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变革决定着中国未来大方向

“大战略读书汇”文选

农村大变革决定着中国未来大方向

——读《乡土中国的变迁》有感

“中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农村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这是美国学者“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负责人迈克•奥克森伯格在20多年前来中国时说的话，这段话印在《乡土中国的变迁》的封面上。时至今日，农村问题仍是中国健康、快速发展的大问题，“农民工”、“农二代”作为当代中国改革的最庞大队伍、最直接原动力，密切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大方向。由此亦见，美国学者的这项考察活动和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农村大变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直接借鉴意义。

（一）观察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一扇重要窗口

美国学者选择山东邹平作为观察中国农村的重要基地，是因为邹平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中具有代表性。邹平的经济发展略高于山东省的总体平均水平，在中国北部其他大部分地区，其经济发展状况属中等偏上水平，是典型的农业县。我以为，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邹平的本土文化丰厚，这里虽然交通便利，距离省城济南约两个小时的大巴车车程，但不通火车，某种程度上说“信息流通”进入较慢，流出和消退也较慢，滞留期较长，适于“慢镜头”观察和考量；还有一个重要文化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在这里搞过“乡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邹平名声在外，得益于梁漱溟先生。美国学者在中国2000多个县中，选择邹平作为中国汪洋大海般农村的星座地标，从后来他们的考察主要内容来看，确属明智之举。中国农村有着自己的一套生存逻辑，本土文化与农民的生命感受融为一体，塑造了乡土社会自身的品格，也表达着乡土社会自己的公正和道义。考察者努力接近乡土中老百姓思考和感受的方式，肯定能帮助他们获得一个比较真切的乡土中国的意义图景。

美国学者在中国各级政府及邹平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考察活动顺利，研究成果颇丰。《乡土中国的变迁》一书，展示了他们的考察活动和经历，他们记述道：“我被安排住在村委会的院落里。那时，无论在日常管理还是办公环境上，党的领导和行政权力都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我的问题根据各个被采访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我询问每个人有关他的童年和家庭的情况。没有人用阶级的概念来定位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或其他人。他们的整个观念框架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他们在描述中也使用的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传统的词汇和概念。”他们的考察，综合运用了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个别访谈、集体访谈、文献搜集等调查手段；其研究，又采用了田野调查、比较法和文献法，辅之以整体的、比较的、文化相对视角的地方志方法，注重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相适应，以了解邹平农村的变迁过程，以此窥中见豹，以图全面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农村，并给出恰当的评估。

邹平为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独一无二的机遇，他们在这里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数据。他们通过邹平这个特殊的对外窗口形成的社会研究成果，对于美国乃至世界人民全面了解中国，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注重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考察

美国专家学者对邹平的考察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医学等。综合看，他们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方面尤为注重。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华进修委员会主席迈克•奥克森伯格，是美国专家学者考察邹平项目的领导者，他于1996年5月至7月先后两次来到邹平，全面考察了邹平县5年间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并了解了人事管理、文化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情况，并专门了解了邹平县的“九五”计划的内容和农村选举情况。他得出的印象是，5年来邹平的进步是巨大而明显的，邹平人民无论是在生活水平、经济发展，还是在对外开放的观念上，都有了很大提高。1999年10月至11月，奥克森伯格再一次来到邹平，对邹平县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考察。在苏联解体之前，奥克森伯格在邹平曾不止一次地说：“也许2000年以后苏联将不存在，但中国将更强大，因为中国政权牢固，8亿农民不乱，中国就乱不了。”

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傅静于1993年9月来到邹平县西董镇北禾村，就《农村妇女孕期在家中的地位及社会关系》的课题，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连续考察，收获颇深，她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北禾村变化很大，作为一个‘洋村民’，我很自豪。北禾村了不起，中国农民了不起。”

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梅学良于1994年7月至2008年6月，先后6次到邹平进行考察。1997年10月至1998年11月，他在邹平县西董镇北禾村利用一年的时间考察了解了中国的发展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特别是对老年人的影响。

