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不应问出身

30年前，一本叫作《万历十五年》的著作，引起史学界的震动，到了1990年代，它甚至成为一时纸贵的畅销书。该书将明末这一历史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和典章制度以及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放置在一个年度里面描述，并且使用了类似小说的叙述方式。作者在初版时称，此书的出版是其“数十年海外攻读的一大快事”，而在当时的主流历史学界，震动之余，对它似乎有些不屑。

这种类似小说的文本模式，再加上作者的出身背景，成为行内人士不肯感冒或曰不顾不屑的穴位。

作者黄仁宇，系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哈佛东亚所研究员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退役少校，负过伤，获颁陆海空一等勋章，也有南开大学电机工程专业和中央军校的学历，于是，在主流学界看来，他的出身，总有些说不清楚的含混和暧昧，起码是个异数。

《万历十五年》对大陆读者来说，是一种历史文本新概念的输入，它让历史变得有趣起来（其实历史原本也并非无趣），原来历史是可以这么写的，可以“通俗而有穿透力”，给人以“历史切身感”。其实，这种在当时看来新的文本模式，并非黄少校的发明，而是得自他海外学习研究的经历。其实，海外一些本该十分学术的著作，并不板着高傲的面孔，而是十分注重阅读趣味的调动，或者说，很注重可读性。

与此对照的是，我们这里，甚至许多原本立意“普及”的历史以及非历史文本，不但无疑端着教导人的姿态，还满口所谓的学术腔，尽管这种腔调之下的文本，未必真的多么学术。

无可否认，当下有些学界人士，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喜欢将自己的术业搁置在寻常人看不大明白的神龛里自得其乐，甚至未必得乐，而只是意在构筑一堵门墙，只容人景仰，不容人窥探，仿佛学问就是让别人看不懂。大约这样的学术“建筑学”，道理在于，别人不懂了，就剩下自己懂了；而且自己不懂时，别人也轻易觉察不出来。比起思想张扬的五四时期，当下的某些人学术水平不比那时长进，却端起了十足的架子，远不如那时令人亲近。

老话说，英雄不问出处。学术研究人员的出身又似乎是一个不能轻易忽视的元素。所谓专业与非专业出身之间的区别，大约还是一种客观存在，专业素质之养成，训练与否，的确或有不同。抛开政治意义上的鉴定，学问上的出身，更体现的是尽量不犯硬伤错误的基本功——起码应当如此。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必定都优于未训练者；再落实到学术著作上，这之间的必然性更不是绝对的。所以，不妨借鉴一下政治层面关于出身的著名论断：有成分（出身）论，不惟成分（出身）论。

况且，不同出身的人从事学术工作，未必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非专业出身，可能短缺学术养成的训练，但有未经训练独有的天然禀赋和意外眼光。这种眼光也许未必适合学科论文的课题选择，却未必不适宜学术著作。

至于硬伤，它当然不值得提倡。非专业出身的学者乃至著作未必满身硬伤，即便有，对于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学术体系而言，有硬伤的活力，也好过因循固步的死水枯井。

（作者单位：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