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的敦煌文学

一般文学史上分唐代为初、盛、中、晚“四唐”，敦煌文学有其特殊性，根据敦煌历史文化进程，将其分为唐前期、吐蕃攻占期和归义军时期三个阶段。“安史之乱”爆发（755年）后，朝廷调动军队到中原平叛，西北边防骤然空虚。吐蕃趁机进攻陇右河西，凉州、肃州相继沦陷，河西暨敦煌地区进入吐蕃占领时期。从李唐开国（618年）到此时（764年）的大约一个半世纪，我们称之为唐前期。

中原文学的一部分 　　

唐前期的敦煌，与中原联系十分密切。在文化、文学上可以说是中原的一部分。比如，今存的30个《诗经》写卷，大多数抄于这个时期。李善的《文选注》，在李氏尚健在的时候，就在敦煌传阅。编成于梁武帝大通年间的诗集《玉台新咏》，就见于这个时期的敦煌写卷中。作为盛唐之音代表的唐诗，在敦煌地区的流传和中原地区流传相比几乎毫不逊色。初唐王绩的《东皋子集》，就见于敦煌遗书P.2819卷，大约抄于武则天时期。初唐诗文运动改革先驱者陈子昂的诗文，在敦煌遗书中就有四个写卷，大约都抄于盛唐时期。另外，孟浩然、王昌龄、李白、高适、常建、岑参等著名诗人的诗作都在这个时期的敦煌遗书中有部分抄录。还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曾两度出塞，在河西和西域写下了数十首诗篇，敦煌遗书中今存岑诗24首，其中就有在敦煌写下的《敦煌马太守后庭歌》、《苜蓿峰寄家人》、《玉门关盖将军歌》等。 　　

当然这一时期的敦煌文学中，还有大量的发愿文，保持着北朝以来的文化传统。同时，由于社会相对稳定，文化生活也较前更为丰富，各种文化仪式及相关的应用性文学作品也空前增加。如碑、祭文、书仪、功德记、社邑文书等。这些文章，虽以实际应用为主，但正是在应用中体现其文学性。我们举S.1477《祭驴文》为例。1992年，法国学者艾丽白把敦煌遗书中的有关驴、马、牛、狗等家畜的祈祷文、颂、愿文等汇集一起进行研究，发表了《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动物丧葬活动》，其中对《祭驴文》的论述就主要着眼于其文学价值。《祭驴文》写人和驴之间的真挚情感，毫无半点矫揉造作，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朴实。此外取事用典，诙谐而深沉。 　　

讲唱文学是特色 　　

唐代前期敦煌文学中最具特色的文学现象，是王梵志诗、天宝年间的《降魔变文》、《禅师卫士遇逢因缘》等一批讲唱文学以及为数甚夥的歌词的出现。 　　

王梵志诗见于敦煌30多个写卷，保存了390首左右的诗篇。前辈学者对这30多个写卷进行研究，认为可分为三个版本系统：三卷本，一卷本，一百一十首本，还有不好归类的零篇。这些“王梵志诗”并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从初唐（或许更早）直到宋初的很长时间陆续产生的。三卷本存诗205首，主要产生在初唐时期，特别是武则天时期。一卷本收录92首诗，是当时民间流行的童蒙读物，当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一百一十首本存诗69首，主要是盛唐时期僧侣们的创作。零篇存诗26首。王梵志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白话通俗文学的崛起，它在敦煌广泛流传充分说明敦煌与中原在文化上的一体性。 　　

在唐前期的敦煌文学中，变文也已粉墨登场。如《降魔变文》，不仅是现存变文中艺术性最强的一篇，其产生的时代也很早。变文兴盛是在中晚唐时期，敦煌所出变文绝大多数是9世纪中期（归义军初期）的作品，传世文献中记载讲诵变文的几条材料，像吉师老《看蜀女转变》、李远《转变人》、李贺《许公子郑姬歌》、王建《观蛮妓》及郭湜《高力士传》等，都出现在中晚唐时期。《降魔变文》应当是变文发展初期的作品。它出现在边陲敦煌，且已发现6个写本，说明敦煌的文化娱乐生活同长安几乎同步。 　　