美国斯坦福大学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高级进修生白玮于1998年4月到邹平，进行了题为《中国群众组织的职能变迁》的考察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泰丽教授分别于1992年6月、1993年6月、1994年6月来到邹平，考察研究农村经济，撰写了《对邹平县农村经济的一些看法》《中国农村商业计划和市场》等文章。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生韩忠可于2001年8月到邹平，对“土地管理和林业管理”课题进行了考察研究。

美国卡特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帕斯特于1996年7月到邹平县对农村选举问题进行了考察，先后到几个村庄就基层选举的方式、程序、公开化程度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他访问了县人大常委会，了解了县级和乡镇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及主要职责。1998年3月，罗伯特•帕斯特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题为《看上去是合法的——对中国选举尝试表示赞许》的文章，对中国的村镇基层选举给予了肯定：“被考察的选举具有竞争性和公平合理性，中国的乡村选举将会为中国8亿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为新政治框架打下稳固的基础，这或许是长征的第一步。”

美籍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戴慕珍于1996年7月来到邹平，继续了她对乡镇企业发展的考察研究。此后，她又分别于2000年7月、2005年6月、2006年10月、2007年8月来到邹平，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改革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等课题进行了考察研究。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在1999年6月至2008年3月先后5次来到邹平，继续他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课题的考察研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梅勒妮•墨宁分别于2007年5月、2008年1月、2008年9月3次来到邹平，对“党管干部及党委和人大的关系”、“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课题进行了考察研究。

美国前总统卡特于1997年7月在北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之后，经陪同他访问的奥克森伯格先生推荐，既没去繁华的大城市，也没有去沿海的发达地区，而是径直来到一个“最值得看的地方”邹平县。这位在任期间促成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前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在邹平县生活了两天，与奥克森伯格等一行，先后参观考察了西董镇北禾村、韩店镇西王村、邹平第一中学、邹平福利公司、邹平热电厂等地，会见了部分村干部和县妇联、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单位的负责人，就农村经济发展、水利灌溉、村委会选举、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妇女权益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美国专家学者后期进行的课题研究类别更为广泛，他们考察回国后，或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介绍自己考察研究的成果。

（三）中国农村在发生划时代的深刻变革

这些美国学者初来邹平时曾提问：现代中国政府表示，既让解放了的农民重建自己的生产积极性并拥有好品质的物质生活，又让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着稳定的居住环境。现今的市场改革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吗？换言之，“市场改革”是否就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万灵药？它不但给予了农民承诺中的蛋糕，而后更让他们真正吃得到？中国农民步入了后传统社会秩序，脱掉了陈旧的“农民”外衣后，换得“无产阶级”的高度现代化，他们将如何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变革”？

这些美国学者以自己的亲身考察经历，不久即自问自答了上述问题：“中国自从市场改革之后社会经济增长成功，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农村后传统社会秩序的转变，中国通过资本主义的市场改革，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化的跨越。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汉学家也许会指出，无论市场机制还是资本主义运作原则，对中国农民而言都是陌生的。然而，这些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却成就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果。”

美国学者们比较早地注意到了中国“农民工”问题。他们看到，新建构的公民身份允许农民不受地理界限的束缚，激增的民工数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虽也有各种跨区域的人口迁移和跨区域的贸易集团，但这往往仅限于非常专业化的领域或经营集团。只有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特殊技能的农民工或半技术工人才会大规模地迁徙。

目前，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大问题。中国的农民工的现状就好像是落在水里了，农村的船沉没了，城市的船又没有搭上。

