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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时间:2014-3-17 8:44:08  作者:中华智库园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2232  评论:0
内容摘要:此役发生在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50万兵力“围剿”中央根据地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这次战役,由于在战略指导上实行的是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方针,致使红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最终遭到失败,红色政权处于极度危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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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发生在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50万兵力“围剿”中央根据地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这次战役,由于在战略指导上实行的是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方针,致使红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最终遭到失败,红色政权处于极度危情状态。

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发起“围剿”,红军仓促应战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根据地。这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根据地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抚州(今临川)附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根据地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中央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但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而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根据地外制敌,保守根据地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到达中央根据地,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因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由红3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1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根据地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

红军在北线受挫,放弃决战计划

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东方军奉命由福建省将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敌在抚河会战。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中革军委为恢复黎川,再令东方军以一部阻止黎川国民党军南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以保障东方军收复黎川。10月6日,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飞鸢与由黎川前出侦察之国民党军3个团遭遇,将其大部歼灭后,于9日进攻硝石。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方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严重。中央军主力阻止南城援军也未达目的。13日,“围剿”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被迫撤出战斗。17日,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18日,驻南城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22日,红军以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克。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7、红9军团。此后,中革军委又令红7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11月11日,红7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3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12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7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15~17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的红军中央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围剿”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根据地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转入阵地防御,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

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此时,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前往镇压。此时,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而中共临时中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12月11日,蒋介石为保障其进攻第19路军的翼侧安全,以第8纵队3个师从黎川向团村、东山、德胜关推进。12日,该纵队2个师向团村附近红5军团阵地发起攻击。红一方面军急调红3军团、红3、红34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仅击溃其一部,未能大量歼敌。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的进攻。主力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采取堡垒攻势,向广昌方向进攻,其第3路军主力向建宁推进,第6路军2个纵队从永丰向沙溪、龙冈推进。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在赣东方向,国民党军北路军4个师夺取建宁,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间要点横村和樟村,突破红5军团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红9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抵御失利,被迫南撤。2月9日,红1、红9军团分别在樟村以西鸡公山及熊家寨与国民党军各1个师激战,失利后被迫南撤。15日,红1、红9军团、红3军团第4师、红5军团分别在凤翔峰、司令岩、芦坑与国民党军3个师激战,均未获胜。25日开始,红1军团等部为保卫建宁,在建宁西北山岬嶂与国民党军激战3天,击溃其1个师。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广昌撤退。至此,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开始准备进攻广昌。在闽西北方向,2月24日~3月下旬,红7军团等部先后在沙县、将乐、泰宁、归化(今明溪)等地区与国民党东路军展开激战,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军东路军亦筑碉步步进逼,向建宁推进,并与北路军第3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各路“围剿”军的合围紧逼,迫使中央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4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南丰县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并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攻。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1、红3、红9军团及红5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10日开始,国民党军7个师又1个炮兵旅,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丢失,红军反击未能奏效。至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红军退出广昌。

4月下旬~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嶂、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16日,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根据地范围逐渐缩小。

红军六路分兵抵御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于7月上旬开始全面进攻。此时,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省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但此举亦未能牵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和减轻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这时,中央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了6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

8月5日,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红3军团和红5军团第34师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实施阵地防御。至月底,击退国民党军多次集团冲击,使其第89师丧失了战斗力。但红军也伤亡严重,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8月底9月初,红1、红9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8军团。10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中央红军已是岌岌可危。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处处被动,已面临被迫转移的唯一出路。

在这种形势异常危急的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寻求新的生存、发展区域。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西撤退,时称战略大转移,踏上了后来所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11月10日,红都瑞金陷落,至11月底,于都、会昌等地相继失守,留守根据地的红军被击溃后转入分散游击,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根据地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根据地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这是中共党史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危情,历经时间最长,红军损失最大,教训最深刻。原有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仅剩7000余人,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可说是一场“浩劫”。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此次危情的解除,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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