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命符：“人不知而不愠”

“人不知而不愠”一语亦彰亦微，究其意指分涉“不知什么”“遭逢不知”“谁能不知”三个维度。

一、不知什么。关于“人不知而不愠”的白话译解，多属“增字为训”：在“知”后补出“我”这一宾语。此类思理至少可以追溯到二程：“虽乐于及人，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朱熹《论语集注》卷一）程颐弟子尹和靖对君子何以能够“不见是而无闷”做出解释：“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尹氏对“学”与“知”的主体予以分疏：学在自身而知属旁人，其理据在于为学不假外求，“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如此疏解奠定了一种理解结构，对后世解经影响极大。朱熹依此申论，视《学而》首章为一总分关系：先总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后分言两类境遇，一者是“有朋自远方来”的顺境，同道中人切磋琢磨、相与精进，乐由此生；一者是“人不知”的逆境，虽学有所成，却曲高和寡、孤掌难鸣，遭此境遇而不怨天尤人，唯有成德的君子才能做到。“乐”与“愠”的产生，表面看来是因境况各有不同，究其根源则在于公私有别：“乐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乐，无私己之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二十）可见，自二程至朱子，训释日趋精微，最终呈现以“理”解“情”的哲学特质。 　　

其实，自南朝皇侃起，直至北宋邢昺，对该句均存两解：其一，是程朱一脉所选择的人不知“己”；其二，则将“道”视为“不知”的宾语，此解邢昺之后鲜有所传。清代“汉宋之争”兴起，方有少数学人关注程朱以外的解释。如，焦循指出“前一说他人不见知而我不怒，此非注意。”（《论语补疏》）“此非注意”即谓程朱误解了何晏之意。两类训释的分歧在于：前者是从“知”的主体出发，知或不知都是他人之事，与学无关；后者是从“知”的状态入手，凡有所知就有所不知，如果因己知而人不知，就产生怨恨，那是自大，反之以己不知而怨恨人知，则是妒忌。焦氏之说，后人虽有引用，如黄式三：“皇邢又言教之不知，不以愠而弃之，……（引者省）焦里堂取之。”（《论语后案》）然其义理非但未得承继与弘传，反遭刘宝楠“此注此云，不与经旨应也”（《论语正义》）的批评。 　　

如此便有一吊诡：新文化运动以来，虽纷纷扬言打倒“朱家店”、揭穿“伪道学”，但对“人不知而不愠”的白话译解，皆是程朱思理的“照着讲”。 　　

二、遭逢不知。前文梳理了“不知”的两类宾语——“我”或“道”。“人不知而不愠”似乎因为宾语的相对明确而得解；事实上，此语之“谜”才刚刚开始。因为无论依循哪类宾语，都还只是猜出“不知什么”；但不论对错与否，都还只是在“知”的层面言说，“不知”仍未登场。欲解“不知”，不妨暂且跳脱字句训释，以史为鉴。 　　

19世纪中叶以降，天朝上国的迷梦在欧风美雨、列强并入中惊醒。“共工之狂，辛有之痛”（张之洞《劝学篇》），惟妙惟肖地道出晚清士大夫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悲凉心境。虽不能断言中国近代学术的萌生全赖外力，“西学”浸渐却是促其生长的一剂猛药。从魏源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梁启超大赞“破坏主义”为“第一美德”，再到五四时期“我以为要少或竟不看中国书”的激进西化。异彩纷呈、复杂多变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潮的主要特征；救亡图存、革故鼎新成为几代学人的共识与追求。值得追问的是：中国为何需要近代化或现代化？国人常会直截了当地回应：事事不如人。姑不论此是否属实，需要关注的是将“事事”的衰败统统归因于中国文化，甚至特指儒家文化，最终吹响了“打倒孔家店”的号角，余音绕梁，今日不绝。 　　

发轫于中西之争的文化交流，至今仍为或此或彼的纷争所裹挟。所争之事或随时异，但在此过程中，国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争”的必要性。“争”居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本体”，西方文化也沿着“争”的逻辑走向神坛：由“最强的”到“最好的”再到“唯一的”。对此逻辑国人似乎也心悦诚服，更有甚者意图分一杯羹。（张志扬先生《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对此逻辑详有检讨）然而，列维纳斯提出了一个质朴而警醒的问题：“自其童年开始，哲学就为一种不可克服的反感所苦：对始终作为他者的他者的恐惧。”（《总体与无限》） 　　

回顾近代中国的遭遇，目的是为了呈现一种断裂。断裂起因于“西人以动力横绝五洲”，内属五洲的中国似乎在所难免；但论其根源则在于“无知”。此处所言的“无知”，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不了解，而是特指对“同一”之强光遮蔽了“他者”的西学传统的不了解。国人思想所生长的土壤是“人不知而不愠”，所熟悉的是循循善诱的君子传统。然而，中国近代历史所诠释的是“不知”就要挨打，甚至是亡国灭种。于是开始倒戈相向，挞伐传统。此在哲学领域集中表现为：“中国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知识论与逻辑学”的论断不绝如缕，并由此引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在厌弃“不知”的同时，也遗失了儒家固有的“他者”维度。 　　

三、谁能不知。“中西之争”的历史境遇，迫使谜语的主语浮出水面。“他者”究竟在整个谜语中具有何种意义？众所周知，教与学无论是在儒家思想的形成，还是在其孳乳过程中都占据核心位置。教书育人乃孔子毕生之志业，后世尊奉其为至圣先师的根源即在于此。无论是著书立说的理论思考，还是游说诸侯的政治实践，无不与教育息息相关。孔子自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教学相长，构成了儒家发展的内在动力，传承着儒学的核心思想与价值体系。如此重视教与学的儒家，怎么会允许“不知的他者”存在呢？难道儒家的理想不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 　　

儒家重视教育，往往会给人留下一种“专制”的印象：学生似乎必须跟着老师亦步亦趋，否则便是离经叛道。这一印象是否属实，不妨参看一下《史记·孔子世家》中的一段记载：既非犀牛也非老虎，却在旷野徘徊。我的主张是否错了，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该文同样涉及“愠”的问题，当理想受挫，弟子心存不满时，孔子既未高谈阔论，也未粗暴打压，而是以《诗》“兴”发，促其思考。面对相同的问题，子路、子贡、颜渊各依其性、各随其境做出回答：政事科的子路主张“提升”的路径——是不是我们的仁德与智慧还不足以令人信赖；言语科的子贡主张“就下”的路径——能不能降低一些我们的理想；只有德行科的颜渊没有具体主张，似乎只是买空卖空一番——不被世人接受有何妨害，不被接受方显君子本色。那么，孔子为何“欣然而笑”？仅是知音难觅这么简单吗？颜渊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主张，但洞察到孔子之问的根本：君子与不容之间的关系。 　　

儒家的君子理想，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的积极形态；但也从未忘记君子常有不容的境遇。君子不容的根源就在于“人不知”：无论是不知君子本人的能力修为（程朱一脉的不知“人”），还是不知君子所传的大道至理（焦循所主的不知“道”）。可见，“不知”的宾语并非谜语的核心，“不知”的主语“人”（“他者”）才是谜语的意义所在。 　　

《论语》首章开篇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全书终了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可谓首尾照应，血脉通贯。“命”，自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而“人不知”无疑是其应有之意。重视教化，却不无视“他者”；高标理想，又能接受“不容”。儒家之道求“通”而非尚“同”，倘若贪慕“同一”所营造出的力（量）与利（益），只能陷其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