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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阶级、国家、革命

时间:2013-1-1 9:49:11  作者:  来源:中华智库园  查看:457  评论:0
内容摘要:1.阶级和阶级斗争

1.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的产生和阶级划分的依据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页

在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开始由社会一切人们的共同占有关系,发展成为一部分人们的私人占有关系。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多数人丧失或只占有很少的生产资料。这样,后一种人的绝大部分就被迫为前一种人劳动,把自己劳动的结果交给前一种人,并向前一种人领取少量的报酬,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这就是说,后一种人受前一种人的剥削,而前一种人则依靠大量地剥削后一种人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后一种人中间的一部分,因为占有足以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是以进行独立劳动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的,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逃脱前一种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剥削。这样,人们就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例如由石头工具发展到简单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较精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复杂的机器工具,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施行剥削的方法也就发生变化。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5—56页

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

《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一九五○年六月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3—64页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页

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35页

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页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页

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379页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7页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4—346页

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51页

●在阶级社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没有抽象的民主、自由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按劳分配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7页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2页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惟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0页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1页

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03页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8页

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对<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的批语》(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86页

●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

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3—114页

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89页

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2页

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2页

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清楚。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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