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章士钊〔1〕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3〕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4〕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2〕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章士钊，见本书第516页注〔1〕。

〔2〕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毛泽东在另一封给别人的信中也谈到《柳文指要》，说这部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3〕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4〕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中华智库园（www.zhzky.com）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