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经济思想研究的现状与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      郑吉伟】

    近些年来，斯大林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苏联和东欧剧变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西方学者“反思”和考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必然要研究斯大林及其经济思想。西方学者不仅在《东欧思想研究》（原为《苏联思想研究》）、《批判》、《科学与社会》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斯大林及其经济思想的文章，而且出版了一些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及其经济思想的著作，如A.F.多拉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转变：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1990）、罗伯特. V. 丹尼尔斯的《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1991）、盖尔·斯托克的《从斯大林主义到多无主义》（1991）、亚历山大·达林和贝特兰德. M. 佩特瑙德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992）、希拉·菲茨帕特里克的《斯大林主义：新方向》（2000）、菲利普·布勃耶的《斯大林时代》（2000）、戴维. L. 霍夫曼的《斯大林主义》（2003）、罗伯特·瑟维斯的《斯大林》（2004）、E.A.里斯的《斯大林专制的本质》（2004）等。
    同时，苏联时期大量历史档案解密为西方学者掀起研究斯大林及其经济思想的热潮提供了重要契机。西方国家出于“冷战”或其他方面动机的需要，一直重视并资助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研究，由此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学科“苏联学” （Sovietology）。但是，由于受到来自苏联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限制，“苏联学”的研究成果常常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正如美国学者M.哈根所说：“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许多苏联学家形成一种印象：他们所从事的知识领域被冻结在落后的精神、理论和方法论状态下”，“有关于俄国历史（尤其1917年以后的历史）的学术著作质量低下”。 1989年，苏联开始对党和国家以前的秘密档案进行解密，苏联解体后解密工作进一步加快。1992年3月，原来被视作国家机密的苏共中央档案宣布对所有俄罗斯公民和外国公民开放。运用苏联解密的历史档案并试图对斯大林经济思想进行“新的”解读成为近期西方学者研究斯大林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
    我国学术界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至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学术界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与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思想研究相比，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同时，我国学术界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几十年来，我国出版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千家驹的《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4），熊映梧、王绍顺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为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而作》（1979），许涤新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体会》（1980）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只是斯大林经济著作的一部分或者说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显然不能代替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整体研究，更何况斯大林本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在他提出的论点中“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
    近年来，我国也翻译和出版了一些俄罗斯历史档案文献。以李铁映为主任的翻译出版社委员会从2007年开始翻译和出版由A. H. 雅科夫列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目前已经出版的部分包括五卷本《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2007、2008）、《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2009）、《菲利普·米罗诺夫：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2010）等。李铁映在“卷首语”中说，“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收录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是首次对外公布，“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同时，以沈志华为执行总主编的编委会从2002年起组织翻译和出版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包括数百个专题，达34卷（包括总目录1卷）。当前，充分利用包括俄罗斯档案在内的文献资料，深化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斯大林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长达30年，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经济思想受到西方学者甚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M.C.霍华德、J.E.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专门设立一章“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并认为“不应该轻易否定斯大林的理论探索”。《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斯大林看作“20世纪最为重要、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同时认为“斯大林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在于经济学政策、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模式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我们加强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有大批的理论工作者和全国性的研究会，而且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领域，突出地体现在对存在着争议的历史人物（如第二国际时期的领导人和斯大林）的经济思想研究上。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出现这种局面具有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思想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等社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理论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不能形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具有坚实的文献基础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存在着争议的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
    毛泽东曾经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某些方面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定论”，而这恰恰是我们不断探索的重要方向。
    其次，有助于我们全面而科学地评价斯大林及其经济思想。评价斯大林经济思想是一项十分严肃和困难的任务，需要结合苏联当时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而这些首先要求我们对斯大林经济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存在问题，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初结束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罪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商品经济思想也没有达到列宁的认识高度。事实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应该定位于过渡时期，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就是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下商品和货币的存在问题。
    马克思曾经批判19世纪中期的一些人将黑格尔看作是一条“死狗”，只有批判黑格尔才能算作是哲学家的做法。斯大林一度沦为黑格尔一样的命运，他被看作是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代表，似乎只有批判斯大林的经济思想或体制才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如果全面研究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思想，就会发现斯大林一方面将计划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真正实行计划，另一方面将计划看作是完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目标的手段，需要不断调整。也就是，斯大林既将计划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又将计划看作是经济手段。于是，西方学者出现两种极端的看法：一些学者（如艾萨克·多伊切等）认为斯大林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些学者（如诺夫）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从来没有实行过计划经济。
　　最后，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回应西方学者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看法。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些西方学者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的制约，不能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经济思想。比如，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倒台以及随后出现的俄罗斯经济衰退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根源是斯大林的经济思想和“斯大林体制”。果真如此，那么苏联剧变为什么会发生在斯大林去世近30年之后呢？况且，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个时期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所以，我们需要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正确的评析，从而需要加强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
　　如前所述，西方学者近期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研究一般以俄罗斯解密历史档案作为出发点。美国学者保罗. R. 格雷戈里主编的《斯大林命令经济的另一面：来自苏联国家和党的档案的证据》于2001年出版，近十位学者在该书中分析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思想以及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政策制定的程序和军事经济。2004年，格雷戈里又出版了专著《斯大林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自苏联秘密解案的证据》，详细阐述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积累、工资、计划经济、货币、价格与预算等思想。格雷戈里依据的苏联解密档案看似从客观事实出发，实际上他从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出发对苏联解密档案进行解读。在经济思想史上，人们根据同样的文献或者经济现象做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的例子并不鲜见，因此研究方法、立场在经济思想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评论时仅仅批判西方学者具有意识形态偏见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以苏联解密档案为基础对斯大林经济思想进行新的解读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