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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
和森兄子升〔2〕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3〕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4〕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5〕。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它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6〕，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7〕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8〕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9〕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10〕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它相等的一力去抵抗它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11〕，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哪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12〕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13〕称帝。有袁世凯〔14〕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15〕。章太炎〔16〕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17〕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淞园曾经讨论过〔18〕，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二是“不倚赖旧势力”，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学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粹预备时期。子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挈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湖南运动，2南洋运动，3留法运动，4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一项，我不懂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19〕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升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 泽 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根据《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刊印。
注 释
〔1〕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又名蔡林彬，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早年同毛泽东等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在广州牺牲。
〔2〕子升，即肖子升（一八九四～一九七六），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
〔3〕学会，指新民学会，是由毛泽东和蔡和森、肖子升等发起，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湖南长沙成立的革命团体。毛泽东是实际负责人。学会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一九二○年有一些会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4〕蒙达尔尼会议，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一九二○年七月在法国蒙达尔尼（今译蒙塔尔纪）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
〔5〕原信系从右至左竖写，“如左”即“如下”。
〔6〕迪克推多，是英文“dictatorship”一词的音译。意为专政、独裁。
〔7〕蒲鲁东（一八○九～一八六五），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8〕李和笙，即李维汉，又名罗迈。一九一八年参加新民学会的成立。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六月与赵世炎、周恩来发起组织旅法少年共产党，十月代表少年共产党回国接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信中说到的李和笙关于“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的意见，是他留法期间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一度所持的看法，不久就改变了。一九七九年他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谈到一九二○年下半年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约在八月至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9〕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一九二○年来中国讲学。同年十月曾到长沙讲演。
〔10〕荫柏，即彭璜，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会计干事。
礼容，即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长沙文化书社经理。
〔11〕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原文为：“与学者语，正如扶醉人，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佗卓立中途。”后被朱熹收入《近思录•为学》，作“与贤说话，却似扶醉汉，救得一边，倒了一边，只怕人执著一边”。
〔12〕拿破仑第一，即拿破仑•波拿巴（一七六九～一八二一），法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13〕拿破仑第三，即路易•波拿巴（一八○八～一八七三），拿破仑一世之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
〔14〕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宣布实行帝制，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
〔15〕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段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实行卖国投降政策。
〔16〕章太炎，即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一九○六年加入同盟会，开展革命宣传工作。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一九二四年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专门从事讲学。
〔17〕德谟克拉西，是英文“democracy”一词的音译。意为民主、民主主义。
〔18〕一九二○年五月，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会议，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会议提出新民学会应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
〔19〕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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