在8世纪中叶，敦煌遗书中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后世诸宫调一样的讲唱文学。目前已经知道此类作品有三个残卷（P.3409、 S.3017、 S.5996），前后题皆残。内容叙述卫士常贵贱等七人（喻“七垢”）经六个禅师（喻“六念”）的劝导而回心修道的故事，属于佛教劝导作品。但形式十分新颖，有说有唱。所唱之词为《偈》、《五更转》、《行路难》、《安心难》等四调，既不同于变文唱词之不辨曲调，也不同于宋人鼓子词通篇一调一曲。《偈》为梵贝，《五更转》在《乐府诗集》中属于《相和歌辞》，《行路难》为《杂曲歌辞》，《安心难》无考。有学者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宫调，和后世的诸宫调相近。诸宫调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现在我们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盛唐时期与此相类似的作品，对探讨诸宫调的起源很有意义。 　　

引入西域文化音乐文学长足发展 　　

唐代前期，尤其是盛唐时期，我国的音乐文学由于注入了西域文化的新鲜血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曲子词的兴起，可为代表。敦煌曲子词写卷抄写时间虽在中唐以后，但其中有不少词作是盛唐时期或之前的创作。《云谣集》30首是曲子词的代表。这本词集的内容主要包括征妇怨、征夫怨、五陵儿女、女性美貌等四个方面，其中征妇怨的作品占三分之一。征妇怨虽是一个古老的主题，但这些词中所写往往同唐代兵制的弊端密切联系。唐初于开元年间实行的府兵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因而可大致推知《云谣集》中部分作品的创作时间不会迟于开元时代。《云谣集》中有比较集中描写五陵儿女的诗句，如“五陵原上有仙娥，携歌扇”（《天仙子》），“遍引五陵思恳切，要君知”、“但是五陵争忍得，不疏狂”（《浣溪沙》），“五陵儿，恋娇态女”、“淡匀妆，周旋妙，只为五陵正渺渺”（《鱼歌子》）等，写五陵年少“纨绔追欢，歌妓卖笑”的生活情景，反映的也是盛唐社会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云谣集》虽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但作为演唱的歌词集，经过乐人的编辑，其编辑的时间，当在“安史之乱”前。 　　

《云谣集》之外的其他曲子词，也有产生于唐前期的。S.4332抄有《酒泉子》“砂多泉头伴贼寇”一首，只残存19字，词中出现了“裴氏”，或以为是唐高宗时期的名臣裴行俭，词当作于唐高宗调露、永隆年间，为“酒泉子”的本事词。P.3718《捣练子》6首为组词，借孟姜女故事反映了盛唐的拓边政策、边塞战争的残酷及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也应当是盛唐时期的作品。P.2506抄有失佚调名的残词“褰旧戎装”、《献忠心》“臣远涉山水”、“蓦却多少云水”三首词，据词意是西北少数民族文人写给汉族权臣的感恩之词，词中洋溢着盛唐文化的气象，所以一般认为是盛唐的作品。还有P.3821所抄《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征后偻罗未是功”、《生查子》“一树涧生松”、“三尽龙泉剑”、《谒金门》“长伏气”等五首，P.3333《菩萨蛮》“自从涉远为游客”、“数年学剑攻书苦”等，学者多断为盛唐时期的作品。 　　

敦煌写卷中还有产生于唐前期的俚曲小调，以《五更转》、《十二时》、《十恩德》为代表。《五更转》是以夜间五更为时间单位，分别作成一组相互关联的歌词，基本上由5章组成，每章一首或几首，敦煌写卷中大约有50多个写卷。《十二时》是将一天分为12个时段，而分别作成12章歌词的民间曲调，敦煌遗书中大约有20多个写卷。《百岁篇》是把人的一生按百岁计算，以10年为单位加以歌咏的民间曲调，敦煌遗书中有30多个写卷。这些俚曲小调，始见于8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1世纪。唐前期敦煌文学的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