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231页

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9—280页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0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修改》（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2页

2.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

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

（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4页

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

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408页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2页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1页

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1页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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