,国民党军搜山时发现了这位女红军,正要杀害她时,突然来了一位藏族妇女,是两河口街村的金杨氏,她赶忙上前为这位受伤的女红军求情,说是自己家的亲戚,在她多次反复恳求下,敌人才没有杀害王文书。敌人走后,金杨氏赶忙把王文书背回家中,藏在地窖内,但仍然觉得不安全,怕敌人来时被搜出,便又把王文书转移到岩窝里,每天给她送饭,并用草药给她治伤。在金杨氏精心护理和照顾下,王文书的伤逐渐好了,以后又由金家协助,在两河口和黄正富结了婚,成家立业,后来是一位儿孙满堂幸福的老祖母。
茂县光明乡核桃沟有户农民,家中只有母女两人。一天,她们在山上发现一位因受重伤而昏迷不省人事的红军战士,母女俩将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救护回家,用草药精心护理,洗净伤口。这位战士渐渐恢复了健康,他叫陈仲坤,是外省人,因为口音不同,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陈仲坤只好装聋作哑,国民党部队及乡保人员曾多次来查问,都被母女俩机智地应付过去了,以后将陈仲坤招赘为婿。解放后陈仲坤被光明乡群众选为乡长,后来他带领全家回到了原籍。
一位年仅14岁的小红军在扎窝掉队,遇到当地农民恩波,恩波毅然冒险将他收为义子,取名水长保。全家人对他很好,而且在周围群众保护下,他幸免于难。几年后,水长保同本寨藏民甲斯加普一道去县城卖药材。因为思念家乡心切,他趁此机会跑回了家乡,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后,他转业到云南某测绘大队任大队长,曾多次写信与他藏族养父养母联系,但都未联系上。1971年,云南某测绘大队来了两位外调人员,专程到黑木查访水长保这段经历,查访中,找到了藏族老阿妈,外调人员将照片递给老阿妈看后,她激动得将照片紧贴胸前,认出了养子,热泪盈眶地呼喊:“我的好儿子水长保!”当时阿爸恩波已去世,不久,阿妈收到养子寄来的全家照片和钱,并恳切地请阿妈全家去云南。
黔东拍香坪一位苗族妇女,发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便立即将他背回家中。国民党兵来搜查,这位苗族妇女说是她的亲人,久病卧床不起,机智勇敢地骗走了敌人,并精心护理,把伤员的伤养好。
在一次作战中,红17师从小坝抬了47名伤员,准备寄放到六寨。经过新寨时,苗族首领杨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少,赶到路边,要求把伤员带到他们寨子去治疗休养。伤员到新寨后,全寨30多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置伤员,妇女们为伤员端屎端尿,男人们扛上火枪站岗放哨。杨以沙老人上山采集治伤草药,打山禽野兔给伤员吃,还想法到镇上买来棉花,蘸盐水给伤员洗擦伤口。有一天,民团闻讯搜寨,苗胞很快把伤员转移到后山山洞。途中,有位伤员不幸被敌人击中,苗民被激怒了,举起一排排火枪还击,将民团追出两三公里。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牺牲,苗家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特意立了“红军坟”。
红2、红4方面军走出草地向甘肃境内前进,第31军政治部通讯员马明春等一些伤病员被暂时留在求吉寺内。部队临行前,第31军政治部一位首长前来看望大家,并说:“同志们,你们正在患病,有的带着伤,不能同大部队一道出发。为了北上抗日,取得革命的胜利,大部队得先走一步,你们一定要安心养病,等痊愈后再来追赶部队。”部队离开后的第3天,一伙国民党军和一些藏族反动分子冲进寺院,对红军伤病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霎时间,血流遍地,经堂变成了刽子手的屠场。红军战士马明春因躲在寺院的夹壁内,才逃脱了这一劫难。后来,俄尔卡寨子的藏族群众尚周将重病的马明春救回家中,请来藏医治好了他的病,并把他收留下来。尚周老两口,像对亲儿子一样地对待马明春。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与迫害,他们教马明春说藏话,让他穿藏装,尽量叫他少出头露面。从此,马明春便在牧区生活下来。
因患伤寒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杨继芳,在汶川县龙溪沟不幸落入敌团防局之手。就在敌人准备就地处决他时,羌族老人马腊寿在刑场上将其救出。当时,汶川等地粮食异常缺乏,马腊寿借口年迈无子,要断“香火”,以两斗油麦、两百斤土豆的“价格”,从团防局手中买下了杨继芳。接着,马腊寿又置办酒席,宴请乡、保长和当地头面人物,宣布收杨继芳为养子,更名马成林,使杨继芳得以虎口余生。
红军经过川北垮沙时,遗留下一个7岁左右的儿童。当地牧民把他收养下来,因为语言不通,又不知他的姓名,大家就都叫他“红军娃娃”。大家共同抚育这位红军遗孤,这家给一碗糌粑,那家送一碗酥油,使这位“红军娃娃”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由于牧民们每次给“红军娃娃”糌粑吃的时候,总是招呼说:“来!给你一碗子。”所以,后来“一碗子”便成了这位“红军娃娃”的名字,“一碗子”始终不知道自己本来的姓名和生身父母是谁。
一些群众,由于掩护和帮助了留散红军,因而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打击迫害,甚至流血牺牲或全家背井离乡。川北汶川雁门乡的赵维清家,曾经安置了几名红军伤病员。后因地方反动武装搜查频繁,赵便将红军伤病员引到山上岩洞中躲藏,并由他和妻子以打猪草为名,避开敌人监视,送粮送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照顾调理,战士们基本痊愈,赵又将他们悄悄送走。此事后来被敌人获悉,企图加害赵维清。赵被迫带上全家老小,离乡背井外走。
长征沿途的群众衷心拥护红军,不惜全家生命和财产而掩护伤病和留散红军死里逃生,使军民团结的史章增添灿烂光彩。
编后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史专家陈宇授权中华智库园公众号连载其新著《长征故事传奇》,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共100余篇,40余万字,220余幅插图。为方便阅读,经作者同意,特推出微信简编版。除历史照片外,文中彩色照片均为本书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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