美国的考察者们还注意到，乡村自治是中国农村的一大特色，自古有之，在当代中国又有着新的创新。乡村自治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治理策略。中国的国情与外国不一样，如邹平评选十星级文明户是当地农村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好形式。还有随着农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在村民选举中以各个家族为基本聚合力量形成的利益派别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在明显增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些年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各个家族很类似“政治集团”。各个宗族推举可以代表本族利益的候选人，然后整个宗族开始竞选活动。也有一些人数较少的宗族甚至会为了家族利益而和其他家族形成族际联合。由此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海选”制度。从这些年来村民选举中，欣喜的看到了昔日毫无参与热情的中国农民也在积极地竞选。这正是民间法治的力量，也是中国法治的希望。当然，并不否认宗族带有一定的狭隘性。在村民选举中，出现了贿选、大家族仪仗势力侵害小家族利益、暴力破坏选举等问题，但是如果国家积极予以引导的话，是完全可以建立起带有中国特色的民间以家族为基本连接因素的乡民团体。如果能够形成有效的乡民团体，单个乡民的利益和言论就可以通过家族会议得到体现和表达，再通过各个乡民集团之间的力量博弈，选举出能代表最大多数的乡民利益的村委会主任，实现村民自治。美国专家学者更是目睹了邹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深刻变化，他们记写到：

1986年，他们曾经爬上黄山俯瞰整个县城。之后每年回来，还都要爬到山顶观察县城的发展。1986年，县城的“中心”是东关。东关的东面有几处大的建筑物如轧棉厂，但当时大部分地区是村庄。他们时常独自在村里闲逛，有时候会慢跑到村外大路上锻炼。他们绘制了冯家村的地图以便于将来作对比用。大多数家庭已搬迁至新房，外国研究者入住的宾馆也在施工中。

1999年的考察期间，他们居住在黛溪山庄，这个宾馆完全达到了国际标准。2002年，他们居住的宾馆里每个房间都有宽带连接，浴室里有从瑞典进口的洗浴设备。他们不无惊讶地意识到，在美国住过的宾馆中还从未见过如此便捷的互联网连接和如此豪华的浴室。到2008年，邹平县城在各个方面给人的感觉都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城市了，完全和美国的城镇一样城市化。县城里有好几处国际化水准的宾馆，在山里还有一处度假村。县城里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台电视机、一部固定电话，一部手机，洗衣机、冷热水和带有软垫的家具样样俱全。也就是说，县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设施在很大程度上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

邹平，在他们原来看来，这个沉寂的乡村小镇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蓬勃发展的国际商业中心。随着“新城”和一个大工业区的建立，城镇一直扩展到济青高速的南边。漂亮的公园和多处娱乐设施的建立证明新城区和老城区的文化设施建设都没有被忽视。

卡特在邹平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生活的了解。他说：“我此次访问邹平，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发展，了解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国农民对我很热情，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了解，我很受感动。人生中总有些令人终生难忘的经历，对邹平的访问，就令我终生难忘。”他回国后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将中国妖魔化是错误的》文章，阐述了中美关系的过去和发展的前景，主张美中两国应保持良好关系。文章中的观点，是与他在邹平县的所见、所闻、所感分不开的。此后，他又通过书信等方式，与邹平县保持联系，关注着邹平的发展变化。

（四）本土文化的传承与流失

对于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而言，在此本土文化传统中产生了人们所认同的风俗、人情、习惯、礼仪等。在中国农村社会的秩序中生存，必须知礼，懂人情，懂规矩，礼治秩序统驭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心的自我约束同外界礼仪规范结合起来，构成乡村生存特有的品格，也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最大特色。

中国农村有着生生不息的民间文化，特别是乡村宗族文化是本土文化建设最重要的研究素材。拜年祭祖是家族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反映着家族关系的强弱。一年一度的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先是小家庭中的拜祭天地祖宗，以家族为群体的拜年，同族人不分男女老幼，皆以辈分论高低，先后去本族年长者家中叩头拜年。如果族际关系较好的，还相互拜年。祭祖活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维系宗族关系的方式，还有婚丧嫁娶、解决纠纷等。在这些活动中，宗族意识、归属感和宗族权威得到了加强。

