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对日本的误读

在张之洞看来，不管是他所认识的日本，还是他所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中国，专制有理，反专制的造反、革命和全盘西化，就是大逆不道

近代以来，中国积弱，国门洞开之后，面向全世界寻找老师，便势在必行。我们先后学过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苏联等国。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小岛国，既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百年之前，也曾是中国的老师，以洋务派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中流砥柱，就坚定地主张学习日本。 　　

张之洞认定，日本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并没有动摇其天皇专制基础 　　

日本是东方国家，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但这并不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尤其是日本在走向近代化道路的途中，打败了其长达两千多年的老师——中国，这便是中日1894年的“甲午战争”。此役中国大败，举国震惊，使士大夫重新审视日本这个东瀛岛国，并大抵形成共识：日本的西化强国之路，值得国人深思与学习。手操重柄的地方封疆大吏张之洞也莫能例外。 　　

光绪廿四年(1898年)正月，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派幕僚姚锡光等人到日本考察各种类型的现代学校，购买新式教学用具。姚氏在东京两个月，对日本普通学校和军事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对张之洞作了详细汇报。 　　

为什么张之洞选择日本作为创立新式学校的借鉴国?因为张之洞认为，去日本留学胜于到西方去：一是中日相邻，可省路费，可派遣更多的留学生，也便于国家对留学生的掌控;二是日语多使用中文，易通晓;三是西方的书籍都很繁杂，而日本人已经删节酌改，中日文风相近，易效仿，可达事半功倍之效。此三点是能够摆在台面上的话，真正的用意是，选择日本，可以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弱因办“洋务”而引发的思想革命。 　　

显而易见，张之洞认定，日本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并没有动摇其天皇专制基础，反而加强了这种专制。这是张之洞所希望的，因为在张看来，西方的民主自由，便是洪水猛兽，与“中学”之根基——儒家的尊君重道思想相去甚远，会动摇儒家的立国根基。 　　

在张之洞看来，西学分为“西政”与“西艺”。西政是指西方的政治制度，西艺乃指西方的科技文化。而日本的政治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或曰中国意义上的专制体制，反而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存在某种类似，此亦是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民间基础。换言之，表面上，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而实质上，早在维新运动之前，就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动力和社会、经济基础。 　　

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家和全民族与皇族达成了某种良性妥协，即授予天皇专制更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权，使其达到一种近乎宗教的崇高地位;而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天皇专制的程度，或曰专制的弊端，被降到了最低状况。当“民意”与“专制”发生矛盾之时，日本政治家巧妙地采用了某种游移、灵活、机动和变通的方式，尽最大力量利用天皇的凝聚力来调动国民的拼搏精神和牺牲精神，也尽最大可能地做到了“国家强盛”与“天皇思想专制”之间的某种平衡和并行不悖。 　　

这是近代日本“天皇专制”之“福”，却根本不是张之洞所能了解到的，更不是张之洞所理解的“专制”。更进一步说，毕竟日本是东方国家，是受中国文化两千年影响的国家，也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如果日本的天皇专制还依然是东方式的专制，或者说还残留着大量东方式专制的细胞，那么，它的专制也是所有东方国家中较为特殊的，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东方专制或中国式的专制。 　　

遗憾的是，以上这种日本式“专制”延续发展的路径，不独张之洞无法洞察，即便张之洞派往日本考察的幕僚姚锡光等人，也无法窥其一二。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维新人士心中，更鲜有人对此有过对比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