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刘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刘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刘知几《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刘知几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隋书·经籍志》着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应科举进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
《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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