在农村，人们之间的主要关系还是血缘关系。各种单个农户无法完成的农业经济活动主要还是靠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来组织协作完成，一些日常事务例如婚丧嫁娶也是由家族来完成的。美国学者们目睹了邹平农村的很多婚礼和与春节有关的仪式，这些仪式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记写到：

第一是传统意义上以男方、父系家族为中心持续存在的重要性，或许如今这个方面已有所减弱。大部分婚礼都是由媒人安排的，一些夫妻在举行婚礼时还对彼此不很了解。如果要嫁往别的村子，女人通常在婚礼那天被送到丈夫的村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婚礼的仪式宣告了一个女性从一个村和家庭到另一个村和家庭的转移。这样看来，婚礼对新娘和她父母都是一个悲伤的时刻。父系家族也同样明显地体现于春节第一天磕头的礼仪。这天，村民们到村里所有的老人家里拜年，年轻的给年长的磕头并祝他们新年快乐。没有结婚的女性不参加拜年的队伍，因为她们不久就会离开自己的家和村子。

第二个印象是过年时村民们对包括这些外国人在内的亲戚朋友所表达出来的热情。他们从来没有那么多次地被请去吃饭，所有的宴请（甚至早饭）都要喝白酒（很烈的酒）。

第三个印象是大量的费用。宴请和结婚礼物的花费、新娘嫁妆的规模和到处可见的节日气氛都告诉他们，这是中国农村非常重要的日子。美国学者们也惋惜地目睹和感受到了邹平的本土文化正在流失，其实这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随着大量外来商品的流入，这种“国际化”商品的销售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本土文化”的流失。他们注意到了传统的手工布鞋的销声匿迹，几年前他们与村中妇女的聊天往往是当她们坐在自家大门外把很多层布缝起来做成鞋底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费力的手工活。然而，在1987年他们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一种“时尚”的变化。妇女们去村外的市场购物时穿着的都是批量生产的有跟的塑胶鞋，尽管这些鞋穿起来远没有传统的布鞋舒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有了越来越多的皮鞋，村里穿手工布鞋的妇女也越来越少。到21世纪，邹平县的年轻人已经开始仿效东京和纽约年轻人的穿着，手工布鞋已经完全没有了踪影。“本土文化”消失的何止是自做的布鞋，还有许多自产自足的农副业，以及传承千年的乡土文化。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乡土本色、血缘地缘和差序格局，以及传统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礼治的具体内容。转型期的农村社区既有乡土社会的特质，又深受现代国家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乡土社会逐步过渡到新乡土社会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新乡土社会，之所以称其为新乡土社会，是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的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相对而言的。美国学者所看到的新乡土社会呈现出的乡土本色，在目前更是逐渐消退。

（五）农村经济的多样化以及社会秩序的变异

美国专家学者们在邹平注意到：随着家庭单位在生产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村委会也按照国家相关指导方针作了相应调整。当地党支部书记领导下的村委会经重新调整，成立了三个不同的办公室。一方面，实现了党和管理机构的职能划分；另一方面，实现了管理部门和经济事务的职能划分。“一个崭新的生产模式在冯家村诞生了。我们的研究始于这一重大的转折点，记录下了这一演变过程，并确认了最终给村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因素。”

政府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干预缩减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农民家庭田地和市场机制中实施三级乡镇行政制度，这必然会促使农村经济的多样化以及家庭企业的崛起。就人类学家而言，我们必须要问：过去20年的人民公社经验（1958—1978）如何改变了根深蒂固的农村生产模式？在这方面进一步考虑之后，我们会问：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解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这些问题和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息息相关。借用特奥多•沙宁的名言：农民这种“落后阶级”步入高度现代化的全球舞台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被惹火了的农民阶级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最终它可能促成王朝的更递，这包括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已超过10亿，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和维系永续性的农业制度之间微妙的平衡杠杆，开始逐渐趋向崩溃的边缘倾斜。1958—1978年推行的僵化的人民公社抹杀了个人的才智和创造力，更别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了。然而人民公社却使中国农村在此期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更让迅速增长的人口安稳地进入“共同贫穷”的阶段。在邹平的这些美国学者们在考察中注意到，农户家庭储蓄率很高，但资金往往用于消费如婚宴上，而不是投资于企业或农业。

