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1]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

人们往往估计不足。我就犯过这样的毛病，有时估计过高，有时估计不足。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欧洲的革命要来了，结果革命没有到来，一直等到恩格斯逝世后二十二年才爆发了十月革命。列宁也是估计不足，他认为就要发生世界革命，但匈牙利的革命、德国的革命都垮了台，波兰的革命也没有取得胜利。后来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托洛茨基^[2]派对此没有信心，他们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而斯大林及和他在一起的同志们则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于是全党就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结果，全党承认在一国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样才有了信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要革命就要好多国家同时进行，并且还要在资本主义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事实的结果并不是如此。西方的文明国家到现在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首先胜利的却是经济落后的俄国，更落后的中国也取得了胜利。

中印两国有两个特点：一是穷得很，二是不识字的人多。对这两点也要加以分析，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不好的，落后、贫困当然不好。西方国家对我们很傲慢，看不起我们，说我们生活水平低，贫困、愚笨。我们承认这些，他们说得对。我们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能比得上西方国家工人、农民的生活及文化水平吗？他们也说亚非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好，因为亚非国家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和财富赶不上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从这一方面来说是不好的，即所谓落后国家，不发达的国家。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一方面西方国家是看不到的，就是穷的人、不识字的人要革命。谁把英帝国主义从印度赶走呢？是印度人民。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呢？是中国人民。

蒋介石等四大家族^[3]集中了中国最大的财富，文化水平也高（当然只有唯心论的一套）。在蒋介石手中掌握了武装力量，有四百万军队，还有一点空军和坦克。在一九四六年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只有九十万军队，连一点空军、一点坦克都没有。他们后面还有一个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帮助，而我们毫无帮助。那时我们只有被分割、被包围的十几个根据地，人口只有九千万，而他们却有四亿多的人口。我们没有大城市，只有像延安那样的小城市。延安只有七千人。我们同他们打了三年。开头一年，他们占领了我们的延安，还占领了我们大部分县城。我们有计划地撤退，使他们的军队分得很散，分散在四面八方。一年后，我们开始反攻。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几个指头去吃掉他们的一个指头。我们撤退的时候，军队没有损失。当我们反攻时，集中几个指头吃他们一个指头，一个指头被我们吃掉了，蒋介石发现他只剩下九个指头了。我们按照同样的战略方针又吃掉他们一个指头，他们只剩下八个指头了。于是照样再吃一个，又吃一个。最后，他们只剩下四个指头了。但是，那时他们还很厉害，战斗力很强。一九四八年冬和一九四九年春，在三大战役中，他们大多数指头被吃掉了，只剩一个指头了。他们说要讲和，好像共产党是好战的。共产党也爱和平，让他们派代表来北平进行谈判。谈了一两个月，达成了协议，他们代表团里十几个人都赞成协议。至于签字，他们便要向南京请示。协议的条款规定战犯要捉起来，第一名战犯便是蒋介石，他们的军队要改编，政权要交出来。蒋介石一想不能签字，那时他又不爱和平了。在他拒绝签字的那天晚上，我们的军队便渡过长江。那时中国人民讲，不是共产党不要和平，而是蒋介石不爱好和平。

至于现在的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台湾好不好？有两个办法，一为和平解放，一为武力解放。我们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但是我们天天在广播：和吧，我们都是中国人，过去又是朋友，你们被美国欺侮也不好。结果他们不来。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也打不成，和也和不成。他总是要打，但是连一个兵也不敢派上岸。他喊要打便于向美国要钱。我也打不成，因为那里有水，我们的军队是在陆地上作战的，不是在水上作战的。除此以外，台湾有美国另加蒋介石。我们还是要说和，美国怕我们“冒险”打过去，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说我们来谈吧。那好，谈便谈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美国驻捷大使，我们的谈判代表是我驻波大使。他们两人已谈了两年多了。两国大使乘同一架飞机去日内瓦，又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他们各自的工作地点。大约要谈一百年吧！

二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完全不能得到人民的同情。蒋介石要打我们，但全国人民却不要战争。我曾去过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会谈，周恩来也跟他们进行谈判，后来在南京又谈。先后谈了一年，并且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协定。这些都是从达到战略目的的策略观点出发的。策略是：由于人民要求和平，不喜欢蒋介石，但对他还有幻想，而对共产党还不了解，我们必须提出和平口号，让人民清楚地看到谁要和平，谁撕毁和平协定，谁对把全国人民投入战争负责。于是人民便觉悟起来，一致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的军队也不想打仗，不然我们的武器从哪里来呢？

在我们的宣言中，提到和平过渡还是战争过渡的问题。宣言里有一长段讲争取和平过渡，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广大人民不想打仗，要和平。假如我们共产党人天天讲要打，要用暴力推翻政府，那么我们便会脱离群众，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和平。这样做的目的是逐步地使群众觉悟起来，这是一只手。一个人总是有两只手的，还有一只手，那就是后面写的一段，假如资产阶级要使用暴力，那么无产阶级便被迫使用暴力。这个口号是作为防御口号提出，你先打我，我才打你。如果资产阶级不使用暴力而让出政权，那是谢天谢地。但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里，当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我们还有一只手。我们事先有准备，你先打我，我便打你。那么谁还能说共产党人是好战分子，不人道呢？同时，由于我们有准备，在精神上使自己决不解除武装。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决不相信资产阶级会自愿地退出政治舞台的，当我们要它命的时候，它便不干了！什么叫要它的命呢？那就是取消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便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

三

我们很多同志仇视蒋介石，相信还是做国民党普通党员的工作好。这个问题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我们才懂得，你不把蒋介石搞好，怎样能把国民党普通党员搞好呢？因为普通党员还是听蒋介石的话的。于是我们和蒋介石达成抗日协定，并且还声明在蒋介石领导下抗日。我们说，我们赞成三民主义，声明三民主义是现阶段革命所必需，共产党人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我们声明共产党人并不放弃我们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但是现阶段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情，于是他们也就不怕了。我们的军队由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换军服，换帽子，主要是换帽徽，由五角红星的帽徽改成青天白日的帽徽。同志们死也不戴，甚至痛哭流涕。我们向他们说：没有对反革命的仇视，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你们不想换帽徽便是保卫革命，这是很好的，我们要向你们致敬，但是帽子还一定得换。我们说服战士们放弃工农红军的军帽，以便于与国民党一道打日本。拥护蒋委员长^[4]抗日，实现三民主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换军帽这一套，是策略，是为达到战略目的的策略。这样我们便壮大起来了。王明路线的错误使我们的军队由三十万人减到两万人，我们运用以上所讲的策略再由两万人发展到九十万人，这就为夺取政权准备了条件。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便取消青天白日帽徽，把八路军、新四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到现在还是叫人民解放军。这一套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你们那里既没有工农红军，也没有换军帽的问题，但是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比如，划一个圆圈，它并不是直线而是弧形的，但是把圆圈切开来，每一份都是直的。两点之间只有一条最直的线，这是几何学上的原理。这一原理是对平面说的，而不是对球面说的。球面则不同，在球面上可以有许多线都是直的。地球上的经线不是都相等吗？我们必须懂得平面，同时也必须懂得球面，要懂得平面与球面的统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托洛茨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3]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统治集团。

[4]蒋委员长，指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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