美国学者在考察中还注意到，“最具重要意义的社会变革发生在家庭和家族中”，突出反映在原来家族的“礼治秩序”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方面。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一个崇尚礼治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人们怀着敬畏之心，依托着风俗习惯、血缘亲情，维持着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转。转型中的中国，尤其是乡土社会，实际上面临着两种意义和秩序系统的碰撞，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力量，扩展到了中国乡土，试图建立起一种法治的普遍性。然而，现实中时时会发生普遍性法律制度和本土人情、伦理、习俗和习惯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两种意义系统之间的隔膜，成为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漫长的时间积累下来许许多多经验，经过祖祖辈辈传承，人们形成了对事物评判的准则，也约定了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这就是“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它源于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即传统。礼治基于人伦，是扎根于乡土的。礼治在中国农村的确是稳定社会的基石。乡村的每一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履行相应的职责；乡村社会有自身的公正和道义的秩序，社会权利和被渲染的乡村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保护的网络。因为“礼治秩序”的维持，纵使中国这个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的国度在经历了数次铁骑的蹂躏依然还保持着生机。

传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共同认知，因此也就对人的行为有一种标评和约束作用。而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配合现代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和法律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在农村实施着自己的计划，农民被迫进入了一个新型“政治社会”。在原本“礼治”有效的农村，正在逐渐撂荒，然而“破除旧传统”之中，似乎人们只忙于打破，而忘记了创造。在“熟人社会”的图景里，老百姓形成的社会关系极其稳定，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道德约束依靠的是自己的面子和熟人的监督，这样的社会是一种人情社会，是一种礼治秩序。但在网络社会，人们穿上了“马甲”，潜下了水底，熟人不见了，面子不顾了，监督不在了，浑水可以摸鱼了，于是行为就脱离了道德的轨道。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那些到司法机关打官司的，多是那些乡间的“败类”人物，这不能不算是中国农村治理转型中的一大问题。

在“礼治”观念的淡退下，乡村家族长老的权力亦逐渐弱化，但乡民并未从此得到了西方人所言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而是把对长老权力的崇尚转移到对政府和官员权力的崇尚。在乡民看来，政府由此成为了唯一的最具权威的权力象征。但由于国家法制不够完善，滥用权力也时常发生。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乡民敬官、畏官，有时候还憎恶官，但却又是鼓励自己的子女当官。

梁漱溟曾经分析说，“社会秩序之所以维持，在西洋为法律，在中国则倚重习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在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文明素养既要依靠“人情社会”的礼治，着力于内心的道德训诫；更要依靠“契约社会”的法治，着力于外在的制度约束。

以礼治秩序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现代法治的基因以及乡村宗族文化的特征，乡村宗族文化中蕴涵的规范意识是农村法制的生长点，乡村宗族势力构成的法治集团是农村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农村法制建设进展缓慢的原因并不在于农村现实存在的文化和意识，主要的问题在于，理论家和实践者都没有去关注农村现存文化中的现代法治基因。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必然真理，不顾现实情景，一味把法律和法庭推到乡土的做法，值得反思。那些掌握着话语和知识的霸权，完全不考虑普通百姓生存和感受的种种制度设计，也需要反思。看来惟有让礼治与法治合力，才能让老百姓既记得住乡愁，又看得见文明，未来社会应该成为一个有传统精粹约束力的社会。

美国众多学者历时30多年对中国农村进行持续考察，这种严谨、科学、负责的研究精神及工作方法令人敬佩，其成果也必然进入邹平地方志书，成为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成为观察大变革时代中国农村的一个明亮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